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老照片(第88辑)》刊发有意思的老照片,并辅以简洁生动的文字,以崭新的视角回望历史,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老照片(第88辑)》内容包括:我的人生道路、我所认识的孙家绣、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麦文果在南通等。
目录
何子岚 我的人生道路
徐方 我所认识的孙家绣
沈建中 创办燕大之前的司徒雷登
朱江 麦文果在南通
沈宁 抗战中的战地记者
庞守义 我与石少华的一段交往
邹士方 溥杰先生二三事
黄豆米 父亲的“公有制”记忆
雷伟 “游泳领队”与“篮球教练”
姜波 又见济南火车站
张军勇 近代西方视野里的威海形象
楚泽涵 彭家往事:外祖父和外祖母
李岩 父亲“老豆”
尹淑金 叔叔尹舟
谭金土 梅兰芳、俞振飞《游园惊梦》剧照
蔡登山 也将柔情酬知己
冯克力 一座老站的消失
封面 1911年落成的济南火车站(姜波)
封二 在刘公岛度假的英国海军水兵(张军勇)
封三 彭家三姐妹(楚泽涵)
精彩书摘
我的人生道路何子岚口述陈卫平整理整理者小记:1981年,东京,一位五十六岁的中国教师走下飞机。他姓何,名子岚,应聘就任中文学校的教师,这他是三十六年后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为何日本的学校要聘请一位年过半百的中国教师,而且还只是位在中国教中小学生物的教师?三十六年前他留学日本时,名何光澍,为何又改名何子岚?听说他回国后身经抗战后期、二二八事件和抗美援朝,他身处其中又有怎样的经历?一些年后,我与何老师有过多次交谈,于是有了下面的记录。
留日和女友我生于1925年,本名何光澍。因为1942年结识了一位日本女朋友,1944年她去世,为怀念她,我想改一个能记得起她的名字。最初考虑直接用她的名字,但“凤子”,听起来不似男性,接着考虑把顺序倒过来,叫“子凤”,念了几次,感觉拗口。后来从字形上考虑,定为“子岚”。
凤子的爷爷,叫宫崎滔天。滔天兄弟中多是名人。宫崎八郎(1851—1877),宫崎家次子。深受卢梭《民约论》影响,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者,虽然死时年仅二十七岁,但对三个弟弟,即六子宫崎民藏(1865—1928)、七子宫崎弥藏(1867—1896)和八子宫崎虎藏(1871—1922,也称寅藏,日语中寅与虎同音。号滔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民藏兄弟三人都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但是弥藏早亡,民藏还要从事日本土地运动,只有滔天一生倾全力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被孙中山称为最可靠的朋友。另外,民藏之子宫崎世民(1902—1985)战后长期担任日中友协理事长,与几代中国领导人都有交往。
滔天有两个儿子,长子宫崎龙介(1892—1971)和次子震作(1894—1936)。次子夫人名绫野。震作有两个女儿,次女就是凤子(1926—1944)。
我与凤子的结识,其实很简单。刚到东京留学时,我听说在目白车站附近,有一个为纪念孙中山与滔天友谊而盖的留学生宿舍。抱着半是好奇、半是崇敬的心情,我到了那里。进门就看见一块匾额,上面有孙中山写的三个大字:文虎社。文是孙文的文,虎自然是虎(寅)藏的虎,我决心要住进去,也就真的住进去了。
文虎社是一幢U字形木造两层楼,东西走向并向南边伸出。西边住的是管理宿舍的宫崎家人,中间(即南边)和东边分隔开十几个房间,住留学生。原来管理宿舍的是滔天的次子震作,但他过世很早,我去时是居孀的绫野夫人在管理。她只有两个女儿,长女不三子已结婚,常带着孩子来文虎社玩。小女儿叫凤子,比我小一岁,因为得了肺结核,从大学退学在家养病。我觉得人和人是有缘分的。一开始我在宫崎家就没有外人的感觉。我觉得和绫野夫人的关系像母子,和不三子的关系像姐弟,和凤子一直保持很深的很纯洁的感情。常常是吃完晚饭后,到起居室和她们三人一起消磨一段时光,总有说不完的话。夫人曾给我看滔天的著书《三十三年之梦》。滔天文笔流畅,文章一气呵成,有豪迈侠义的气概,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和对孙中山的尊崇。夫人也常谈她所见闻的滔天和孙中山的友情。现在回想起来,她谈得较多的,是亚细亚主义思潮,我感觉绫野夫人与这一思潮是有共鸣的。那时常来她家的,还有一位印度客人,姓辛(音)。他对我也很和蔼,还教我唱印度歌。我现在只记得一首歌的第一句:冈贝玛达朗(音)。
“冈贝”,意即甘地,应该是首歌颂甘地的歌曲。绫野夫人还给我看一些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关的物件。有一次拿出一个可套在手指上的藤环,她说这是孙中山送给滔天的。用一种咖啡色的植物细藤编织而成,编法很复杂,编得很精致。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时学会了编织。
我与凤子之间的感情基础,是音乐。我从小对音乐感兴趣,但缺乏这样的环境,只会欣赏一些轻音乐,是凤子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她一个一个曲子地给我介绍她的体会,从乐曲的旋律谈到作曲家的生平,谈到作品的时代背景等等。
正是在她的引导下,我熟悉了几十首较大的曲子,养成了终生爱好古典音乐的兴趣。
凤子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后来又得了很麻烦的肠梗阻。医生来看了几次,说本来可以做手术,但凤子现在的身体已经不起手术了。绫野夫人在痛苦地思考了两天以后,终于同意了最后的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安乐死。在凤子身上注射一种药物,让她就此长眠不醒。注射的那天早上,照顾凤子的老太太在凤子的床头放上了几枝白花,凤子看见白花说:“凤子是不是要死啊。”这是她最后的一句话。在给她守灵的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守到最后。火葬那天,捡骨灰的是绫野夫人和我两个人。我偷偷地把一两块骨灰藏了起来,以后装入一个精致的赛璐璐小盒,一直带在身上。1966年“文革”爆发,我估计红卫兵会来抄家,就把骨灰和绫野夫人送我的相片都处理掉了。因为照片上夫人穿的是和服,背面写给我的话是:我的儿子。
整理者附记:宫崎龙介(1892—1971),滔天长子。
1956年应邀访华,毛泽东接见他时提起,当年滔天先生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时,曾给他写过信,请他来为新民学会讲演。龙介回国后遍觅无着,十年后在一堆不起眼的文书中偶然发现这件手迹。后收入《毛泽东早年著作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杭州办报时间是1945年6月到10月。我们在杭州办了四期杂志,出了二十天报纸。时间虽短,但却是先由汪伪特务出钱,后又转手到国民党地下机关,但我们有办报的自主权。
当时,我们八个广东籍留学生,在1945年初回国。领头的是关世雄(整理者按:关世雄1921—1998,祖籍番禺,生长在北京。回国后参加中共地下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的文笔很好。大家的想法是赶上抗日最后一班车。有人想去大后方,有人想去延安,但都苦于没有关系。这时有一个留日同学,叫李幼汉,台湾人,邀我们到杭州办报。
他父亲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头目之一,叫李文。在日军头目根本博手下任职。李幼汉在杭州的日本特务机关任职,不过他是一个浪荡公子,基本是挂名。他知道我们不喜欢日本,见面时,他拿下墙上的照片,打开后面镜框,里面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他告诉我们,自己也有另一面。为出报刊,他向日本人要钱,我们再去也找他要钱。以后,也是广东老乡的欧阳可亮到杭州,与我们一起办报。此人曾在日本人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中文,并利用结交的日本关系,在沦陷后的上海出版《国风报》。
到杭州后,一个伙伴认识国民党地下工作的头头庄保庆,把他介绍给了我们。庄保庆怕我们不相信,就拿出委任状给我们看。至今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看过的最小的委任状,只有巴掌那么大。也许因地下工作的关系,不能弄太大吧。上面写着:中将衔参议。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大印。他是在沦陷区公开活动的,给了我们一千万元,我们只收到五百万(被中间人私吞了一半)。我们拿国民党的钱出一份名叫《河山》的杂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取岳飞“大好河山”之意。
《河山》8月1日出刊,为避日伪迫害,7月31日我们就跑到上海去了。庄给我们找了一栋小洋房,还派了一个厨子给我们做饭。住了十天左右,大约8月10日前后,庄来到上海,把我们叫到国际饭店,他说昨天美国在长崎扔了一个杀伤力很大的炸弹,大概日本支持不下去了,让我们到杭州办报,叫《大汉报》。8月11日开始出地下版,关世雄每天写一篇社论,我负责收听延安和重庆的电台,记录下来,作为报纸的新闻。白天在街上向市民散发报纸,晚上在街头刷大标语(有人在路口望风)。四天以后是“八一五”,抗战胜利了,我们把地下版改成了地上版,版式改为四开,但出了一周左右就散伙了。推测原因,大约两条:一是关世雄与庄保庆谈不拢,因为我们办报只想要钱,不想被人控制;二是在庄的方面,地位不稳(接收时出了问题)。庄要发给我们三个月的遣散费,我们一分钱不要,跟他的缘分就此为止。
这期间还有个小插曲。一个叫卢志彬的台湾人,和我们同住。大家怀疑他是李幼汉派来监视我们的。我们用广东话商量,要把他活埋了。我们以为他听不懂广东话,不料他听了走过来说,他和李没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我来日本后,碰见一个当年留日的同学,他说卢回台湾后参加了共产党,1950年代被逮捕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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