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一次“思考”與“鋒利”的較量;一次“意圖”與“觀點”的評判;一場論爭背後學識與品格的檢測帶來的一個公共寫作的典範
“我們”是誰?
在什麼意義上我們還是“純粹的中國人”?
我們追求的理想生活圖景究竟是什麼?
許多確定無疑“原本如此”的信念與感知,會遭遇到“為何如此”的疑問,或者“未必如此”的睏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中國有多特殊?學者劉擎告訴你他內心的答案。
《民主細節》作者劉瑜力薦
海報:
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動蕩多變的世界,是一個思想激辯的時代。每個人,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公共問題的討論。然而,更多人是以鋒利代替瞭思考,徑直宣泄自己的情緒。
劉擎的文字,如劉瑜所說,“審慎又不是犀利,清晰卻有深度”,客觀不偏執。《中國有多特殊》收錄瞭他關於眾多公共事務的思考和評論,讓我們去思考“自己是誰”、“為何如此”、“怎麼樣改變”等諸多疑問。劉擎結閤政治、哲學、曆史文化等眾多元素,解讀社會發展變化、人們思想的演進,以求讓中國人能夠更深入和客觀的去看待、去思考。
《中國有多特殊》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劉擎對當下熱點話題的分析評論,第二部分是長評,第三部分主要是訪談,包括劉蘇裏和劉擎的對談。
作者簡介
劉擎,國傢開發銀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著有《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學術隨筆集《聲東擊西》等,譯有《言論自由的反諷》《以賽亞?伯林的遺産》《現代性的教訓》等。
精彩書評
審慎但不失犀利,清晰卻有深度。劉擎的文章總是能把握時代的“七寸”,就像一個優秀獵人能搜索到叢林中凶猛的獵物,並精準地將其擊中。在一個立場往往先於思考的時代,劉擎的文字是對思想之優雅難得的提醒。
——劉瑜
目錄
自序 在新的地平綫上
輯一
達爾文主義的迷思
國際與國情:僞辯證和真戲法
中國有多特殊
迷失與委身
“特殊價值”的傲慢與偏見
奇跡背後的可恥秘密
“世界杯”與男權主義的反
如何論證“包辦婚姻”的優越性
誰讓孩子輸在瞭起跑綫上
健美操與忠字舞
比盲人更盲目
看見彆樣的生活
你所不知道的真相
“虎媽媽”的戰歌唱給誰聽?
麵對言論自由的傷害
日本的國民性能解釋什麼?
誰在乎西方模式?
普世與特殊是分歧所在嗎?
黑箱操作與網絡圍觀
從真相中拯救信任
風險社會的婚姻觀
愛的理由
美國會爆發革命嗎?
輯二
世俗時代的死亡問題
奧巴馬的“繼續革命”
《革命之路》中的愛欲與政治
誰害怕貝爾納-亨利·萊維?
麵對中國模式的曆史終結論
迴顧馬丁·路德·金抄襲事件
群體性瘋狂如何可能
民主社會中的教育權威
“另類道路”的誘惑
麵對蘭德的挑釁
一個平民的自由主義理想
建構純粹的“中國範式”是否可能
價值認同的睏境與可能
我的非經典閱讀
輯三
自由主義及其不滿
當下思想界的狀況
立憲與政治正當性
精彩書摘
國際與國情:僞辯證和真戲法
公共輿論的主導者,從傳媒評論傢到各種機構的發言人,大多是要講道理的(至少要擺齣講道理的樣子)。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時下的“意見領袖”常常訴諸兩套不同的道理:
“中國國情論”與“國際慣例論”。前者立足於本國曆史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俗民情的特殊性;後者依據當今世界廣泛通行的規則與實踐。兩種道理各有韆鞦,彼此競爭或能互見長短,於活躍思想不無裨益。但還有更強勁的論者,擅長在兩種道理之間自由穿梭,援引國際慣例時冠冕堂皇,一旦講不通就轉嚮國情論,也振振有詞。時而“國際”時而“國情”,不是國際就是國情,人間萬事一網打盡,無往而不勝。比如,在房價問題的討論中,有房産界權威人士語齣“雷人”:“年輕人就應該買不起房子。”之所以那麼咄咄逼人,因為有“國際慣例”支持——據說在發達國傢,幾乎沒有30 歲以下的年輕人能購買房産。但他的“國際道理”卻完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在所謂發達國傢,一幢普通單體彆墅的價格,大約相當於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後5 ~10 年的收入總和。相比之下,中國的大學生需要多少年?你不時會收到那些房地産廣告短信,通告某套房子“僅售”多少萬元,你僅用小學算術就會發現,這個價格“僅”是你30 ~60 年的工資總和。然後你明白,不僅年輕的時候你負擔不起,就是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你也非常可能買不起。若是拿這樣的事實來反問權威人士,他大約會告訴你,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傢,有自己特殊的國情。
再比如,國內柴油汽油價格上升引發不少爭議,當然可以用節能環保的理由來支持成品油大幅漲價,筆者本人會贊同這種理由(條件是,附加收益必須正當地、透明地用於公共事業)。但也有相關領導從“市場機製”的角度來論證。當國際油價從80 美元漲到147 美元的時候,支持漲價的理由是“要進一步與國際市場接軌”,而後來當國際油價從147 美元跌到50 美元時,維持高價的理由又變成瞭“中國是發展中國傢,什麼價格都與國際接軌,這不太現實”。國際接軌論與國情論就這麼完美配閤,於是總是有理,永遠有理。
從理論上說,筆者贊賞“普遍理論與本國實際相結閤”的努力。中國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如何辯證地處理國情與國際慣例的關係,是一個真實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需要以巨大的勇氣、誠實和智慧去麵對。但總在兩種道理之間左右逢源,為自我閤理而任意取捨,“辯證法”就可能淪為“變戲法”。“戲法”可能越變越熟練,但從沒法讓人心悅誠服。
更為復雜的情況,是最近有關互聯網監管問題的討論。許多論者同時以兩種理由為監管辯護:一方麵,中國的網絡管理與國際通行慣例大體一緻;另一方麵,中國有自己特殊的國情,網絡監管的具體內容和尺度應當遵循本國特定的法律和規章。這似乎是“相同論”與“特殊論”的完美綜閤。然而,從邏輯上說,“相同”加上“特殊”就是總體,而沒有任何事物能逃得齣總體,兩者綜閤相加當然可以包打天下,解釋一切。換言之,任何一個人類社會(無論其言論和信息自由狀況如何)都可以用這類“綜閤論”為任何尺度的監管控製辯護。但是,如果僅僅訴諸這種原則性的辯護,那麼自由開放的程度差異就無從談起,我們甚至無法由此論證中國對言論與信息的管理比30 年前更為閤理或進步。
實際上,相關討論的關鍵並不在原則層麵,而是在具體的內容和尺度。就原則而言,誰都知道,沒有任何國傢的言論和信息會享有無限製的絕對自由。英國思想傢約翰?洛剋早就言明,自由並不是放任,沒有法律也就沒有自由。所以,根本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規則”或“應不應當監管”,而是在於“監管什麼”和“如何監管”。中國的網絡既有高度活躍自由的信息傳播和言論錶達,也有根據國情和國民狀況而實施的限製與監管。但是,既然事關國情和國民,那麼具體限製什麼和監管什麼,是否應當進入公共審議的程序?暫且不用去理會外國人如何說三道四,但我們本國公眾對此是否有正當的“知情權”?
國際電影資料庫(IMDB )是電影專業研究者和眾多影迷所鍾愛的免費網絡資源,卻在不久前被“屏蔽”瞭。這似乎無法用“國際慣例”來解釋,但可以用“國情”來解釋嗎?這樣一個電影手冊指南性質的資料庫,在什麼意義上會涉嫌淫穢色情、顛覆政府或種族仇恨?也許愚笨如筆者缺乏足夠的敏銳和洞察力,這就需要監管部門來輔導我們:齣於怎樣的國情,依據什麼規章,按照何種程序,就這麼毫無商量地屏蔽瞭國際電影資料庫這樣的網站?
在我看來,絕大多數網友不贊同絕對的自由放任,也願意接受閤理的規則與必要的監管。但作為公民,我們有正當的權利要求公開的解釋和論證。否則監管者就是將自身僭越於全體公民之上——武斷地假設瞭自己在道德上和智力上優越於公眾,這不僅是粗暴的羞辱,而且本身涉嫌公權的濫用。長此以往,會造成破壞社會和諧的隱患。
中國有多特殊
森林裏看不見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地球上也找不到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世間的每一種(物質的或精神的)存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甚至透著細膩的詩意。但同樣有道理的是,所有樹葉仍舊是樹葉,每一個人都屬於人類。我們從小就會背誦“對立統一”原則,卻常常錯失瞭辯證思考的意蘊。令人玩味的是,特殊主義論述本身並不特殊,無論是“自我特殊論”或“他者特殊論”,都普遍地存在於人類的認知與想象之中——從“法蘭西文明優越論”、“普魯士道路”、“亞洲價值觀”,到“美國例外論”,不一而足。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特殊論”也並不例外。
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進口的”和“國産的”中國特殊論日趨強勁。其中,馬丁?雅剋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大約最引人注目。雅剋急切而鄭重地告誡讀者:重要的趨勢不隻是中國要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而是中國將以特殊的、完全不同於西方所想象的方式來主導世界。因此“中國的崛起”意味著“西方世界的終結”(英國版副標題),或者,
“一種新全球秩序的誕生”(美國版副標題)。但是,正如著名學者佩裏?安德森在相關書評中所指齣的那樣,這種對獨特“中華性”(Chineseness )的神秘言說實際上由來已久——從馬可?波羅在中國遊記中塑造的美妙絕倫景象,到18 世紀伏爾泰等啓濛思想傢對中國文明的贊嘆,再到20 世紀危言聳聽的“中國黃禍說”(yellow peril),隻是時而抱有恭敬,時而顯齣輕衊,在“中國熱”(Sinomania )與“中國恐懼”(Sinophobia )之間來迴搖擺。如今,“中國恐懼絕對沒有消失,但又一輪中國熱正在形成”。但這類東方主義式的“中國特殊論”,無論是錶現為熱衷還是恐懼(所謂“中國威脅論”),就認知水準而言都乏善可陳,它們不是依據細緻的考察與深刻的辨識,更多來自一知半解的“觀察”與牽強附會的臆想,也就難以真正地澄清中國獨特的傳統文明究竟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對中國當下的崛起産生瞭影響。
國人自産的中國特殊論也源遠流長,自晚清以來從未平息,也有過多次勃興。由此衍生的一個推論,可稱之為“不適閤論”:由於中國如此特殊,非中國原産的理念、價值、製度或實踐,大多不適閤中國國情。曾經有林林總總的不適閤論,聽上去都振振有詞。比如,“西醫不適閤中國”,因為國人體質與西人大為不同;“自由戀愛不適閤中國”,因為中國自古崇尚大傢庭觀念,婚姻不是男女個人的結閤,而是兩個傢庭的結閤,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同校不適閤中國”,因為中國傳統講“男女授受不親”;“馬剋思主義
不適閤中國”,因為一個猶太人根據歐洲傳統與社會經驗總結齣來的理論不可能適閤本土國情;“個人權利觀念”不適閤中國,因為中國人的認同從來根植於群體,而不是“原子化的個人”;“市場經濟不適閤中國”,因為中國文化是集體主義取嚮,中國人又經過社會主義的鍛造,不可能接受追逐利潤與金錢的價值觀。(李新宇教授兩年前曾發錶《“特彆國情論”小史》一文,對百年來流布的“憲政”、“共和”與“民主”不適閤中國國情的種種說法與理由,做過引人入勝的梳理與解讀。)據說,快餐業巨頭麥當勞在進入中國之前曾找人評估市場前景,得到的結論是必敗無疑。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獨特、豐富而悠久的麵食傳統,絕對不會接受“漢堡包”之類!結果使得麥當勞猶疑不決,在小弟弟肯德基捷足先登之後,纔遲緩地做齣反應。
而今,從西醫到麥當勞,從男女同校到自由戀愛,從馬剋思主義理論到市場經濟製度,不僅都進入瞭中國,而且在中國生根開花、發芽結果。以“事後之明”迴望,當初那些振振有詞的“不適閤論”大多是不足為信的武斷辯解。這當然不是說,中國的特殊性是一個無意義的命題,也不是說“適閤不適閤”國情的疑問是一個假問題。關鍵在於,許多流行版本的特殊論,無論是進口的還是自産的,往往基於某種虛假的本質主義文明論,杜撰齣某種固定不變的、同質透明的“中華性”。實際上,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種外來的價值與理念,都“共時性地”構成瞭我們生活實踐的地平綫,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內在的構成性部分。理解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解釋中國崛起的原因與後果,應當著眼於曆史傳統製約下的當代實踐。而曆史的製約與影響從來是復雜和開放的,特彆是由於中國傳統具有內部的多重性,經典文本的義理、現實政治中的原則和民間日常生活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係,也由於中國在近代以來經曆瞭多次巨大的變遷。因此,每當遇到“特殊論”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拋開那些陳詞濫調,認真地問一問:“當我們在談論‘國情’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什麼?”
如何論證“包辦婚姻”的優越性
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時代,會激發層齣不窮的理論創新。富有創造力的理論傢往往會挑戰你的直覺與常識。比如,你碰巧讀到這樣的新觀點:中國維係韆百年的
“中央集權製”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優越的政治製度,你韆萬不要驚訝,也不要視之為奇談怪論就輕率地抵觸否定,而是首先要反省你自己的既有觀念,你的抵觸情緒可能恰恰是因為人雲亦雲,陷入瞭迷信和盲從——迷信“民主的烏托邦”,盲目斷定“民主比集權進步”。如果懷著開放的態度耐心閱讀和思考,或許會受益匪淺。我就發現,類似的文章大多旁徵博引,有理論有事實,尤其在“方法論”上特彆具有啓發。如果能融會貫通地運用,會極大地激勵自己的理論創新。比如,我正準備提齣一個反潮流的新論:“包辦婚姻”比“自由戀愛”更為優越。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包辦婚姻作為一種風俗(製度性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曆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殘酷的,怎麼可能在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中維係那麼久遠?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由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的本質。
首先,將“婚姻”等同於“情感”是一種概念錯誤。任何婚姻都不隻是兩個孤立男女之間的純粹情感或性愛關係,而是一種“製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包括人口再
生産)、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將如此重要的製度安排托付給“自由的愛情”,這不隻是非理性的,簡直是愚昧和瘋狂。
我們都知道,愛情是神秘的、不可理喻的、曇花一現的,因而也是高度不穩定的。包辦婚姻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機製來完成,比子女憑藉自己的感情衝動具有更為智慧的判斷和審慎全麵的考慮,婚姻也受到傢族權威與社群輿論的保護和製約,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其次,讓我們來反思所謂“包辦婚姻不幸論”。穩定當然不是婚姻的全部,幸福是婚姻的必要組成部分。對包辦婚姻最常見的一個指控是基於“幸福”的理由。流行的觀點認為,包辦婚姻“壓抑人性”,這種穩定關係以犧牲當事人的幸福為代價。但這種看法站得住腳嗎?有事實依據嗎?人類學和社會學有大量的研究錶明(這裏需要收集和引證資料,最好有統計數據),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結成的婚姻相比,婚後的“幸福感指數”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區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辦婚姻不幸論”完全沒有可靠的事實根據,之所以成為一種流行的共識,是被文學影視作品以及傳媒宣傳誤導所緻。一般來說,作傢、文藝傢和媒體人大多持有“親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們在公共話語的傳播中往往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證據”——過度誇大包辦婚姻的弊端,極力美化自由戀愛的幸福。按照喬姆斯基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被製造齣來的共識”,簡單地說,就是“洗腦”的結果。
再次,對包辦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據一個荒謬的前提預設: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是“敵對的”。但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觀點。我們都知道,父母對子女具有最強烈無私的愛與關懷,也最希望子女獲得幸福。的確有少數父母將子女的婚姻作為籌碼,來換取自身或傢族的利益。但更為普遍的情況是,父母為謀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獻與犧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的利益與目標完全是一緻的。差彆在於,婚姻的對象是由父母包辦決定,還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當兩者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哪一種判斷更為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戀愛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緒左右,容易被衝昏頭腦。相反,父母有豐富的閱曆和經驗,而且更少受到情緒的乾擾,在對子女“終身大事”的判斷決定中,他們更可能做齣清晰冷靜正確的選擇。那些反抗父母意見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戀人們,大多以悲劇告終,後悔莫及地感嘆自己當初的任性。
最後,自由戀愛對於社會與道德的負麵影響尤為值得關注。自由戀愛發端於兩百年前的西方,是啓濛時代宣揚個人主義和人性解放的結果。但是,兩百年來的曆史實踐錶明,所謂“人性的解放”會走嚮“欲望的解放”甚至是“獸性的解放”。越來越自由隨意的親密,越來越放縱的(包括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瓦解瞭持久的忠誠、彼此的責任等美德,引發瞭普遍的價值混亂、道德墮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瞭居高不下的離婚率。傢庭是社會的細胞,傢庭的解體意味著社會的潰散。中國文化是傢族本位的集體主義文化,自由戀愛在個人主義為本的西方都導緻瞭社會危機,更不適閤中國的國情。由此我們得齣結論,應當破除對自由戀愛的迷信,返迴包辦婚姻的古老傳統,重新獲得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當然,這是一篇“戲仿”之作。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麼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麼振振有詞。如果你覺得這個創新不夠過癮,我們還可以嘗試更極端的題目(比如,論證“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江湖騙子泛濫的時代。要免於被“理論”忽悠,我們不僅需要常識,而且要培養健全的思維品質,獲得清醒的辨識力。
這是一種公民的品質。
……
前言/序言
自序
在新的地平綫上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年輕的時候就聽崔健這樣唱過,而20 多年來時代的節奏似乎從未放緩。也許,這個世界一直是動蕩多變的,隻是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吞沒瞭各種疏隔的屏障,讓人更真切地感受八麵來風的衝擊,時而驚喜,時而驚慌。
“全球化”究竟是什麼?在一次講座中,哥倫比亞大學的著名教授巴格沃蒂曾給齣一個自稱“最為真確的定義”,那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何以如此?他的解釋是:“一位英國的王妃,帶著埃及的男友,在法國的一條隧道裏撞車,開的是一輛德國車,安裝著荷蘭的發動機。司機是一個比利時人,喝多瞭蘇格蘭的威士忌。追趕他們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隊,騎著日本的摩托車。為她治療的一位美國醫生,用的是巴西的藥品。這個消息是一個加拿大人傳齣的,使用的是比爾?蓋茨的技術。而你可能正在一颱電腦上閱讀這個消息,這颱電腦用的是中國颱灣造的芯片、韓國産的顯示器,由一個印度的卡車司機運輸,被一些印尼人截獲,由矽榖的碼頭工人卸貨,然後由一個墨西哥非法移民運送給你……我的朋友,這就是全球化。”
作為全球化現象的一個縮影事件,戴安娜之死或許過於戲劇化瞭。我們來看看身邊更為尋常的文化生活情景。若以戲仿的筆觸可以如是描述:這是一名中國大學生的一天,背誦英語是早晨起來後的首要任務。上午第一門課學習德國的“馬剋思主義原理”,第二門課聽老師講述北歐的“福利國傢製度”。下午參閱英國學者寫的《歐洲戰後史》寫作業,同時聽著耳機裏法國歌手Alizee 的歌聲。晚飯前最後一小時參加瞭印度“瑜伽班”的健身運動。晚上的第二專業選修課是“工商管理”,使用的是美國哈佛商學院的教材(山寨版)。迴到寢室後在網上看瞭一部非常文藝的伊朗電影,隨後在新浪微博上寫下自己的觀後感(又“翻牆”到臉書上再發一遍),然後刷微博幾十篇直到心生倦意。臨睡前念幾篇《論語》慢慢進入夢鄉。我們今天享有的物質和文化“産品”,有相當大的部分源自異國他鄉。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超齣瞭原有的地方性,與更遙遠更開闊的世界交織在一起。以地理疆界標識的那個“本土文化”逐漸失去瞭清晰的輪廓,匯入瞭正在浮現的新的地平綫。有人贊美“開放”,有人哀嘆“混亂”,但無論如何,空間上橫嚮的現代文化與時間上縱嚮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越來越深刻地交匯融閤,共同構成瞭我們“縱橫交錯”的背景和視域。那麼,“我們”是誰?中國有多特殊?在什麼意義上我們還是“純粹的中國人”?我們追求的理想生活圖景究竟是什麼?在新的地平綫上,許多確定無疑“原本如此”的信念與感知,會遭遇到“為何如此”的疑問,或者“未必如此”的睏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生逢動蕩多變的世界,我們身處思想激辯的時代。這個文集的大部分篇章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瞭事關公共問題的討論。
學者介入公共寫作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成敗都不乏先例。傑齣的文章往往是學理與評說相映成輝,執著於真理與良知,又避開偏執和狂熱,彰顯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曉暢卻不流俗……所有這些品質都不易企及。何況在今天的中國,幾乎所有公共問題都會引發爭議,而論辯常常讓人傾嚮以“鋒利”壓倒“思考”。但在我看來,如何對待異己之見和論爭對手是對作者學識與品格的某種檢測。
就此而言,雖然我的教訓或許遠甚於經驗,但私心裏依然存著一個榜樣,那就是漢密爾頓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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