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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东润是中国一位用现代方法写作的重要的传记文学作者。
《张居正大传》是中国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张居正乃大毁之人:誉之者,推为“圣人”,比其为伊尹、周公;毁之者,贬为“禽兽”,斥其为王莽、朱温。朱东润则合两方面而观,认为其既非伊,周,亦非莽、温、固“禽兽”,亦志不在“圣人”,只是一“爱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之人物……
内容简介
“在写作上,这部传记善于抉择材料、重证据,不忌繁琐、不事谀扬、持论中肯的鲜明特色,既继承、借鉴,而又发展了我国古代传记和西方传记文学的艺术手法,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新体例,使它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周捷《毕生心血半世耕耘——记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教授》)“朱先生在我国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及其理论贡献,更具开拓之功而令人难忘。……其四十年代初出版的《张屠正大传》如先生所说,志在‘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其传记文学创作,很有艺术个性而激动人心。”(蒋凡《风骨铮然自成名家——朱东润先生对传记文学的开拓》)
“朱东润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传记文学作家。《张居正大传》是他传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他吸取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所长,加之他深厚的古文功底,于是他所有的传记文学作品都具有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而这部《张居正大传》更是代表了他传记文学的成就。”(徐丽梅《名家撰写名人——四大传记热销》)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江苏泰兴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传记文学作家。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擅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学的创作。他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
著作有《张居正大传》、 《杜甫叙论》、《陆游传》、《陈子龙及其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张氏世系表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漩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声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祜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是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星死了,他们再立卫王爵为帝,改元祥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的根据地,剩得海南岛的一角。是年,文天祥的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祥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的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的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的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错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做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的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的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的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的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的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的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寡镭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的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的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的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的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的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的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干户。居正的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干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的祖先,是太祖的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 (书牍十),大致即指此。关保的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的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的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干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 (《方言》,吃也,謇子二字出此)。謇子尽管謇子,但是他的话特别多,江陵人常常引“张謇子”的话,教训子弟。居正自己也引过这样几句: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闾里。
(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的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的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的宏愿,作为自己的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钱。镇字东湖,是居正的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 《观澜公行略》、 《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的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观澜公行略》),其因在此。张镇的豪爽放浪,在居正的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的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 “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的“学问”不够。居正说:
先君幼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然不能俯首就绳墨,循矩矱,以是见诎于有司。(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
四十年的读书,毕竟不能使文明认识自己的不就绳墨,这正是他的倔强。居正又说他“性任真坦率,与人处,无贵贱贤不肖,咸平心无竞,不宿仇怨,人亦无怨恨之者。……喜饮酒,善谈谑,里中燕会,得先君即终席欢饮。自荐绅大夫以至齐民,莫不爱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载至就饮”。这里写的当然是文明父以子贵以后的形态,但是也看出他那种放浪不羁的意境。他毕竟是张镇的儿子,也正是张居正的父亲。
“謇子”对于文明的期望,显然还是一个泡影,但是最后他看见居正的出生。居正的成就,是“謇子”存心济世的“报应”吗?未见得。但是他有那种发心济世的宏愿,当然他的子孙会有一天实现他的志愿。居正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他的曾祖父张诚,祖父张镇,父张文明都在。文明是年二十二岁。母赵氏,比文明小两岁。
前言/序言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便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达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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