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改变国家安全政策的必要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坛风云变幻,驴象之争此起彼伏,但是其军事政策的根本性没想始终没有改变:要维护美国的安全就必须保持美国(且只有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驻军,必须时刻准备对遥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小布什,都毫无疑问地坚持这一信念。
巴塞维奇在他生动而深刻的分析中呈现了上述共识的起源。他在书中揭示了一系列美国人的预想、偏见和习惯,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信仰,尤其是军事力量能够满足其欲望——廉价的原油、贷款和消费品——的信仰。他同时指出美国的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与日俱增的危险。
作者认为,以上原则形塑了美国的全球政策,当今美国的全球力量变得摇摇欲坠,现在就是改变这些原则的时刻。用一种新的共识来取代这种“华盛顿共识”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也是美国免于灾难的关键。
作者简介
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美国陆军上校。《权力的极限》和《新美国军国主义》的作者。他的作品屡见于《外交事务》《大西洋月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等多家报刊杂志。
精彩书评
华盛顿规则是在美国的影响和力量达到高峰状态时形成的。而今已经时过境迁了。美国从1945年以来积累的威望和善意已经在逐渐减少。华盛顿发出的命令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敬重。美国再也无力沉溺于拯救世界的梦想,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的理想改造世界了。美国世纪的大幕已经落下。
同样,美国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其国家安全战略了,该战略依赖全球军事存在和全球力量投射以确保全球干涉主义政策。坚持这一战略被认为是通往和平
目录
序言 一个迟钝的学生
直到中年我自己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我可以准确地说出它开始的具体日子。我的教育开始于柏林一个冬天的夜晚,就在勃兰登堡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
第一章 半个战争的降临
在竞选总统的那个晚上,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向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发表演说。他号召他的民众“把他们的手放在历史的弧线上,朝着更美好的未来拉动它”。历史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他呼吁美国人民来决定它的轨道,这是他的听众几乎理所当然接受的提议。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第二章 灵活与控制的错觉
1960年11月8日,在当选总统的24个小时之内,肯尼迪就宣布了他保留杜勒斯继续担任中情局长的意图。当新总统在1961年1月20日就职时,李梅不再指挥战略空军司令部,而是当上了空军副参谋长,在空军属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随着时任参谋长退休,肯尼迪宣布李梅接替他的职位
第三章 恢复了元气的信条
有一段时间,越南战争使华盛顿规则一度陷入信任危机。对美国信条和神圣三位一体的坚持——由肯尼迪、约翰逊及他们的顾问对其作出解释——带来了彻头彻尾的灾难。华盛顿自己似乎接近于鼓励就基本国家安全战略问题进行一场严肃的辩论。而异端只享受了短暂的畅快
第四章 重建三位一体
到20世纪80年代,有迹象表明美国的干涉倾向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恢复,华盛顿规则的捍卫者同样享受着他们获得的成功:重新锻造了全球力量投射的工具,击溃了减少美国全球存在的呼吁。到这个世纪末,整个的神圣三位一体得到回复,变得更强大,更完善
第五章 反暴——虚假的幻象
小布什总统连续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希望每一个都能迅速果断地结束。但是,在每一个战场——伊拉克引起了狮子的注意——战争都在拖延,且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挥霍了大量的鲜血和财富。全球反恐战争变成了五角大楼所说的“长战争”(Long War),一场不是用目的、敌人或者地点定义的战争,而是用期限定义的不确定的战争。对美军士兵而言,战争——不是冷战,而是卷入实际的战争行动——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第六章 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
美国人今天必须面对一个比例失调的矛盾。华盛顿承诺要带来繁荣与和平,而它却正在将美国推向破产和持久战争的深渊。在地平线那头,波澜壮阔的海难正等待上演承认我们面临的危险就是学习的途径——甚至也许是一个改变方向的机会。有意无视这种危险就是在合谋毁灭大多数美国人民所认可和珍视的东西。我们也必须进行选择。
精彩书摘
为把卡特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候选人里根将美国在东南亚的灾难形容为“高尚的事业”,还说,“我们带着越南综合征生活的时间太长了”。里根在11月份的当选确认了越南修正主义的胜利。西贡失败仅仅五年之后,反战或反干涉主义的观点再一次退居到美国政治的边缘。
正如随后的事件证明的,安东尼·雷克没必要为美国通过远离战争而避免战争的选择而苦恼。到20世纪80年代,“把战争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机会不胜枚举:美国将它的军队派到了贝鲁特、格林纳达、利比亚、中美洲以及波斯湾水域。如果越南引出的是一个并不情愿的行动,但这种不情愿已经很快烟消云散。
为了找一个历史上的类似事件来证明这种重新复活的行动主义的正确性,里根和他的继任者们忽略了越南,选择了慕尼黑。“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把和平当作一种暧昧的政策,”里根在1983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说,“其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历史告诉我们,力量强大和果敢坚定才是我们和平的保障。”老布什对此表示赞同。“半个世纪以前,世界有机会阻止一场残忍的侵略并避免它的发生,”他在解释他对萨达姆1990年入侵科威特作出反应的时候这样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不到几个月时间,老布什似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萨达姆,并满意地宣布“我们已经踢掉了越南综合征”。为了表明对军事行动主义的更大的青睐,老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强调了这个判断。为了证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克林顿也吸取了慕尼黑的教训。绥靖而不是过度反应再一次成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罪过。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以及整个外交政策机构而言,从越南战争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美国在那里的经历是独特的。
……
前言/序言
追名逐利妨碍真正的学习。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几乎是不可教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若让他回过头来反思反思或者考虑一下跟自己不一样的思想和理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兴趣。一切只为了达到他那个终极目的。所以,只有当名利之心趋于淡化的时候,教育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直到中年我自己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我可以准确地说出它开始的具体日子。我的教育开始于柏林一个冬天的夜晚,就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
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军官,我在德国已经滞留了相当一段时间。而在那一刻之前,我的家人和我才有机会参观这个德国最为有名的城市,那里还到处散落着各种手工艺品,它们记录着一段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历史。在一整天的探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几个月前还是共产主义东方的土地上。天已经很晚了。我们饥肠辘辘。我坚持再走完从施普雷河(Riverspree)到勃兰登堡门的整个菩提树下大街。冷雨凄凄,人行道上闪着亮光。矗立在大街两旁的可以追溯到普鲁士国王时代的建筑显得灰暗、肮脏、破败。环顾四周,并无人迹。这真是一个不适合观光的夜晚。
在我的记忆中,勃兰登堡门一直是一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标志,柏林也是当代历史的中心。但当我置身在那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德国首都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轰然向前了。冷战戛然停止。一个分裂的城市和一个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
对于那些只从远处了解柏林的美国人而言,这座城市最初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任意选择一个日期——1933年、1942年、1948年、1961年、1989年——柏林成为一个权力、堕落、悲剧、挑衅、忍耐或者辩解的有启发意义的符号。对那些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寓言的人们而言,柏林的现代历史是鲜活而丰富的。那些寓言中最了不起的一个来自从1933到1945年间的事件,一个史诗般的故事——邪恶势力统治,坚持不懈的抵抗,英勇地推翻政权。第二个故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段非常时期,和平的希望化为泡影,敌意重重但也化险为夷。接下来的交锋——用约翰。肯尼迪那让人难忘的话说就是“长期的冷战热斗”——成为第三个寓言的核心,主旋律就是在潜在的危险面前不屈不挠。最后,是1989年振奋人心的事件:自由最终取得胜利,不仅是在柏林,而且是在整个东欧。
我在勃兰登堡门真正要找的是什么呢?或许是为证实上面那些寓言,既然我已经把它们当成事实来接受。不管我的期待是什么,实际映入我眼帘的是三五成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德国人。还有老鹰徽章、奖章、帽子、制服及其他伟大红军的手工艺品。全都是破烂儿,做工粗糙,质量低劣。我用一把德国马克买了一个装饰有苏联装甲军团标志的手表。没过几天,它就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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