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 [Deciding To Decide Agenda Se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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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佩里 著,傅郁林 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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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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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2035107
版次:1
商品编码:1021953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美国法律文库
外文名称:Deciding To Decide Agenda Se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0-01-01
用纸: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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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美国法律文库”是“中美元首法治计划”(PresidentialRule of Law Inmative)项目之一,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美国高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大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内容简介

   《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提出的决策模型(decision-making model)在解释大法官行为/司法行为(judicial behavior)方面,要比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更具说服力。联邦最高法院在每年向其提交的近5000宗案件中,仅许可对不到5%的案件进行复审。因此,该院是如何设定议程表的,这一问题也许与它是如何决定案件的同样重要。
   H.W.佩里掌握了难得的第一手信息,来观察联邦最高法院的内部工作过程,揭示了未曾披露的该院设定议程表的政策、程序和优先考虑的因素。他采访了5位大法官,并将采访获得的洞见串联起来,用浅显易懂的散文体语言为我们传达了丰富的新信息。为了本项的研究,佩里还采访了4位联邦总检察长、数位检察官和7位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以及64位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
   这些大法官和法官助理都对佩里的问题坦诚相告,而佩里也针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精致的分析,这构成了《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的主要内容。佩里揭开了联邦最高法院的神秘面纱,将它鲜活的一面展现给普通读者、政治学家和法律界的各位人士。
   佩里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在过去不曾披露的联邦最高法院运作流程的大量信息,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该种组织的新路径。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本著作棒极了!文风典雅,语言优美,基本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它的读者群将是十分巨大的……很显然,致力于法院制度研究的政治学家将发现该书的重要价值……律师和其他法律界人士也会对它产生浓厚兴趣……大法官助理和大法官们对本书作者佩里先生开诚布公,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佩里也对这些见解作出了精致且独到的回应,法律界人士理当对此予以关注……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政治体系中相对神秘的组织,但其可读性和洞察力都让我相信,它将会吸引大量读者……该书卓尔不群、表达精湛的分析是对
  ……

目录

译者序
致谢
1 引言
2 管辖权与诉讼程序
3 内部程序
4 特殊情形
5 标志与信号
6 讨价还价、协商和通融
7 策略
8 调卷价值
9 决策模型
10 结论
附录:关于管辖权的一个扩展性讨论
索引

精彩书摘

并非所有案件在第一次出现在会议议程表中时就能得到处理,由于各种原因,有时案件会被重复列入议程表(relisted)。最常见的原因是“要求答辩”(cau for a:response)。如果在下级法院胜诉的一方没有提交针对调卷复审请求的“答辩理由书”(a responsebrief in opposition)——通常称之为“opps.”——那么法院有时在作出是否调卷复审决定之前,会要求他们提交一份。此时,案件会被“推后”(put over)或者“重复列入议程”(relisted),也就是说,在答辩理由书提交之后,案件又会被列入未来某次会议的议程中。如果在第一次会议上只有一到两人投票许可复审请求,很可能就没有必要要求答辩了。但是如果任何一位大法官要求提交答辩理由书,或要求把该案件再次列入议程,案件就会自动被重新列入议程,而不考虑最初的投票结果。
要求提交答辩的另一种形式是要求联邦总检察长(the solicitor。general)提交意见(views),他通常被称为“SG”,他代表联邦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出庭。直到不久前,在对一项针对联邦政府的裁决的上诉中,联邦总检察长还总是提交一份答辩理由书,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因此法院可能会向他要求一份答辩,不过通常要求联邦总检察长提交意见不是在联邦政府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情形下,而是在该案件会对联邦政府产生潜在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这时联邦总检察长会被要求针对调卷令申诉提交一份法庭。

前言/序言

  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在如此浩瀚的作品中选取这本列入丛书,是目标与机缘邂逅的结果。民事诉讼法学侧重于程序或过程研究;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中,关注“过程”(process)的凤毛麟角,其中最为全面而经典的作品《最高法院实务》(Supreme Court Practice,by Robert L.Stern&Eugene; Gressman),联系版权的结果却是被告知此书从不授权翻译。嗣后一年多,我仍大量搜索却始终未有合适的选择。于是2005年初冬,当我流连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内的小书屋,当这本封面凌乱、标题怪异、作者名不见经传的小书猝然跃入视野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不过当我在大法官们或许坐过的位子上品着咖啡浏览时,主要满足的是刺探机构内幕的好奇心;真正驱动我迫不及待地翻译以使更多读者分享本书的缘由,是在从纽约返回蒙特利尔的火车上详细阅读访谈内容时受到的震撼——随着最高法院受理申诉(petition)案件的过程一页一页展开,作者与受访者之间睿哲的对话和其中揭示的丰富信息,犹如窗外不断闪过的绮丽风景(据称这是北美风景最美的铁路线),不断撞击着我的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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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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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篇,我就声称需要更好地理解联邦最高法院议程是如何设定的,并说明我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此。这有些自卖自夸―或许应当说我滥用了我的广告信用。为了能够全面的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议程,网必须撒得大一些,需要考察许多因素,比如立法上的变动和企业家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下级法院为何就特定的事项提起诉讼J’〕在本书中,我还许诺我的研究将考察并得出一些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如何选择案件以使复审的决定过程有意义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是议程设定程序的最后阶段。我希望至此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同时我还妄想,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将条件特别限定为挑选案件的范围时,那么这本书确实是了解联邦最高法院中决策形成的一扇窗户。本章提出了一些简要的结论性想法,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由已经得出的结论引发的尚未回答的问题及可能性,当然这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让我们简要地提出这个观点:影响议程设定的行为在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决定是否决定”(decide to decide)之前就一直发生着。之前,本书包括题为“从下级法院的视角”一章―这是对我与联邦总检察长及其工作人员及大法官访谈获取的信息的全面讨论。虽然最终我认为这与另一本书的主题有关,但有几点也需要在此提出。对于联邦最高法院议程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所提出的是什么类型的案件(what types of cases)。“什么类型的案件”不仅指的是诉讼标的/争议事项(subject matter),而且指所有使案件具有调卷价值的特征。联邦最高法院的确实质上迟早会面临任何一个争点,并且它可自行判断并自由地挑取或驳回一个案件,因此技术上讲联邦最高法院控制着自己的议程。此外,它可发出信号邀请案件(inviteCases)。但考虑到联邦最高法院自己对调卷价值所持的标准,该院对调卷令的控制能力还是很有限的。一些反复亲历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运作的人知道并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标准,因此能更好地以一种更为老练的方式行事,而这反过来使得他们在构建最终议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联邦总检察长正是这类人中做得最好的,他通过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什么类型的案件,勇猛地(fiercely)捍卫着人们对他的敬意。但从我采访的那些卸任的联邦总检察长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那里我了解到,正如任何政治学者应当料想的那样,在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内的决定过程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联邦最高法院发出的信号即为其中一种。联邦总检察长必须与美国的律师和政府机构竞争,并且有时与总统竞争(contend)。在联邦总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信息交流系统,充斥着标志(indices)和信号(signals)―有一些是可操纵的,其他的则不然―这发生于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诉之前。然而,能够最终促成进人联邦最高法院议程,联邦总检察长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比如,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中的一些人夸口说,他们用他们所选择的案件来引导联邦最高法院形成了避免双重危险的法律原理。正如人们所说,他们让联邦最高法院“躲闪着低下头,再进一步弯下腰,直到可以翻筋斗,这样联邦最高法院就处于他们希望它所处的位置”。在那种情况下,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职员将联邦最高法院的议程描述成一种目的性很强、策略性的操纵与控制。而在其他领域,总检察长则抱怨最高法院对于控制他们自己的议程相对无能一些。理解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中的决策过程在本质上自然是个有趣的主题,而且这对于完全理解联邦最高法院议程设定的发展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我在采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时,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于真实的调卷令程序了解得非常少。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来自之前在这里担任法律助手而现已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手的那些人。当我问到他们的案件被复审他们的利益是否会受影响时,他们常常会给出看上去是矛盾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学的、关注结果的模型中的大法官的行为很相似。简单一点说,有时他们似乎并不关心结果,而有时他们又十分关心结果。相似的不仅是他们都关心,而且是当他们关心时他们会策略地行事。好几个法官提到,在一些案件中,他们如此撰写不同意见以试图吸引一个甚至更多大法官的注意力;其他时候,他们表达不同意见而不带有任何为获得复审而做的努力。我同时也获悉各种“防止案件获得调卷令”的努力,这是通过撰写长篇艰深的意见书,将理由置于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这样一个案件当然变成了一个“坏的载体”而大法官们想要的是清爽的案件。简而言之,下级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信息交流本质上就是个有意思的主题,人们可经验地考察好几个不同方面。比如,当特定的某个法官撰写不同意见时,在限定其他重要因素的前提下,人们可能会想要观察其复审率。虽然已存在大量的命题,但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决策程序,我们可以提炼出更巧妙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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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很好,是正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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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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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审什么案子,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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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篇,我就声称需要更好地理解联邦最高法院议程是如何设定的,并说明我所做的工作将有助于此。这有些自卖自夸―或许应当说我滥用了我的广告信用。为了能够全面的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议程,网必须撒得大一些,需要考察许多因素,比如立法上的变动和企业家的存在,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在下级法院为何就特定的事项提起诉讼J’〕在本书中,我还许诺我的研究将考察并得出一些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如何选择案件以使复审的决定过程有意义的结论,这一过程就是议程设定程序的最后阶段。我希望至此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同时我还妄想,当我们以某种方式将条件特别限定为挑选案件的范围时,那么这本书确实是了解联邦最高法院中决策形成的一扇窗户。本章提出了一些简要的结论性想法,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由已经得出的结论引发的尚未回答的问题及可能性,当然这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让我们简要地提出这个观点:影响议程设定的行为在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决定是否决定”(decide to decide)之前就一直发生着。之前,本书包括题为“从下级法院的视角”一章―这是对我与联邦总检察长及其工作人员及大法官访谈获取的信息的全面讨论。虽然最终我认为这与另一本书的主题有关,但有几点也需要在此提出。对于联邦最高法院议程决策起关键作用的是所提出的是什么类型的案件(what types of cases)。“什么类型的案件”不仅指的是诉讼标的/争议事项(subject matter),而且指所有使案件具有调卷价值的特征。联邦最高法院的确实质上迟早会面临任何一个争点,并且它可自行判断并自由地挑取或驳回一个案件,因此技术上讲联邦最高法院控制着自己的议程。此外,它可发出信号邀请案件(inviteCases)。但考虑到联邦最高法院自己对调卷价值所持的标准,该院对调卷令的控制能力还是很有限的。一些反复亲历联邦最高法院内部运作的人知道并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标准,因此能更好地以一种更为老练的方式行事,而这反过来使得他们在构建最终议程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联邦总检察长正是这类人中做得最好的,他通过决定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什么类型的案件,勇猛地(fiercely)捍卫着人们对他的敬意。但从我采访的那些卸任的联邦总检察长及他们的工作人员那里我了解到,正如任何政治学者应当料想的那样,在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内的决定过程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压力,联邦最高法院发出的信号即为其中一种。联邦总检察长必须与美国的律师和政府机构竞争,并且有时与总统竞争(contend)。在联邦总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信息交流系统,充斥着标志(indices)和信号(signals)―有一些是可操纵的,其他的则不然―这发生于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诉之前。然而,能够最终促成进人联邦最高法院议程,联邦总检察长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比如,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中的一些人夸口说,他们用他们所选择的案件来引导联邦最高法院形成了避免双重危险的法律原理。正如人们所说,他们让联邦最高法院“躲闪着低下头,再进一步弯下腰,直到可以翻筋斗,这样联邦最高法院就处于他们希望它所处的位置”。在那种情况下,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职员将联邦最高法院的议程描述成一种目的性很强、策略性的操纵与控制。而在其他领域,总检察长则抱怨最高法院对于控制他们自己的议程相对无能一些。理解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中的决策过程在本质上自然是个有趣的主题,而且这对于完全理解联邦最高法院议程设定的发展而言无疑是重要的。我在采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法官时,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对于真实的调卷令程序了解得非常少。他们所知道的大部分来自之前在这里担任法律助手而现已在联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助手的那些人。当我问到他们的案件被复审他们的利益是否会受影响时,他们常常会给出看上去是矛盾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学的、关注结果的模型中的大法官的行为很相似。简单一点说,有时他们似乎并不关心结果,而有时他们又十分关心结果。相似的不仅是他们都关心,而且是当他们关心时他们会策略地行事。好几个法官提到,在一些案件中,他们如此撰写不同意见以试图吸引一个甚至更多大法官的注意力;其他时候,他们表达不同意见而不带有任何为获得复审而做的努力。我同时也获悉各种“防止案件获得调卷令”的努力,这是通过撰写长篇艰深的意见书,将理由置于各种不同的语境下完成的。这样一个案件当然变成了一个“坏的载体”而大法官们想要的是清爽的案件。简而言之,下级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信息交流本质上就是个有意思的主题,人们可经验地考察好几个不同方面。比如,当特定的某个法官撰写不同意见时,在限定其他重要因素的前提下,人们可能会想要观察其复审率。虽然已存在大量的命题,但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决策程序,我们可以提炼出更巧妙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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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在过去不曾披露的联邦最高法院运作流程的大量信息,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该种组织的新路径。《择案而审美国最高法院案件受理议程表的形成》提出的决策模型(decision-making model)在解释大法官行为/司法行为(iudicial behavior)方面,要比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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