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名人傳》作者羅曼·羅蘭,一百年多前,羅曼·羅蘭在英雄主義精神的激勵下,先後寫瞭貝多芬、米開朗琪羅和托爾斯泰三大巨人的傳記,貝多芬一生備受疾病、貧睏和失戀的摺磨,但他始終不懈地抗爭,並且一直保持著對音樂的激情;米開朗琪羅忍受瞭病弱以及所有的刁難和盤剝、兢兢業業、醉心於雕塑創作;托爾斯泰總在熱心實踐自己的理想,又總是懷疑和質問自己的理想,不斷的衝撞和求索成就瞭一代文學巨匠……。
內容簡介
《名人傳》是法國傑齣的現實主義作傢、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羅曼·羅蘭所著的《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三部傳記的閤集,是世界傳記文學作品中的典範之作。書中著力刻畫瞭三位藝術巨匠在憂患睏頓的人生徵途上曆盡苦難與顛躓而不改初衷的心路曆程,凸現瞭他們崇高的人格、博愛的情感和廣闊的胸襟,為人們譜寫瞭一闋氣勢恢宏、震撼人心的“英雄交響麯”。
你瞭解羅曼·羅蘭的生平與創作嗎?《名人傳》是法國傑齣的現實主義作傢、諾貝爾文學奬獲得者羅曼·羅蘭所著的《貝多芬傳》、《米開朗琪羅傳》和《托爾斯泰傳》三部傳記的閤集,是世界傳記文學作品中的典範之作。羅曼·羅蘭在作品中著力刻畫瞭三位藝術巨匠在憂患睏頓的人生徵途上曆盡苦難與顛躓而不改初衷的心路曆程,凸現瞭他們崇高的人格、博愛的情感和廣闊的胸襟,為人們譜寫瞭一闋氣勢恢宏、震撼人心的“英雄交響麯”。
自十九世紀以降,英雄主題在法國文學中已日趨式微,至二十世紀則近乎絕跡瞭。從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人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僡縮愈小:文藝復興時期是頂天立地的“巨人”;啓濛時代是叱吒風雲中的大寫的“人”;十九世紀前期,在司湯達、巴爾紮剋、雨果等作傢筆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齣類拔萃的人;十九世紀中期的福樓拜則主要描述平庸的人;十九世紀後期,從自然主義流派開始,更多的是描寫病態、醜惡甚至動物性的人。
作者簡介
羅曼·羅蘭(1866——944),法國作傢,代錶作有《約翰剋利斯朵夫》《母與子》《哥拉·布勒裏翁》及《名人傳》三篇。
《名人傳》是羅曼·羅蘭為三位舉世聞名的文學藝術大師譜寫的英雄史詩第一化是身患殘疾,孤獨貧睏,從未享受歡樂,卻創造瞭歡樂奉獻給全世界的作麯傢貝多芬;第二位是生於憂患,受盡磨難,給人類留下不朽藝術品的雕塑繪畫大師米開朗琪羅;第三位是不肯安於富貴,願為天下黎民獻身的俄羅斯小說傢托爾斯泰。
較之常人,社會和自然並未給予偉人們更多惠顧,生活對他們而言往往是一場無休止的搏鬥。憑著堅強的毅力,他們勇於承受磨難,勇於挑戰睏難,終於攀登上生命的巔峰。作者試圖通過偉人們的故事,嚮讀者傳送英雄的氣息,鼓起人們對生活的信念和自強不息的勇氣,努力做一個無愧於“人”的稱號的人。
內頁插圖
目錄
捲首語
貝多芬傳
米開朗琪羅傳
引言
米開朗琪羅
上篇 搏鬥
一 力
二 力的崩潰
三 絕望
下篇 放棄
一 愛
二 信念
三 孤獨
尾聲
死
這就是他神聖的痛苦生涯
托爾斯泰傳
精彩書摘
上篇 搏鬥
一力
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他齣生在加森汀省的卡普雷塞鎮。崎嶇不平的土地,“空氣清純”,到處是岩石和山毛櫸,遠處聳立著亞平寜怪石嶙峋的山脊。離此不遠便是弗朗索瓦·達西斯看見基督在阿爾維尼亞山上顯聖的地方。
他父親是卡普雷塞和丘烏西的最高行政官,是個性情暴躁、焦慮不安,“敬畏上帝”的人。米開朗琪羅六歲喪母,留下他們兄弟五人:利奧納多、米開朗琪羅、博納羅托、喬凡·西莫內和吉斯濛多。
他幼時寄養在塞蒂雅諾一個石匠的妻子那裏。後來,他打趣說,皆因吃瞭這個乳母的奶,他纔選擇當雕塑傢。傢人將他送進學校,但他在學校裏一心一意畫畫。“為此,父親和叔伯們認為他沒齣息,經常狠狠地揍他,因為他們討厭藝術傢這個行業,覺得傢裏齣瞭個藝術傢是一種恥辱”。就這樣,他從小便備嘗人生的無情和精神的孤獨。
他的執著戰勝瞭父親的頑固。十三歲就進當時佛羅倫薩最大也最正規的多梅尼科·吉蘭達約畫室學藝。他最早的習作便獲得極大成功。據說連他師傅也嫉妒他。一年之後,兩人便分道揚鑣瞭。
此時他已厭倦繪畫,而心儀另一種更壯美的藝術。他轉學到洛倫佐·德·梅迪契在聖·馬可公園開辦的雕塑學校。這位王公賞識他,讓他住到王宮裏,和自己的孩子們同席。就這樣,他一下子置身於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心髒,為古代的珍藏品所環繞,沐浴於偉大的柏拉圖派藝術傢——如馬西利奧·菲奇諾、貝尼維耶尼、安琪·波利齊亞諾等——營造的博學多聞和詩情畫意的氛圍中。他醉心於他們的思想,呼吸著古代的氣息,懷古之情也油然而生,他成為一位崇尚希臘文明的雕塑傢。在“非常疼愛他”的波利齊亞諾指引下,他雕瞭《馬人與拉庇泰人之戰》這組雕像。
前言/序言
“打開窗子吧!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讓我們呼吸英雄的氣息。”——這是羅曼·羅蘭(1866—1944)在《名人傳》捲首語中開宗明義的一句話。或許,這也是他為自己全部作品所作的詮釋。
自十九世紀以降,英雄主題在法國文學中已日趨式微,至二十世紀則近乎絕跡瞭。從文藝復興到二十世紀,人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愈縮愈小:文藝復興時期是頂天立地的“巨人”;啓濛時代是叱吒風雲的大寫的“人”;十九世紀前期,在司湯達、巴爾紮剋、雨果等作傢筆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齣類拔萃的人;十九世紀中期的福樓拜則主要描寫平庸的人;十九世紀後期,從自然主義流派開始,更多的是描寫病態、醜惡甚至動物性的人。愈走嚮世紀末,文學上的頹靡之風愈盛,人的形象也愈來愈猥瑣、渺小……在這樣的背景下,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於一九。三年麵世時,真仿佛是奇峰突起,使人們的精神為之一振。
羅曼·羅蘭的文學創作由戲劇①發端,讀者觀眾反應平平,沒想到《貝多芬傳》這本三萬來字的小冊子突然為他贏得瞭文學聲譽。接著,他又陸續發錶瞭《米開朗琪羅傳》(1906)、《托爾斯泰傳》(1911)和《甘地傳》(1924)。同樣的英雄鏇律,在他以畢生心血澆鑄的兩部長河小說《約翰·剋利斯朵夫》(1903—1912)和《母與子》(1922—1933)中得到瞭更豐滿、更深入的發揮,作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主要便是由這兩部長河小說奠定的。而他那部精美俏皮、文采齣眾的中長篇小說《哥拉·布勒尼翁》(1919),在成功刻畫法國高盧民族健全的理性和特殊精神氣質的同時,同樣給小說主人公注入瞭堅強且富有生命力、創造力的靈魂。
顯然,羅曼·羅蘭所說的英雄,並不是走遍天下無敵手的江湖豪傑,也不一定是功蓋韆鞦的大偉人,甚至不一定是個勝利者,但他們肯定具有一種內在的強大生命力,使他們在任何逆境中都不放棄奮鬥;他們飽經憂患,曆盡艱辛,卻始終牢牢把握著自己的命運,以頑強的意誌去戰勝一切睏難,竭盡努力使自己成為無愧於“人”的稱號的人。
何謂英雄品格,怎樣纔算無愧於“人”的稱號?按羅曼·羅蘭的觀念,首先就是有百摺不撓的進取精神,亦即他所說的大江大河般①奔騰不息的強大生命力②;二是永遠保持人格的尊嚴,恪守個性的獨立,既不屈從於強權,也不盲目地隨大流;三是具有關懷人、愛護人的博愛精神,甘心為人類的福祉奉獻自身。他為之立傳的貝多芬、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是這樣的人,約翰·剋利斯朵夫③和安乃德是這樣的人,甚至那位錶麵上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高盧木匠哥拉·布勒尼翁,骨子裏也潛藏著這種大災大難壓不垮的英雄素質。
羅曼·羅蘭的英雄理想,究其實仍是文藝復興以來人本主義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揚④。五百年來的歐洲曆史錶明,作為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基礎的人本主義,對歐洲曆史的飛躍曾起過難以估量的作用。在停滯不前的中世紀,統治歐洲達韆年之久的基督教文化,以“原罪”說⑤束縛人的靈魂,讓人們相信自己生來是為瞭“贖罪”,隻有通過現世的懺悔、苦修和受難,求得上帝的寬恕,死後纔能升入天堂,獲得永生的幸福。“神”的統治窒息瞭人的自我意識,把天地萬物中最富創造力的生靈,變成消極無為,聽憑命運擺布的可憐蟲。直到十五、十六世紀,隨著古希臘、羅馬文化的被發掘,人文主義思想傢在復興古代文化的口號下,提齣瞭“人為萬物之本”的新觀念,纔啓動瞭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些思想敏銳、纔華齣眾的知識巨人,以新興階級的青春銳氣,大膽地以“人本”觀念取代“神本”觀念,以“人”來對抗“神”;他們歌頌人的力量、尊嚴與價值,鼓吹獵取知識、發掘人的聰明纔智,提倡進取精神、創造精神和開拓精神,以推動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
如果說,文藝復興還隻是“人”的意識的初步覺醒,矛頭僅僅指嚮教會的“神權”統治,那麼,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十八世紀的啓濛運動,則是對封建時代整個上層建築的全麵宣戰。啓濛時代的思想傢們提齣“天賦人權”的口號,將矛頭直指君主專製製度和貴族僧侶的特權,他們以“理性”為武器,批判一切宗教偏見和迷信,把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的權力歸還給“人”自身。應該承認,沒有“人”的思想解放,就沒有現代生産力的解放,沒有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就無法解釋近二三百年來歐洲曆史的飛躍發展。時至今日,個人的尊嚴感和價值理念,仍是西方社會促進生産力發展的一種活躍的精神因素。在他們的觀念中,工作上的責任心是自尊心的體現,一個人的創造性是他自身價值的體現,而現代科技的進步,則有賴於每個人的潛能及價值的充分發揮。
然而隨著資産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金錢取代“神權”和“君權”成為主宰一切的力量,在推翻封建製度的漫長過程中形成的一整套非常革命的觀念,與革命後建立的新製度形成瞭尖銳的對立。正當人們試圖嚮新製度索取“理性王國”曾允諾的一切權利時,卻發現無比高貴、尊嚴的“人”正在淪為“商品”;所謂“自由、平等、博愛”,在實踐中隻能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角逐。幻想破滅瞭,人們發現自己孤立無援地置身於一個以金錢為杠杆的動蕩不寜的社會。而且資本主義秩序愈是鞏固,人們感到距離“人”的理想愈遙遠,“人”愈來愈失去自己的本質,變成瞭物的奴隸。文學作品中“人”的貶值,恰是現實社會中這種異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惟其嚮往崇高,纔痛感其醜惡渺小;惟其企盼有所作為,纔痛感自身的無能為力。可是消極、頹廢畢竟不是齣路,於是羅曼·羅蘭試圖以他的《名人傳》給人們傳遞英雄的氣息,鼓舞人們恢復對生活的信念和奮鬥的勇氣。
羅曼·羅蘭想要告訴人們,任何成就都伴隨著艱辛的拼搏和痛苦的考驗,他為之作傳的這些人,“他們的偉大固然來自堅強的毅力,同時也來自所經曆的憂患”。他告誡人們:“不幸的人們啊,切勿過分怨天尤人!人類最優秀的人物與你們同在。從他們的勇氣中汲取營養吧!”
事實的確如此,古往今來許多大有作為的人,並不曾從社會或自然那裏得到任何特殊的惠顧,從來不曾有一位好心的神明為他們安排通嚮勝利的坦途。相反,不公正的命運常常給他們設下種種意想不到的障礙。貝多芬齣身貧寒,十三歲輟學,十七歲挑起整個傢庭的生活重擔,二十五歲時他剛剛在樂壇嶄露頭角,耳朵又開始失聰。這種對音樂傢而言十分緻命的疾病給他帶來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誰能想到他那些不朽的傳世之作,絕大部分竟是耳聾以後寫成的。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不幸的,由於貧窮和殘疾,他的感情生活充滿瞭淒苦和遺憾……盡管他的天纔徵服瞭全世界,盡管維也納的精英人物將他視為國寶,盡管皇親國戚在他麵前都會禮讓三分,他的生活境況卻沒有多大改善。他嘔心瀝血創作的樂麯,常常拿不到分文報酬。全世界都在演奏他的作品,而他為齣版這些作品反倒欠瞭齣版商許多債。不錯,他的藝術是無價的,於是人們慷慨地用掌聲和歡呼酬謝他,卻沒想到他的鞋子破得上不瞭街……然而所有的磨難隻是使他變得更加堅強:他痛苦,卻不肯屈服於命運;他貧窮,卻既不趨炎附勢,亦不迎閤潮流,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他孤獨,卻能以熱誠的赤子之心愛人類;他從未享受歡樂,卻創造瞭歡樂奉獻給全世界。他終於戰勝瞭!戰勝瞭疾病,戰勝瞭痛苦,戰勝瞭聽眾的平庸,戰勝瞭所有的磨難和障礙,攀登上瞭生命的巔峰。第九交響樂在維也納首演時,聽眾如醉如癡,許多人都流瞭淚,演齣結束,掌聲雷動,當他轉身麵嚮聽眾,全場突然起立,揮動帽子嚮他緻敬,場麵之熱烈,恍如暴動。
米開朗琪羅看上去比貝多芬幸運,他既無殘疾,也不貧窮,他齣生於佛羅倫薩頗有聲望的市民傢庭,從小接受精英階層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藝術功底,然而他在精神上也許比貝多芬更受摺磨:他的祖國多災多難,他眼見外族入侵,人民受奴役,自己的作品毀於戰亂,共和主義的理想也化為泡影;他和貝多芬同樣孤獨一生,沒有妻兒,沒有愛情,他的傢族不曾給他任何溫暖,隻想從他身上榨取利益;他到處遭遇嫉妒和傾軋,在同行中很難遇上知音……更可悲的是,他的處境與奴隸相差無幾。貝多芬至少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不依附任何人,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米開朗琪羅卻沒有自由,他不得不依附他所不願依附的教皇,①不得不為教皇們的光榮勞碌終身。當然,教皇們並非一無是處,至少他們承認他的天纔,且不止一次保護他的藝術免遭破壞,可是他們剝奪瞭他的自由,拿他當牛馬般使喚,他一輩子都像拉磨的驢一樣拴在教皇的磨坊裏,七十餘歲高齡還得爬上腳手架作畫……
如果米開朗琪羅沒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也許他就不痛苦瞭,就會以受教皇賞識為榮瞭。然而他是沐浴著文藝復興的春風長大的,沒有人比他更深刻地領悟到這場思想運動的精髓,他比同時代的藝術傢更不滿足於宗教藝術,更醉心於錶現人的力量、尊嚴與意誌。②他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之一,他的藝術理想也是巨人式的。他想要製造山一般的巨型作品,甚至想把一座山頭雕刻成俯瞰大海的人像。這就決定瞭他和那些隻關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教皇們永遠不能達成一緻,決定瞭他將終生為理想無法實現而痛苦。
托爾斯泰的情況完全不同,他是名門貴族,地位優越,衣食無憂,既不需依附任何人,也不必像貝多芬和米開朗琪羅那樣終日勞碌;他身體健康,婚姻美滿,有深愛他的妻子和可愛的孩子;他有很高的文學天賦,幾乎沒有經曆過艱難的習作階段就獲得瞭成功……總之,在一般人看來,他是個“什麼也不缺”的人,然而他的痛苦恰恰由此而生。他衊視已經擁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文學聲譽,惟獨渴望擁有他所未知的——生命的真諦,於是他以畢生的精力去求索、去探尋。多少和他地位相當的人都活得誌得意滿,惟獨他苦惱不安。旁人眼裏的幸福生活非但不能給他帶來幸福感,反而成為他精神上的沉重負擔。他對城市貧民的淒慘處境感到震驚,為農民的貧睏和愚昧而痛苦,因自己不勞而獲的優裕生活而愧疚,為難以擺脫傢庭的羈絆而煩惱……他若像旁人一樣心安理得地享受命運的安排,也許就沒有煩惱瞭,然而托爾斯泰的偉大就在於不肯安享富貴,不肯虛度年華,他想要通過造福於人類來實現自身的生命價值,於是煩惱接踵而至:他因批判教會的謬誤,弘揚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能見容於東正教教會,受到開除教籍的處分;他因執著於自己的信念而受到來自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方麵的壓力,甚至得不到親人的認同和理解……
羅曼·羅蘭說得不錯:“生活是嚴酷的,對那些不安於平庸的人說來,生活就是一場無休止的搏鬥,而且往往是無榮譽無幸福可言的、在孤獨中默默進行的一場可悲的搏鬥。”
羅曼·羅蘭還想告訴人們,英雄並非沒有弱點,也並非無往不勝,——畢竟他們是人,而不是神——但這無損於他們的偉大。米開朗琪羅有許多弱點:軟弱、多疑、優柔寡斷,做事常常有始無終,不止一次屈服於強權……他不屬於貝多芬那種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羅曼·羅蘭認為他的悲劇是性格悲劇,其實不盡然,他的弱點有更深層的社會曆史原因。他身處兩種文化的交匯處,以他的聰慧和敏感,不可能意識不到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及其與政治鬥爭的緊密聯係。人文主義無疑符閤他的天性,是他發自內心的信仰,這從他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齣來(特彆是他在教皇下達的任務之外製作的那些帶有異教色彩的作品);但他也沒能掙脫宗教思想的束縛,和其他許多人文主義者一樣,他對“神權”並非沒有忌憚心理,何況以五百多年前的科學水平,要擺脫對神的敬畏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處於兩種意識形態的爭奪之中,終生為矛盾心理所糾纏,他的神經質,他的遲疑、搖擺、迷信、恐懼不安……都和這一背景有關。①
米開朗琪羅的本質性格其實是驕傲自信而且固執的,他為維護自己的尊嚴,不止一次與教皇發生正麵衝突。他的軟弱並非缺乏主見或判斷力,而是不能超脫現實的利害關係。他的傢族觀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思想和“長子”的責任感,使他不能置身傢性命於不顧,這就決定瞭他在關鍵時刻必然會逃跑,或者選擇明哲保身,嚮權力屈服。他計劃中最偉大的作品都半途而廢,並不是他沒有足夠的耐心,而是他永遠受著在任教皇的轄製,上一屆教皇下達的任務還沒完成,這一屆教皇又十萬火急地要他接受彆的任務。他一生都在超負荷地工作,還時時刻刻為他那些沒有完成的作品遭受良心的譴責。所以,與其說他是性格悲劇,不如說是時代的悲劇。特定的時代條件成就瞭他的偉大,卻也限製瞭他天纔的發揮。人是很難超越時代的,觀念的更新也不是一次思想運動的衝擊所能完成。盡管他到晚年已成為文藝復興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位藝術大師,其權威無人能與之挑戰,他在上帝麵前卻總是惴惴不安。他越來越虔誠,他七十多歲接受聖彼得大教堂總建築師的任命時,堅決拒絕一切薪酬,因為他認為這是為神服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盡管米開朗琪羅有這樣那樣的弱點,盡管他沒能實現自己最宏偉的計劃,可誰也不能否認他的藝術代錶瞭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人文精神:他在《大衛》身上,錶現瞭人的理想(這尊氣概非凡的人像,無疑是人的力量、尊嚴與意誌的化身),在《摩西》和《奴隸》身上,錶現瞭人和命運的抗爭;他的西斯廷教堂天頂畫《創世記》中,被逐齣樂園的亞當絲毫沒有對“原罪”的負罪感;他的《最後的審判》,以悲壯的場景刻畫瞭人類的痛苦和掙紮;他為洛倫佐·梅迪契和尤利烏斯二世製作雕像時根本不考慮是否像他們本人,而隻是用來錶現他所想要錶現的東西——行動和思想;他的《晨》、《晝》、《暮》、《夜》無比精妙地錶現瞭人的苦惱和感情……有瞭這些震撼人心的不朽豐碑,誰還會去計較他的軟弱和恐懼呢?應當承認,他在藝術追求上,還是勇敢而且頑強的,哪怕民眾往《大衛》身上扔石頭,哪怕他的《最後的審判》被指控為“路德派的垃圾”,他都沒有作絲毫讓步。在這方麵,他和貝多芬一樣從未放棄自己的信念。如果說他在藝術上常有舉棋不定的時刻,常常質疑和否定自己,那可不是因為在藝術上缺乏自信,而是由於他總是無止境地追求完美,由於總有新的創意在他的頭腦中産生。藝術是他的偶像,他願意為之付齣一切,他固然有驚人的天賦,但我們讀瞭這本小書後會明白,為瞭藝術他曾經曆過多少磨難、多少挫摺,作過何等艱苦的登攀!五六百年前藝術傢的工作條件,今天的藝術傢們是想象不齣的:為瞭運送他精心挑選齣的石料,米開朗琪羅不得不親自開山築路;為瞭繪製壁畫,得首先摸索各種用料的配方;為瞭鑄造銅像,得從頭開始學習煉銅;為瞭掌握人體的結構,他用屍體來研究解剖學①,且為此纍得大病一場……他也許有時軟弱、膽怯,而在藝術探索上,他是勇氣十足的,什麼也沒能難倒他。
米開朗琪羅不是完人,而作為藝術傢,他是人類的驕傲。
托爾斯泰人格的高尚是眾所周知的,他敢於挑戰一切權威,對沙皇也不曾筆下留情;他絕不盲從、迷信,敢於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一切:他敢於堅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哪怕為此受到孤立……但他也有弱點,他的知識和視野受到停滯落後的俄國鄉村生活的局限,自己卻渾然不覺,這就大大妨礙瞭他對事物做齣正確的判斷。他對現代科學的發展幾乎一無所知,卻輕率地把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本質、數的理論、動物化石等對人類社會有重大意義的研究,統統斥為“無聊”;他根本不理解文藝復興運動喚醒人們的“自我”意識,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多麼重要,所以對米開朗琪羅的作品無動於衷,把莎士比亞貶得一文不值;他體會不到人類為瞭生存、發展,需要以怎樣的毅力去奮鬥、去拼搏,以緻貝多芬那種充滿戰鬥激情、催人奮發嚮上的音樂讓他驚愕和反感,他不去批判靡靡之音,反倒把貝多芬當做洪水猛獸……總之,他意識不到自己知識結構的缺憾,往往武斷地否定自己所不瞭解的一切。這樣的固步自封使他無法通過學習把握較科學的曆史觀,無法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成一個較客觀、較真實的概念。
在托爾斯泰的思想體係中,評斷事物的惟一標準就是“道德”,即愛心、真誠和善良。隻要符閤他的道德準則,再平庸的作品或人都會受到他的贊揚;而對俄國曆史起過重大推動作用的彼得一世,在他眼裏便隻是一個品質惡劣的小人,至於其改革給俄國帶來的進步,他則根本不予承認。他曾兩度訪問歐洲,對歐洲的進步同樣不屑一顧,僅僅在巴黎觀看瞭一次死刑犯的處決,便宣布“對進步的迷信純屬虛妄”。不錯,托爾斯泰真誠地希望社會日益完善,對俄國民眾的悲慘處境由衷地感到憐憫和同情,但他既不滿現狀,又懼怕社會動蕩,他對經濟的變革心存恐懼,對任何一種改革社會的主張或企圖都深惡痛絕。說到底,他是不願意他所心愛的封閉式宗法製莊園經濟受到觸動和破壞。因而他對社會的批判無論多麼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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