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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长龙 著

图书标签:

• 敦煌文献
• 堪舆术数
• 风水
• 地理学
• 历史地理
• 中国古代文化
• 学术研究
• 古籍整理
• 民俗学
• 宗教文化

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86874

版次：1

商品编码：1118570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3-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511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为了纪念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本所学术委员会决定编选一本纪念文集，并编辑一套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前者已由中华书局在2003年出版。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是丛书系列。这些着作的作者都是本所的专任教师，他们中既有久享盛誉的老前辈，也有成就卓着的中年学者，还有已在侪辈中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本丛书的出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本所的研究实力和本所二十年走过的历史轨迹，也是对本所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检阅。《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的一册。

作者简介

　　关长龙，1964年生，辽宁省岫岩县人。1986年毕业於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於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於浙江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获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2005—2006年度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数术文献学、中国礼俗文化史研究。着有《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2001）、《中国学术史述论》（2004）《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礼俗篇》（2006）、《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韵书卷》（2008）等。

目录

前言
上编：唐五代堪舆信仰研究
下编：敦煌本堪舆文书校录
引用书版本目录

前言/序言

飞砂走石，乾坤入画——探寻中国古老大地信仰的脉络 中国，这片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土地，自古便与山川河流、风水峦象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种独特的智慧——堪舆之术，悄然滋生，并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城市规划、建筑选址，甚至王朝的兴衰。它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细致观察，对天地能量运行的深刻体悟，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的具象化体现。 本书旨在为读者铺陈开一幅宏大的中国古代大地信仰图景，我们将一同踏上一段追溯堪舆文化源头的旅程，从其孕育的土壤，探究其枝繁叶茂的脉络，直至今日依然闪烁的智慧之光。我们不回避其神秘的色彩，更不夸大其玄妙的说法，而是致力于从历史、文化、哲学、甚至科学的多个维度，去理解和解析这一古老的学问。 第一章：风水之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自然观 欲识堪舆，必先明其所依。本章将深入剖析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交织的宇宙观。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出发，探讨古人如何将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万物皆有其灵性与联系。“阴阳五行”作为构建世界运行法则的基本框架，在堪舆学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我们将详细阐释阴阳的对立统一、五行的相生相克，以及它们如何被用来解读地貌特征、气候变化，乃至人事的吉凶。 此外，本章还将探讨中国古代“象数”思维在堪舆中的应用。“象”即形态，指山川、河流、建筑等可见的形体；“数”则指变化，涉及方位、时间、五行属性等不可见的度量和关系。古人认为，“象”能寓“数”，“数”能生“象”，山川之形，水流之势，皆蕴含着某种数理逻辑，而堪舆师正是通过解读这些“象”与“数”的组合，来推断吉凶祸福。我们将通过大量的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佐证这种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 第二章：山川灵秀——堪舆学中的峦头与理气 “峦头”与“理气”，是堪舆学中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如同堪舆学的双翼，缺一不可。本章将分别对二者进行详尽的阐述。 峦头篇： 峦头，简而言之，便是对地理形态的观察与分析。我们将从宏观的山脉走向、水流分布，到微观的土石质地、植被情况，全方位地解读峦头的构成要素。山脉是大地的骨骼，河流是大地的血脉，它们的走向、形态、起伏，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将介绍各种典型的山形水势，如“龙脉”、“案山”、“朝山”、“水口”等，并分析它们在堪舆学中的具体含义和应用。例如，为何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脉被视为“活龙”，而平坦直露的山形则可能被视为“死气”？为何“水口”的收束被认为能聚气藏风，带来繁荣？这些疑问将在本章中得到解答。 理气篇： 若峦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那么理气便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用”。理气，主要是指运用方位、时间、五行等抽象的数理概念，来分析和判断地理环境的吉凶。本章将聚焦于堪舆学中最为重要的理气工具——“罗盘”。我们将揭示罗盘盘面上的层层信息，如天池、地盘、人盘、穿山七十二龙、透地六十龙、二十四山、地元龙、人元龙、天元龙、一百二十分金等等，并解释它们各自的功用和相互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探讨理气与峦头的结合。峦头是理气的载体，理气是峦头的灵魂。没有峦头的理气是空谈，没有理气的峦头是盲目。古人如何通过罗盘的方位，结合眼前的山川形态，来判断一处住宅、墓地或城市的吉凶？本章将通过一些经典的堪舆案例，来展示峦头与理气相互印证，共同作用的实际过程。 第三章：古籍之光——窥探堪舆文献的演变与传承 堪舆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数千年，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发展、演变的。本章将聚焦于堪舆学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通过梳理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来展现堪舆学的发展脉络。 我们将从先秦时期的朴素观念谈起，介绍《周易》等经典中蕴含的早期风水思想的萌芽。接着，我们将重点关注汉代的《论衡》、《淮南子》等著作，它们虽然不直接讨论风水，但其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解释，为后来的堪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东晋郭璞的《葬书》被誉为“风水之祖”，我们将深入解读《葬书》的核心思想，如“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阐释其对后世堪舆理论的奠基性意义。宋代是堪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本章中介绍张载、朱熹等理学大家对堪舆的看法，以及秦九韶、吴澄等人在堪舆学上的实践与发展。 明清时期，堪舆学逐渐走向世俗化和普及化，各种通俗易懂的堪舆读物大量涌现，如《地理五绝》、《阳宅集成》等。我们将探讨这些著作的特点，以及它们如何将复杂的堪舆理论传播到民间。同时，本章也将触及堪舆学在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流变，如北方以峦头为主的“形家”与南方以理气为主的“理家”之争，以及它们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经典著作。 第四章：形形色色——堪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投影 堪舆学并非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它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章将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案例，展现堪舆学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城市规划与建筑选址： 从帝都的规划到乡镇的布局，堪舆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将以唐长安、宋汴梁、明北京等都城的选址和布局为例，分析其如何遵循堪舆原则，寻求“背山面水”、“藏风聚气”的理想环境。同时，我们将考察普通民居、寺庙、宫殿等建筑的选址和布局，探究其背后的堪舆智慧。 陵墓风水的考量： 丧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陵墓的风水更是重中之重。本章将深入探讨古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选择陵墓的严苛标准，如“乘生气”、“依山傍水”、“前有明堂”、“后有靠山”等，并结合一些著名的陵墓（如秦始皇陵、乾陵等）进行分析，探讨其风水布局的奥秘。 阳宅与阴宅的区别与联系： 堪舆学分为“阳宅”与“阴宅”两大分支，分别关乎生者与死者的居所。本章将详细阐释二者的异同，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阳宅注重“纳气”、“招财”、“旺丁”；阴宅则侧重于“荫庇子孙”、“福泽后代”。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例，来展现堪舆师如何在阳宅和阴宅的选择与布局上，运用峦头与理气的知识。 第五章：时代的回响——堪舆学面临的挑战与现代解读 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堪舆学在许多人眼中似乎变得愈发遥远和神秘。然而，深入研究会发现，其背后蕴含的许多智慧，并非完全与现代科学对立。 本章将反思堪舆学在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争议与误解，例如，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迷信，或者过分夸大其预测功能。我们将批判性地看待一些“伪风水”的现象，并强调回归堪舆学本源的科学精神。 同时，我们将探讨堪舆学与现代科学的潜在联系。例如，堪舆学对“气”的强调，是否可以与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场、电磁波等概念进行类比？对“藏风聚气”的追求，是否与现代建筑学中对通风、采光、保温等的要求不谋而合？我们并不强求将堪舆学完全科学化，但鼓励读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发掘其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点。 最后，本章将展望堪舆学在当代社会的应用前景。在城市化进程加速、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重新审视堪舆学中关于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启示。我们并非提倡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用于指导我们当下的人居环境建设，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通过本书的阅读，读者将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堪舆学的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实践应用以及历史演变。它将引导我们拨开迷雾，以一种更为理性、更富文化底蕴的视角，去重新认识这门古老而又充满智慧的大地信仰。愿我们都能在探索中，领略中国古老大地智慧的魅力，并从中汲取养分，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居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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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大部头，我最大的感受是其罕见的广度和深度。它不像许多同类书籍那样，仅仅停留在对风水流派八卦口诀的肤浅介绍，而是将堪舆学的研究提升到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层面去考察。作者似乎对早期文献的掌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许多引用的段落都是首次在公众视野中出现，或是经过了极其精细的校勘与辨析。书中对于“气”的概念在不同典籍中的语义漂移和功能变化进行了细致的谱系学考察，这一点非常令人称道。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地域叙事与政治合法性之间张力的论述，它揭示了堪舆术并非单纯的迷信活动，而是支撑古代王朝权力结构和疆域认同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阅读过程中，我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查阅一些相关背景资料，这恰恰说明了作者的论述有着强大的牵引力，它迫使读者走出舒适区，主动去探究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知识地图。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控得极好，仿佛一位经验老道的匠人，不急不躁地展示着他的精雕细琢。它并非那种传统意义上按时间顺序铺陈的史书，而是采取了一种主题驱动型的结构。例如，书中对某几类古代工具书的分析部分，简直可以单独抽出来作为一篇精妙的研究报告。作者对这些文献的描述细致入微，从纸张的纤维、墨色的深浅，到版刻的刀法，无一不透露出一种对物质载体的珍视与敏感。这种对“物证”的深度挖掘，使得抽象的理论讨论立刻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解读那些略显神秘的图谱时，作者展现了惊人的耐心和清晰的逻辑，没有用任何故作高深的术语来搪塞读者，而是将图谱中的每一个符号、每一条线都赋予了明确的文化语境和功能解释，让我清晰地理解了古人是如何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来构建和理解宇宙秩序的，感受到了知识的重量与温度。

评分☆☆☆☆☆

这本新出的关于古代星象与地理堪舆的著作，着实让我眼前一亮。从装帧设计到印刷质量，都透着一股扎实的学术气息，让人一上手就感觉这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科普读物。作者在梳理古代堪舆学思想演变脉络时，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深入挖掘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堪舆理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特别是书中对唐宋时期堪舆流派分歧的剖析，视角独特且论据充分，让我这个业余爱好者都领略到了其中蕴含的深刻学问。比如，对于某几个关键概念的界定与阐释，作者显然是下了苦功的，那些晦涩难懂的古籍原文被梳理得井井有条，使得原本高悬于庙堂之上的理论，变得触手可及，引发了我对当时社会精英阶层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构建世界观的浓厚兴趣。全书的行文流畅，逻辑严密，即便是涉及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术数推演，作者也能用清晰的笔触将复杂的概念可视化，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却又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实在难得。

评分☆☆☆☆☆

坦白说，我对学术著作通常抱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总担心会陷入枯燥的引注和无休止的文献争鸣中。然而，这本书的章节编排却充满了文学性的张力。它似乎在讲述一个宏大的、跨越千年的故事，其中关于某些地方传说与实际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案例分析，尤其引人入胜。作者的文笔带有很强的现场感，仿佛带着我们一同走进了那些古老的测绘现场，去体会古人面对复杂山川时的困惑与最终的顿悟。特别是对于特定地理形态的命名演变，追溯其背后蕴含的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的痕迹，处理得既客观又富有同理心，让人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的厚重与人性的复杂。这种将冰冷的术数知识与鲜活的人类活动紧密结合的尝试，是这本书最大的创新点之一，也是它区别于一般工具书的价值所在。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它最打动我的一点，在于其强烈的批判性反思。作者并未将古代堪舆学视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知识体系来顶礼膜拜，而是十分审慎地讨论了其理论的局限性、适用范围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被滥用的倾向。这种“带着镣铐起舞”的研究方式，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自觉。书中对某些被民间神化了的理论进行了冷静的“去魅”过程，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官方记录和私人笔记，成功地剥离了层层叠加的文化迷雾，还原了其最初的社会功能。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读者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一种审慎的求知方法论。全书的结论部分更是发人深省，它将古代的地理认知与现代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念进行了某种隐秘的对话，提出了关于人地关系重估的深刻思考，拓宽了我们对传统学问价值的想象空间。

评分☆☆☆☆☆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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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170万年前。在云南发现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 在陕西出土了距今约80万年的蓝田人。此外，还有闻名世界的北京人。从元谋人到公元前21世纪，是中国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到距今约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中国进入到氏族公社时期。山顶洞人按血统关系组成比较固定的集团。同一氏族的成员都是亲属，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一个氏族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过着集体的生活，共同向大自然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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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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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象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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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评分☆☆☆☆☆

[元]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五：“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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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 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 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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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书上，一般把从最早国家的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叫上古史。欧洲在这段时期处于奴隶社会，所以也把上古社会说成奴隶社会。如果从全世界范围讲，就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比欧洲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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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