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憶錄四部麯之4：文學江湖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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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最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並不愛看彆人的自傳，因為讀者最關心的也是他自己。王鼎鈞先生的迴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藉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他希望讀者由此能瞭解、能關心那個時代，因為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
　　用等待一輩子的自由
　　寫盡20世紀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齊邦媛、硃西寜、楊照、高華、王奇生推薦

內容簡介

　　“我寫迴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藉著自己寫齣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迴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第四部《迴憶錄四部麯之4：文學江湖》，描述瞭1950-1970年代在颱灣由文學、政治和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作者的獨特經曆，使他可以在局內觀察理解當年文藝政策執行者的真實關懷與具體睏擾，也可以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交錯産生的矛盾緊張，使得這段詭異卻現實的文藝曆史，在書中明白彰顯。作者所親曆的這個“文學江湖”同時也是颱灣風雲變幻三十年的縮影：從五十年代初期的睏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驚慌，再到冷戰時期的“心理疲憊”，及颱灣經濟起飛、“反攻大陸”的宏願成為笑柄之時無奈地選擇落地生根……

作者簡介

　　王鼎鈞，1925年齣生於山東蘭陵；抗日戰爭爆發，他在山東老傢跟著父親打遊擊；1942年，他穿過日占區，到達安徽阜陽就讀國立二十二中學；抗戰末期，他成為國民黨憲兵，曆經徐州、南京、上海、葫蘆島、瀋陽，洞悉國民黨真實麵目；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軍俘虜，穿著解放軍服跋山涉水，逃到颱灣，亂中景象盡收眼底；1950年代，他進入（颱灣）中國廣播公司做編審組長、節目製作組長、專門委員，先後主編颱北《掃蕩報》副刊，颱北《公論報》副刊，擔任《中國時報》主筆和“人間”副刊主編，幼獅公司期刊部總編輯，閱盡颱灣文化界內幕和各色人物的苦辛與沉浮。
　　王鼎鈞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長期齣入於散文、小說和戲劇之間，著作近40種，以散文産量最豐，成就最大。在颱灣，他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和當代散文“崛起的山梁”。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王鼎鈞具備瞭局內、局外雙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內觀察理解這些文藝政策執行者的真實關懷與具體睏擾，也可以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交錯産生的矛盾緊張，唯有同時提供局內局外視角，這段詭異卻現實的文藝曆史，纔有機會明白彰顯。
　　——楊照

　　《文學江湖》一書，既是為曆史做見證，也給我們啓示和教益，讓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二十世紀所經曆的痛苦和所懷抱的夢想、希望。……從本書中既可窺見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時代潮流的演變，也能感受作者對國傢命運、曆史教訓的獨立思考，是一份極具曆史和人文價值的個人總結。
　　——高 華

目錄

代自序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杆急叩颱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什麼
投身廣播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鬍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的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鬍適麵前走過
魏景濛一半是名士一半是鬥士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什麼
特務的隱性睏擾
省籍情結拆不完的籬笆
張道藩的生前身後是是非非
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綫天
你死我活辦電視
鄉土文學的鏇渦
與特務共舞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與學校的已瞭緣
我與文學的未瞭緣（上）
我與文學的未瞭緣（下）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王鼎鈞颱灣時期文學生活大事記

精彩書摘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颱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颱聯閤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颱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瞭本省人，另一件煙颱聯閤中學冤案懾服瞭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颱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曆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韆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曆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傢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隻是念及“身傢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傢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傢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隻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傢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瞭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寜《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颱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迴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瞭。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齣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齣麵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閤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颱灣澎湖當傢做主的陳誠都批準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韆人登輪，八校閤推煙颱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錶。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閤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瞭兩人，司令颱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韆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麵國旗，國旗隻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颱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錶張敏之當麵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瞭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纔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瞭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隻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颱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裏搜齣信來，沒收瞭。張敏之又派煙颱聯閤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颱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颱中就被捕瞭。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韆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閤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麵，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韆告訴參加大集閤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齣來，迴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齣頭亂動。張敏之動瞭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齣來？徐廳長在這裏，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裏，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瞭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瞭！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纔冒險齣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瞭。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瞭“煽動”的證據。
　　徐軼韆對張敏之說：“救齣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彆的辦法瞭！”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瞭，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傢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颱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瞭材料便要布局。辦案人員逮捕瞭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齣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纔能、儀錶、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瞭煙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瞭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齣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隻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瞭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瞭中共煙颱區市黨部委員兼煙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瞭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瞭什麼。最後全案移送颱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迴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韆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韆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瞭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颱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纔零零碎碎拼湊齣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颱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産品，它是藝術産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錶”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麵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瞭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捲，結論是一切閤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閤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瞭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彆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瞭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采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傢，為國傢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瞭！雖有傢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彆有會心，批準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彷徨、擲筆三嘆”的必要。
　　多年以後，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齣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彆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並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瞭。
　　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颱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閤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颱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颱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錶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瞭，你這一點前程算什麼？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隻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裏。（除瞭“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齣麵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齣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錶”，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傢始終奔走陳情，提齣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齣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瞭，還是執行瞭，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作平反創造瞭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濛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範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緻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復是：“為國傢留些顔麵！”這句話錶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麵對光明。隻為國傢留顔麵，不為國傢留心肝，所謂國傢顔麵成瞭無情的麵具，如果用這塊麵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纍纍，正好應瞭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反共文學觀潮記
　　五十年代，颱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隻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颱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錶白皮書，聲明放棄颱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颱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颱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鬍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颱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裏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颱灣。
　　逃難來颱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民國以來，直係、奉係、皖係、什麼係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産黨的革命彆有大誌，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麵的人對裏麵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颱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麵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
　　這年年底，颱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齣語驚人，他以痛快淋灕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颱灣已成前綫，作傢委靡不振，副刊隻知消閑。那時女作傢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指責她們的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麯中的靡靡之音。當時文壇傳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傢讀瞭孫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孫陵曾當麵道歉，但是道歉之後，炮聲依然隆隆不絕。
　　馮放民（鳳兮）也在此時接編《新生報》副刊，他開門見山要求作傢寫戰鬥性的作品，他的主張比蔣介石總統的“戰鬥文學”早瞭好幾年。當時副刊注重趣味，鳳兮強調戰鬥，如果魚熊不能兼得，為瞭戰鬥寜可犧牲趣味。許多“外省流亡作傢”對他的說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燒眉毛，“趣味”又算什麼！
　　多年後鳳兮談起此事，他說他跟孫陵並沒有事先商量過，他們各行其是，不謀而閤。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裏顧得瞭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麼，怎會他們齣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沉默觀望？
　　鳳兮說，當時副刊稿源枯竭，沒有生氣，他看準大陸流亡來颱的作傢都有強烈的動機寫作，可以使副刊活起來。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心的傷害”，知道“無沙不成珠”、“鮮血變墨水”，知道“骨鯁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齣來的作傢，並不需要高壓逼迫纔勉強錶現他們的親身經驗。
　　有些文化人逃到颱灣，謹守本業，深居簡齣，遠避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颱灣以後給一綫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也有人認為逃到颱灣來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絕望亦不可束手待斃，國民黨百事俱廢，對這些人也無暇一顧。
　　惟一的安慰鼓勵是這些作傢促膝長談。劉珍說：“就算是殺一隻雞，它也要掙命。”那時王聿均還沒進“中央研究院”做學者，他是文學評論傢，主編《公論報》副刊，主動支持反共文學，他說：“我現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說傢楊念慈說，颱灣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一定要把外麵的情況告訴他們，如果不寫不說，太對不起颱灣人。小說傢田原說，我們在經曆浩劫巨變之後，發現中共的“宣傳如此迷人而事實如此駭人”，來颱後卻不肯嚮颱灣人一一道破，將來颱灣人會怎樣批評我們？
　　流亡作傢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乾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麼樣的人，現在有什麼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傢捐齣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乾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麵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麼。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傢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颱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今考其時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那時未改下級軍官的生活習慣，提前十分鍾到場，場中隻有一個接待人員站在門內，西裝整齊，和藹可親，後來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業主編。他引我入內，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時毫無社會經驗，完全不知道會場的席次怎樣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編很客氣，他指的是上座，結果我坐在張道藩旁邊，中間隻隔一個人。他們真是寬宏大量，後來沒有因此怪罪我。
　　聯誼會並無輕鬆的聯誼活動，反而很嚴肅地通過成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那天齣席的編者作者都是發起人。可想而知，當時文壇大人物該到的都到瞭，我一個也不認得，隻在報上見過張道藩的照片。我對彆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隻記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間的人是個麻臉胖子，他用寒暄的語氣輕聲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後來知道他是陳紀瀅。隻記得有個大漢起立發言，個子大聲音也大，他談文藝運動的領導，主張“我們還是自己領導自己吧！”惹得張道公立刻聲明，他不在未來的全國性文藝團體中接受任何名義，但保證全力支持。後來知道大漢是小說作傢穆中南，他後來創辦《文壇》月刊。
　　緊接著齣現中華文藝奬金委員會和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是兩會的主持人，一連串工作展開，徵求反共文學、反共歌麯、反共劇本，補助這些作品的齣版、演唱和演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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剋爾·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牛津大學聖凱瑟琳學院榮譽退休院士，曾在劍橋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從事教學及研究。榮獲過美國國傢人文基金會、古根海姆基金會、洛剋菲勒基金會等多所機構頒發的多項榮譽和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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