发表于2024-11-11
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 春之卷 总第8卷)
定价:68.00元
作者:罗家祥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8-01
ISBN:9787568032995
字数:
页码:254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春之卷 总第8卷)》是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的大型学术集刊,除了国学院同人自己的代表作,还兼收海内外学术名家的佳稿,年代跨度上起秦汉,下迄代,内容涉及中国史、中国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和语言史等。
目录
转型与坚守:晚清以来蜀中学人的经学本位观
从《礼运·大同》看我国古人“至公”的政治伦理视域
圣统与路径:孟子与《春秋》经学的建构
韩门师友弟子考索
论谢省与“茶陵诗派
国学特征的史学折射:《清实录》修纂主题论析
杨守陈九经《私抄》的撰著背景及用意
晚明徐学聚《历朝珰鉴》补论
革命与学术:《国粹学报》的救国理念
秦代家庭中两再评估——以出土文献为中心
东方朔双面人格形成原因探讨
褚少孙与《东方朔传》
“约法三章”与楚汉战局
张良“道引不食谷”的根源探究:以《史记》与马王堆帛书互证
《后汉书·独行列传》解读
从党锢文士到骖乘文人:建安七子的“慷慨悲歌
略论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变迁
论北宋后期六十年的改革
《须知》与宋代社会
论两宋官方祭祀程婴、公孙杵臼的活动——基于政治意涵的探讨
元朝的医学教育
富于洞见,引人深思——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评介
作者介绍
文摘
《国学研究丛书:华中国学(2017年·春之卷 总第8卷)》:
一 圣统与经学建构:“辟墨”背景下的孔子作《春秋》
对于孟子及其时代来说,作为经学的《春秋》该如何建构呢?建立以孔子为核心的圣人系统,从而赋予《春秋》绝大的思想,是首要选择。这种知识路径的产生,固然在于:一、中国经学在资质上本就依托于“圣人”,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圣人崇拜是经学发生的必要前提,‘经’总是与‘圣’有关的。”二、就更直接的知识挑战来看,在稷下争鸣,尤其是与墨学相抗衡的过程中,建立孔子圣统,并由此达成《春秋》的经学正当性及性,是一种迫切的现实要求。下面,具体论之。
(一)“辟墨”与道统:孔子作《春秋》的经学意义
由特定视角来看,经学之所以为“经”,的源点来自于所谓的“圣人”。古人相信,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本,它承载了“圣人”的思想与事迹,通过对它的解读与衍伸,可以建立起无上的价值坐标,从而达成“传道”及指导现实的思想任务。而在经学系统的圣人之中,孔子无疑是中心人物。从意义来说,没有对孔子的圣化,就没有儒家经学。
然而,这种理念的产生与接受,不仅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更遭到了其他学派,尤其是墨家的全力驳难。以孟子及《春秋》学的建构为界,此前,孔子的圣化不仅遭遇到墨学的反击,而且在“非儒”中,力图将孔子从《诗》、《书》等“圣王”典籍中排摈出去。而自孟子出,因道统理论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更直接确立了《春秋》学的地位。由此,孟子对孔子的圣化,不仅关系着《春秋》的经学建构,在儒家经学的确立上亦为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很自然的,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随的是对墨家的极力反击,即所谓“辟墨”。为此,《孟子·滕文公下》载有一段孟子的重要论述,他先是从大禹治水、周公平定天下及孔子作《春秋》谈起,对他们的功业大为赞赏,同时,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深恶痛绝,他表示,自己要“距杨墨、放淫辞”,从而继承与发扬大禹、周公、孔子的“先圣之道”。
然而,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就孟子距杨墨来说,他距的主要是墨而不是杨。”对于思想及知识话语权之争,孟子的“辟墨”,其核心是对经学及圣人资源进行争夺,并以孔子为集矢点。众所周知,经学直接关联着儒家与孔子,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为一般认识。《墨子·公孟》载:“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是孔子当圣王。”由此可见,到了墨子时代,时人在推崇孔子圣性之时,已经将其与传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经学尚未完全定型的战国早中期,墨家却对这一资源开始了挑战与争夺。从而出现了有学者所指出的周秦时代“儒家、墨家孕育各自的经学。”而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非儒”的墨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与儒家不同的圣人谱系,二是力图排斥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可注意的是,在孔子进入经学系统之前,这一圣人谱系又可分出两大序列,一是尧舜至周文、武,二是周公。具体说来,在六经系统中,《诗》、《书》所反映的,是前者的“陈迹”,礼、乐则明显地与周公有关。至于《易》与《春秋》,在与孔子发生关系前,也直接关联着周公。《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赴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之后感慨“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我们知道,孔子为欣赏的政治家就是周公.恢复周公礼制是他的一大梦想。毫无疑问,站在儒家立场,经学中的圣人在孔子时代,当由尧舜直至周公,而在孔子殁后,门徒们则开始将其增添到这一序列之中。反观墨学,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有力的反对派,本出于儒家,而其对儒家的反戈一击,原点乃在于对儒家礼乐的强烈非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以,它们不仅反对儒学与孔子,也连带对周公及其礼乐制度大为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墨家的经学建构中,《易》与《春秋》不仅不会成为基本典籍,礼、乐更被排斥在外。这样,只有《诗》、《书》成为了儒、墨的共有资源。为此,王国维指出:“《书》与《诗》又为儒、墨公共之学。”
然而,虽“学”有“公共”,却异点极多。其中关键的乃在于,墨学力争周公之前的圣人话语权,将孔子排斥于圣统之外,同时试图建立起自己与圣王的道脉联系。所以,翻检《墨子》,可以看到,虽也承认“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公孟》),但这是在经学系列之外的低层次体认。在援引《诗》、《书》及论证己说时,只有“尧舜禹汤文武”频繁出现,《兼爱下》称其为“先圣六王”,他们拥有无上的。与此同时,一方面,将《诗》、《书》视为“先王之书”,剔除孔子痕迹,切断孔子与“先王”的内在联系,从而圣王是圣王,孔子是孔子,使后者毫无圣性可言。另一方面,在作为墨学立论基础的“三表法”中,理论首要的就是所谓“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非命上》)。循着这样的知识理路,墨学俨然成了传经之学,而此经就是以《诗》、《书》为核心的典籍,它们是“先圣六王”之“陈迹”,墨学在获得它们解释权的同时,隐然成为圣王思想的世间传承者与代言人。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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