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南部新書溯源箋證》是宋人錢易的筆記小說，記唐時士大夫軼事，間及五代。其內容駁雜，來源不一，摘自文集、實錄、正史、太平廣記等書居多，真僞難辨。《南部新書溯源箋證》即是將書中所收各條目的來源、真僞等一一詳加考證辨析，考鏡源流，以利學者參考。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凡例
正文
序
南部新書甲
南部新書乙
南部新書丙
南部新書丁
南部新書戍
南部新書己
南部新書庚
南部新書聿
南部新書壬
南部新書癸
附錄
《宋史·錢易傳》箋證
附：錢易的籍貫和初舉之年
佚文
題跋
引用書目
精彩書摘
南部新書甲1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二品〔一。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唐會要》捲五七《左右僕射》：“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u61）引文“不帶同一品”，據《玉海》捲一二〇所引《會要》（26B），乃“不帶同三品”之誤。
2 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唐會要》捲五一《中書令》：“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曰。至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曰一人執筆。”（1036）
3 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硃點之。元和後，唯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硃點廳”。
4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曆中，同日登製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雞之手。”《舊唐書．韋夏卿傳》：“夏卿苦學，大曆中，與弟正卿俱應製舉，同時策入高等。”（165／4297）呂溫《韋夏卿神道碑》：“釋褐太子正字。與仲弟正卿，以賢良偕徵，策入異等。冥鴻雙舉，當代榮之。”（《文苑英華》捲九〇一8A）“二難”：《世說新語》捲一《德行》：“陳元方子長文，有英纔，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谘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6）意為兄弟皆佳，難分高下。此代指兄弟。
5 韓昆，大曆中為製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命近臣持采杖鞭之，厚錫繒帛，以示殊澤。《元和姓纂》捲四上平聲寒韻“韓”：“河東《狀》雲：本自穎川徙焉。唐給事中韓液、右補闕韓昆，並傢蒲阪。”（15B）
6 常袞自禮部侍郎人相，時潘炎為捨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袞視事不浹旬，果除之。《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二年“夏四月，壬午，以朝議大夫、守太常卿兼修國史楊綰為中書侍郎，尚書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未，以右庶子潘炎為禮部侍郎。”（11／3u）按：此月壬午朔，癸未為初二日。也就是，常袞拜相的次日，潘炎即已接替常袞為禮部侍郎，不待“浹旬”也。宋．王讜傭語林》捲八：“神龍元年已來，纍為主司者：……常袞三，大曆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曆十三年、十四年。”（719）潘炎，《新唐書》附見其子《潘孟陽傳》：“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宮右庶子，為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來嘗輒關，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言。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初次翻開《南部新書溯源箋證》，我便被它那沉甸甸的學術氣息所吸引。書名本身就透著一股探尋根源的勁頭，仿佛要帶領讀者潛入曆史的長河，去挖掘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珍貴寶藏。我雖非專攻此領域的學者，但對地方文獻和曆史文化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這本書恰好滿足瞭我對於“溯源”和“箋證”的期待，它不僅僅是對某個時期“新書”的簡單羅列，更像是一場細緻入微的偵探工作，通過文獻的梳理、考訂，力圖還原事物最真實的麵貌。閱讀過程中，我感受到作者並非隻是機械地搬弄史料，而是帶著一種嚴謹的態度，將繁雜的材料抽絲剝繭，層層遞進，引人入勝。那種抽絲剝繭般的論證過程，讓人仿佛置身於一個古老的圖書館，與作者一同在泛黃的書頁間穿梭，辨識著字裏行間的微小差異，解讀著被隱藏的密碼。每一次的“箋證”，都像是揭開瞭一層麵紗，讓模糊的輪廓逐漸清晰，讓我對那個時期的文學創作、齣版傳播，乃至社會文化風貌，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思考。這本書的價值，我想不僅僅在於它提供瞭多少“新書”的信息，更在於它展現瞭一種治學之道，一種對待曆史文獻的敬畏之心和精益求精的態度。
評分《南部新書溯源箋證》所呈現的，是一種迴歸本源的學術精神。我一直認為，對任何一個地區文化史的研究，都應該建立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之上。這本書恰恰做到瞭這一點，它聚焦於“南部新書”的“溯源”與“箋證”，這是一種對曆史真實性的不懈追求。在閱讀過程中，我深受作者嚴謹治學態度的感染。作者並非簡單地列舉書目，而是通過對史料的細緻辨析，對前人研究的梳理，對不同觀點的審視，力求還原事物的本來麵貌。每一次的“箋證”，都如同一次考古挖掘，在浩瀚的文獻海洋中，發掘齣被遺忘的寶藏，並對其進行精心的修復和解讀。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爭議性問題時所展現齣的客觀與審慎，他不會輕易下定論，而是通過充分的論證，引導讀者一同思考。這種研究方法，讓我覺得非常踏實，也讓我對書中所呈現的內容更加信服。這本書的意義，或許在於它提供瞭一種研究方法，一種對待文獻的態度，讓我們看到，即使是微小的史料，在經過嚴謹的考證之後，也能摺射齣曆史的光芒。它不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一種學術精神的體現，一種對知識的敬畏之心。
評分《南部新書溯源箋證》是一本令人驚喜的書。我一直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地方文獻的研究都至關重要，它如同城市的記憶，承載著過往的輝煌與變遷。《南部新書溯源箋證》恰恰抓住瞭這一點，深入挖掘瞭南部地區在某個時期“新書”的起源與流變。我從書名就能感受到一種尋根問底的學術精神，它不僅僅停留在對書目和著者的簡單介紹，更注重對其“溯源”和“箋證”的過程，這正是本書的獨特之處。閱讀過程中，我被作者嚴謹的考據方法所摺服。每一次的“箋證”，都如同一次細緻的解剖，將某一文獻置於曆史的大背景下，與其他文獻進行比對，分析其價值，辨析其真僞，考量其影響。這種治學態度，讓我覺得非常可靠，也讓我對書中所呈現的內容充滿瞭信任。作者仿佛是一位耐心而敏銳的偵探，在曆史的迷霧中，循著蛛絲馬跡，一點點拼湊齣真相。即使我對某些具體的內容瞭解不深，但這種嚴謹的論證邏輯和清晰的思路，本身就具有極強的說服力，能夠引導讀者一步步走入作者構建的知識體係。這本書無疑為我們瞭解南部地區的文化史，提供瞭一個極為寶貴的視角。
評分《南部新書溯源箋證》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沉靜而深刻的學術探索。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梳理文獻時所錶現齣的耐心和細緻，這絕非易事。想象一下，麵對著浩如煙海的古籍，要從中找齣與“南部新書”相關的綫索，並一一進行辨析考證，這需要極大的毅力和紮實的功底。讀這本書，我仿佛化身為一位辛勤的園丁，在曆史的土壤裏，一點點地刨挖、梳理，將那些零散的、被誤解的、被湮沒的史料，重新整閤，賦予它們新的生命。作者並沒有迴避研究中的睏難和爭議，反而將其作為學術討論的契機，展現瞭不同觀點的交鋒與融閤。這種開放性的學術討論，使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靜態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場動態的智識交流。我尤其被其中一些“箋證”部分所吸引，作者往往會針對某一本書的作者、成書年代、版本差異，甚至是其中某些詞語的用法，進行深入的探討，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論證嚴密。這樣的過程，讓我體會到瞭學術研究的嚴謹性，也讓我認識到，看似簡單的“新書”，背後可能隱藏著錯綜復雜的曆史信息。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讓我對曆史文獻的復雜性和研究的深度有瞭更直觀的認識。
評分《南部新書溯源箋證》給我的感受，是一種對曆史文獻的“顯微鏡”式的觀察。我並非文史專業的科班齣身，但一直對文獻研究如何還原曆史保持著好奇。這本書，讓我近距離地體驗瞭這一過程。作者在“溯源”和“箋證”上的努力，讓我看到瞭一個古老文本背後可能蘊含的無數細節。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找書”和“介紹書”，而是對書籍産生的時代背景、作者的創作動機、傳播途徑，甚至是一些版本細節都進行瞭深入的探究。我特彆喜歡書中那些“箋證”的部分，它們就像是學術研究中的“手術刀”，將模糊不清的史料切開，露齣其最真實的肌理。作者往往會針對一個字、一個詞、一個版本，進行反復的考量，引述大量的旁證材料，層層遞進，最終得齣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這種細緻入微的研究，讓我感受到曆史的厚重感，也讓我意識到，每一個文獻的産生，都可能伴隨著復雜的曆史過程。這本書的價值，我想，更多地體現在它所展示的“研究方法”上，它為我們提供瞭一種理解和解讀曆史文獻的範式，讓我們看到，即使是看似平常的“新書”，也可能蘊含著豐富的曆史信息和文化價值。
評分《唐會要》捲五七《左右僕射》：“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u61）引文“不帶同一品”，據《玉海》捲一二〇所引《會要》（26B），乃“不帶同三品”之誤。
評分總體感覺這書不錯 排版等還可以改進
評分《唐會要》捲五七《左右僕射》：“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u61）引文“不帶同一品”，據《玉海》捲一二〇所引《會要》（26B），乃“不帶同三品”之誤。
評分劍橋大學齣版社的係列國彆文學史之一，該係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普通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部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傢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齣來。 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捲，分彆由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重要學者。《劍橋中國文學史》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瞭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中國文學三韆多年的發展曆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 上捲部分，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瞭這一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的起源。到瞭本捲結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印刷文化已高度發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各章描述瞭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産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傢的社會及物質語境、亞洲其它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於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變為一個大帝國精英階層的根本身份象徵。 ● 本書為劍橋大學齣版社的係列國彆文學史之一，該係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普通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本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傢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深入淺齣地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齣來。 ● 《劍橋中國文學史》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即文學文化史：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分析，更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雜誌與報紙副刊等——對文學的影響；相對於對作傢個體的強烈關注，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性，及對一些傾嚮和潮流的梳理；相對於以朝代斷代、將文學史與政治史重閤，則更強調文學、文化的曆史自主性；相對於傳統文學史緻力於將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則更注重文本的不確定性……因而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等在本書中獲得瞭前所未有的關注。 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次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既包括那些前現代中國的範疇，也包括1920年代齣現的新文學史所引入的範疇。重新檢視並不意味著全盤拒斥，隻意味著要用證據來檢驗各種舊範疇。 ——宇文所安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 特級講座教授，任教於比較文學係和東亞語言文明係。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他的研究以中國中古時代（200—1200）的文學為主，目前正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
評分現在想想都令人透不過氣。
評分梁太濟（1934- ），曾用名到何之，浙江黃岩（今颱州路橋）人。浙江大學教授。1958年北京大學本科畢業。1979年自內濛古大學曆史係調入前杭州大學曆史係任教。1986年評為教授。1999年退休。教授的學科專業和研究方嚮為曆史學學科，中國古代史專業，唐宋史方嚮。主要論著：《兩宋階級關係的若乾問題》，河北大學齣版社，1998年。《唐宋曆史文獻研究叢稿》，上海古籍齣版社，2004年。
評分很厚重的一本書,史料價值巨大
評分《唐會要》捲五七《左右僕射》：“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韋安石除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一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u61）引文“不帶同一品”，據《玉海》捲一二〇所引《會要》（26B），乃“不帶同三品”之誤。
評分教授的學科專業和研究方嚮為曆史學學科，中國古代史專業，唐宋史方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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