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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追溯华夏民族绵延生息的恢弘史篇,一幅尽现中国风俗源远流长的辽阔画卷。
内容简介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突破。接其内容和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民事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目设置。本着“求朋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经过数载的艰苦努力,凝聚了众多中国史学家的智慧与心血,一部追溯华夏民族风俗起源和传承的历史巨著《中国风俗通史》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该书规模宏大,按历史断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等十二卷,力图全面、深入、系统地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同时又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风俗差异,将每一段历史时期中最值得探索的热点、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尚的事例加以发 掘和论述,进而从风俗角度对整个中国历史提供一种诠释和观照。 《中国风俗通史》用详尽的考古和文献史料,生动的叙述、准确的描绘,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风俗的各个方面做了细致入微的揭示和考证。在理性探讨的同时,也增加了大量感性史料,运用了恰当的文人笔记和古典小说、诗词例证,涉及的人物和场景从帝王到百姓,从宫廷到民间,使全书在严肃的学术氛围中透出活泼、通俗的气息,极尽情态地反映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历史。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导言
第一节 元代历史简述
第二节 风俗观念和风俗政策
第一章 饮食风俗
第一节 粮食结构和粮食加工
第二节 副食结构和副食加工
第三节 蒙古和回回的食物结构
第四节 酒、茶和其他饮料
第五节 饮食方式
第二章 服饰风俗
第一节 蒙古族的传统服装
第二节 笠帽与罟罟冠
第三节 宫廷与官吏服饰
第四节 质孙服
第五节 民间服饰习俗
第三章 居住风俗
第一节 草原游牧民的居住习俗
第二节 斡耳朵(宫帐)及其内外陈设
第三节 宫城和宫殿建筑
第四节 官廷陈设与生活用品
第五节 城市基本生活设施
第六节 城乡居民的居住习俗
第四章 行旅交通风俗
第一节 交通工具的使用
第二节 旅途风俗
第三节 军事行非习俗
第四节 两都巡幸风俗
第五章 家庭与婚姻风俗
第一节 多妻制婚姻形态与家庭
第二节 妻妾制婚姻形态与家庭
第三节 赘婿、童养媳与驱良婚等
第四节 婚礼习俗
第五节 家庭伦理道德风尚
第六章 医疗卫生风俗
第一节 医疗习俗
第二节 医生与医药
第三节 养生与卫生
第四节 陋俗种种
第七章 丧葬风俗
第一节 土葬习俗(上)
第二节 土葬习俗(下)
第三节 火葬习俗
第四节 官员守制
……
精彩书摘
元代语言文字中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出现了硬译公牍文体。“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径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学者把元代公牍的这种文体,称为硬译文体。“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①下面便是硬泽公牍文体的一例:
“圣旨:亦黑迷失为头福建省官人每奏:‘跤趾国里、占城里出征时分,军官每、军每、水手每风水里推调了逃了回来了的根底,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去了的勾当每他怠慢了。如今俺大勾当里去的时分,似那底一般逃走了不扎撒呵.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更圣旨可怜见呵,怎生?’么道,奏来。如今那般推辞躲闪的省官人每根底,没别里哥逃走回来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道来。圣旨俺的。龙儿年二月二十九日柳林里有时分写来。”②
这份圣旨的意思是,福建行省官员上奏,由于对出征交趾、占城的逃兵没有治罪,因而军纪松弛。现在又要出征,应严肃军纪。皇帝为此下令,躲避出征的官员和逃兵都要处死。可以看出,这件圣旨的句法结构与汉语句法完全不同。以“罪过他每底不要了.上头”为例,用汉语的语法来说,应是“因为没有惩罚他们的罪行”。但按蒙语词法和句法,人称代词“他每底”放在名词“罪过”后面,谓语“要了”又在宾语“罪过他每底”后面。“……上头”足介词“因为”的意思,在蒙语中词序与汉语相反,放在构成原因的句子或词的后面。因此,这个句子和汉语的词序完全颇倒,完全是按蒙古语的句法写成的。又如,“勾当俺的怠慢一般有”,句法和上面一句类似,原意是耽误了我们的事情。这份圣旨中还有一些蒙语词汇,如“扎撒”、“别里哥”,前者本义为法令.转义为依法处理,后者义为口传圣旨。圣旨中几次出现的“根底”,是蒙语介词的硬译,有“把”、“向”、“从”等意思。这份圣旨中还有一些硬译公牍文体特有的术语,既与汉语正式术语有别。又不是蒙语词汇,如“大勾当”(大事)、“敲了”(杀了)。
书摘1
治病还有一种方式是请巫觋施行巫术或道士施行法术。患病是由于鬼怪作祟的结果,施行巫术或法术,驱除作祟的鬼怪,可使病人恢复健康,这是当时各族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关于巫觋治病,在本书的第九章中已有论述。道士施行法术治病,主要流行于汉族中间。元代道教中有不同派别,有的宗派强调个人修炼,有的宗派则擅长法术,施行符咒,自称能驱使鬼神,祈雨治疾。例如湖州道士莫月鼎,有疾患求治者,“或以蟹中黄篆符与之,或摘草木叶嘘气授之,无不立愈者”。杂剧《萨真人夜断碧桃花》中,状元张道南及第后任潮阳知县。“染病在身,医药无效”,他的父亲认为“必有邪魔外道迷着”,便请萨真人救度。萨真人设一坛场,施行法术,驱使神将押到女鬼,张道南因此得愈。②
中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巫术、道教的法术有密切的关系。后来医术逐渐从巫术和法术中分离开来。但仍有巫术、法术的痕迹。元代中医分为十科。其中之一是祝由书禁科。所谓“祝由”是有病者对天告祝其由之意,“书禁”就是以符咒治病。符是符篆,在纸或木板、布帛上写含有神秘意义的文字或图案,将纸烧成灰吞服,或将木板、布帛悬挂、携带,据说便可产生治病的效果。咒是咒语,含有神秘意义的语言,据说诵读可以祛除病痛。唐、宋中医学中均有书禁科,元代继续存在。祝由书禁,实际上就是巫术和法术的变种,在元代仍是普遍认可的一种医疗手段。元代大医学家朱震亨有一段议论:“或曰:《外台秘要》有禁咒一门,庸可废乎!予曰: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自有定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热痰,一呷凉水,胃热得之,岂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内伤而虚,与冬严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害。”①显然,他对符咒治病是抱怀疑态度的,但也说明这种医疗手段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
总起来说,在元代多数人心目中,以上几种治疗方法是并行不悖的。疾病患者往往在求医的同时,祈祷上天、神祇援救,或求助于巫觋、道士,也有先用一种方法治疗,无效时再改用其他方法。例如,上述{降桑椹蔡顺奉母》中,蔡顺母亲得病,他一面向上天祈祷,愿减己寿与母,另一面又请医生前来治病。甲寅年(1254年),忽必烈的斡耳朵(营帐)中,有一个名叫丑厮兀闽的人,“发狂乱弃衣而走”。先由“巫师祷之,不愈而反剧”,忽必烈便命罗天益治之,用中医医术治愈。②朱震亨则记述了一个相反的病例。有一“金氏妇”得病,“言语失伦”,朱震亨认为,“此非邪,乃病也,但与补脾清热导痰,数日当自安”。但“其家不信,邀数巫者喷水而咒之,旬余乃死”。③
第二节医生和医药
元代为人看病的医生,有“医人”、“医工”、“医士”、“太医”等称呼。一般称医生为“医人”、“医师”、“医工”或“医士”。“太医”原是官设医疗机构中的一种职位,前代有太医院(局),在其中任职的医生有“太医”的头衔。元代继承前代制度,亦设太医院,选择名医为太医,为宫廷及贵族、官僚服务。民间于是便把“太医”当作对医生的尊称。
从宋代起,出现了“儒医”一名。“儒医”既指身为儒生而致力于医学,为人治病;又指身为医师而有较好的儒学修养。在宋代以前,儒、医是不同的行业,两者可以说没有多大联系。“儒医”名称的出现,表示“医”与“儒”合流,医生的身份有所提高。这是中国历史上医生身份的一大改变。到了元代,“儒医”一名。更为普遍。名医罗天益说,他有一个治咳嗽的方子,是“从军过邓州,儒医高仲宽传此”。罗天益“从军”是指13世纪中期宋蒙交战时,邓州(今河南省邓县)当时在蒙古控制下。这是一个不大的偏僻的城市,已有“儒医”之称。14世纪前期,元朝政府的一件文书中说:“比年以来,一等庸医,不通《难》、《素》,不谙脉理,……辄于市肆,大扁.儒医’。”“庸医”也以“儒医”自相标榜,可见“儒医”巳成为医道高明的代名词。事实上,在元代医生中,可以看到上述两种情况。一种是身为医生而以读儒书自诩。例如江西“为医十有一世”的萧与宾,家有“读书堂”,其祖父萧震甫说:“医道由儒书而出……舍儒而言医,世俗之医耳。”①世代为医的医生也以讲读诗书为荣,这是由“医”向“儒医’’发展。另一种如“金元四大家”中的朱震亨,是浙东理学家许谦的弟子,后因母久病不愈,到处求师问学,终于成为一代名医,这是由“儒”而成为“儒医”。当然,当时还有许多医生,实际上既不精于医学,儒学也不通,纯粹是欺世盗名而已。元代以后,号称“儒医”的医生就更多了。
就出身而言,元代的中医医生,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家学。“医非三世,不服其药,圣人著之《礼经》,以示后世”。②医学需要长期的钻研和经验的积累,所以古人强调家学,形成一种传统。元代这种传统的影响仍是很突出的。例如,“真定窦氏以医术名著百余年矣”,在忽必烈时代,窦行冲被任命为尚医,为宫廷服务。河间名医王彦泽,“家河间数世矣,皆以医业相传”。江西庐陵萧尚宾为医十有一世,已见前述。这是见于记载历时最久的从医家族。平江(今江苏苏州)葛应雷,父葛从豫“业儒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医”。应雷继承家学,又能刻苦钻研,“其处方剂施砭焫率与他医异”,以此名动一时。元朝政府推行医户制度,行医之家凡在户籍上登记为医户者,必须世代以医为业,不能随便改易。这就从制度上加强了医学家传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元代户籍制度比较混乱,不少以医为业者不在医户户籍内。
一种是师徒相传。有志学医的青年往往跟随已经行医的医生学习,这种情况亦相当普遍。前面提到过的北方名!医罗天益,便是“金元四大家”中李呆的学生。“金元四大家”中最后一位朱震亨,到处求师问学,最后得到罗太无的指点,成为一代名医。一些名医对于徒弟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李呆因年老,“欲道传后世,艰其人”。友人向他推荐罗天益,“君(李呆一引者)一见曰:‘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回答:“亦传道耳。,’①正因为罗天益表示愿为医学发扬光大而努力,而不是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李呆才收下了这个弟子。朱震亨闻罗太无之名,“遂往拜之,蒙叱咒者五、七次,趑趄三阅月,始得降接。”②罗太无看到朱震亨专心求学,才将自己的学问倾囊传授。
罗天益登师门时作有《上东垣先生启》,前面颂扬李呆医术神妙:“问病而证莫不识,投药而疾靡不瘳。”接着说自己“常切求师之志”。“欲敬服弟子之劳,亲灸先生之教”。并说:“今乃谨修薄礼,仰渎严颜。”②可见投师要送上礼物,并呈上表示自己愿意学习医术的文字。罗天益入门以后,李呆对他十分照顾,“日用饮食,仰给于君。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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