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4
針對美國情報界在“9·11”事件和伊拉剋戰爭中的情報失誤,作者創造性地提齣運用“以目標為中心”的情報分析方法,完善情報分析的邏輯過程,形成“確定目標—問題分解—建立模型—評估數據—填充模型—進行預測”的情報分析流程:
·確定目標:對需要分析的情報目標進行界定;
·問題分解:對問題進行準確、詳細的定義和分解;
·建立模型:利用已掌握的情報建立一個目標模型;
·評估數據:核心是選擇適用於眼前事實的很簡單解釋;
·填充模型:不斷地把新情報納入到模型中並進行提煉;
·進行預測:對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行預測的結構性思考。
在闡述上述流程時,全書涵蓋瞭情報分析中的各類關鍵問題,如情報周期、反情報、情報分類、徵候與預警、情報模型、情報來源、情報搜集、情報評估、拒止與欺騙、竊密方法與技術、預測方法、團隊互動,等等,稱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情報分析教科書和人類竊密技術簡史。它可以為學生、分析人員和其他相關專業人士概括情報問題的分析方法,提供必備的辨彆與洞察工具。同時,它還具有幾大優勢特色:一、大量直觀明瞭的圖示和成熟的模型,塑造瞭更好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二、活潑的文字、生動的故事和案例,使其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趣味性;三、在思想和方法上沿襲和創造並舉,展現瞭美國·情報研究的傳承性和創新性。
本書已數次修訂再版,是美國中情局“情報官書架”推薦作品,常列於西方當代情報、軍事、決策機構的必讀書單,還被諸多教育和學術組織選作教材或參考書,是國傢安全、外交、保密等領域的人士快速入門、進行業務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重要讀物。因此,在洞悉美國國傢安全戰略思想,捕捉“棱鏡門”所摺射的情報運作思維上,本書可以提供一定的藉鑒意義。
羅伯特·剋拉剋(Robert M. Clark),電子工程學博士,法學博士,美國資深情報分析人員,新生代情報分析傢代錶,從事情報分析工作40餘年。他先後擔任美國空軍電子戰軍官和情報官,中情局分析員和情報分析支持小組負責人;曾在美國國傢情報總監辦公室參與“情報官課程”的開發和教學,後來還擔任“情報界入門課程”的課程主管。目前,他是一位為美國情報界提供太空威脅分析的獨立谘詢師,還在一所大學的情報與安全學院擔任教職。
序言
第一部分 以目標為中心的情報分析
第一章 情報流程
第二章 情報問題的界定
第三章 對目標的分析方法
第四章 分析領域
第二部分 創建模型
第五章 情報模型概述
第六章 情報信息來源
第七章 評估和整理數據
第八章 搜集策略
第九章 拒止、欺騙與信號傳送
第三部分 預測性分析
第十章 預測
第十一章 預測方法
第十二章 具備塑造性的力量
第十三章 組織分析
第十四章 技術分析與係統分析
第十五章 分析人員與用戶
附錄:兩份《國傢情報評估》的故事
緻謝
英漢術語對照
譯後記
引言
最大的思想紊亂是相信人們想要相信的事情。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我們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比從成功中學到的東西更多。正如本書序言指齣的那樣,我們從美國在本世紀齣現的兩大情報失誤(“9·11”襲擊和誤稱伊拉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有很多需要學習的東西。因此,本書開篇就概述一下我們為何失誤。
一、我們為什麼失誤
需要提醒的是,情報失誤並非美國所獨有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對上一世紀其他國傢情報機構的某些失誤進行迴顧。
1941年的“巴巴羅薩行動”。約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自己給自己充當起情報分析員,但事實證明他是一位非常蹩腳的分析員。他對與納粹德國的戰爭毫無準備,雖然收到大量情報錶明德國人正準備發動突然襲擊,他卻對此視而不見。告訴俄國人德國即將發動襲擊的德國叛逃人員被視為挑撥離間者,根據斯大林的命令,他們被槍斃。當代號為“巴巴羅薩”的攻擊於1941年6月22日發起之時,斯大林的將軍們吃驚不已,他們在前方的各師陷入陷阱,遭遇滅頂之災。
1942年的新加坡。13萬裝備精良的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士兵嚮3.5萬名疲憊不堪且裝備不良的日本士兵投降,這是英國在軍事上遭受的最重大失敗之一。在滑嚮這場災難的道路上,英國情報機構對其對手做瞭一連串的拙劣分析,如低估瞭日本“零”式戰鬥機的實力、斷定日本人不會在叢林中使用坦剋等。在將英國人趕齣馬來半島並迫使其撤迴新加坡的過程中,日軍坦剋被證實效率奇高。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據稱以色列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情報機構,但是在1973年,以色列情報機構領導層與內閣結閤太緊,經常充當內閣的政策顧問和信息評估人。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過去的勝利也導緻其狂妄自大和對以色列固有優勢的自信。以色列領導人認為,以色列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是阻止其對手發動進攻的威懾力量。他們認為,埃及在發動進攻之前需要重建其空軍力量,並與敘利亞結成聯盟。在這種氛圍中,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易於成為埃及欺騙行動的犧牲品,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一位情報軍官準確預測瞭埃及即將發動攻擊,但這份報告被其上司即以色列南部軍區司令部首席情報官扣壓。1973年10月6日是猶太人的贖罪日,埃及沒有重建空軍,並嚴守敘埃協議的機密,發動瞭突然襲擊,以色列國防軍措手不及。雖然攻擊最終被擊退,但以色列為此付齣慘重代價。
1982年福剋蘭群島戰爭。阿根廷想要英國交齣其於1837年占領並在那裏進行殖民統治的福剋蘭群島。英國的戰術是進行曠日持久的外交談判而不放棄該島。當時有充足的證據錶明阿根廷企圖入侵該島,有報告說一支阿根廷海軍特遣部隊與一支海軍陸戰隊兩棲部隊一起嚮福剋蘭群島開進,但因為懾止或擊退進攻將要付齣高昂代價,英國外交部不願意直麵阿根廷發動進攻的可能性。當時由外交部主管的拉美動態情報組(Latin America Current Intelligence Group)於1982年3月30日斷定,阿根廷不會立即入侵。4月2日,阿根廷海軍在福剋蘭群島登陸並占領該島,此事引發英國集結海軍特遣部隊並奪迴瞭該島。
這些例子和本書討論的其他情報失誤都不是因為沒有搜集到情報。在這些案例中,情報都已經搜集到。情報失誤有三個主題是共同的
1.不能共享信息
從珍珠港事件到“9·11”恐怖襲擊,再到誤稱伊拉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情報搜集人員和分析人員不能夠或不願意共享信息,已經成為情報失誤反復齣現的一個原因。
情報工作是一項團隊活動。有效的團隊需要的是凝聚力、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閤作、共同的思維模式(Mental Models)和類似的知識結構——所有這些都有助於信息的共享。沒有這樣一個共同流程,任何團隊——尤其是必須處理當今復雜問題的跨學科團隊——都將迅速解體。
然而,“伊拉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委員會”(即“美國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情報能力委員會”,該委員會於2005年3月嚮總統提交瞭正式報告)發現分析人員不能作為一個團隊進行工作。 他們不能有效地共享信息。在美國情報界以及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情報機構,不能共享信息的根本原因依舊存在。
分享需要開放,但任何需要秘密行事的組織都會對開放感到頭疼,因此經常拒絕開放。 包括美國情報界在內的大部分政府情報機構,強調得更多的是保密而不是效率。 對於産齣劣質情報的懲罰比較溫和。對於保密信息處理不當,當事人得到的懲罰則是情報生涯的終結。 不進行信息共享確有閤法理由,由於過分廣泛地共享瞭搜集項目的細節情況,美國情報界有許多搜集“資産” 遭到損失。所以,在保護資産與行動高效之間保持平衡,歸根結底是一種藝術。商業組織在情報分享方麵更為高效,因為較之保密性,他們往往更注重效益。而且,他們損失關鍵情報來源的風險也比較低。
任何學科的專傢都擁有信息優勢,他們往往利用這種優勢為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務。 情報搜集與分析人員也是如此。在情報機構的較低層,囤積信息或許還有保住工作的好處。在高層情報機構,壟斷情報可能有助於保護本單位的預算。因此,拿齣最少量的必要信息進行分享,既避免遭受批評,又保護瞭真正有價值的材料,這是一種自然傾嚮。任何一個官僚組織都有囤積信息的手段,而本書對其中最常見的部分進行討論。
最後,情報搜集人員和分析人員都會發現,與世隔絕輕而易舉。他們不願意利用外單位的資源。 溝通需要付齣時間和精力。從其他來源獲取情報具有長期收益,但短期收益幾乎很少。
總之,情報搜集人員、分析人員和情報機構隱藏信息的動機很多,共享信息的好處卻很少。在共享的動機還沒有超過隱藏的好處之前,這個問題有可能一直存在。
2.不能客觀地分析所搜集的材料
在本書引言開頭所引用的各個案例中,情報分析人員或國傢領導人都被固定在一種思維模式之中,這是分析齣現失誤一以貫之的原因。我在前麵引用瞭巴斯德的警示,他們恰恰落入瞭這一陷阱之中。他們之所以相信,是因為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事情就是如此。思維模式本身可以通過多種偏見(Bias)和先入之見(Preconception)的形式錶現齣來,具體包括如下錶現:種族中心主義偏見(Ethnocentric Bias)包括將自己的文化信仰與期望強加於人。這導緻“鏡像思維”(Mirror-Image)模式的産生,即以看待自己的方式來看待他人,並導緻這樣的一種假定,即彆人都會按照自己所定義的理性來進行“閤理”行動。以色列人之所以沒有預測到贖罪日戰爭,是因為在以色列人看來,埃及人在沒有進行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發動襲擊並不理智。
願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包括在分析中所錶現的過度樂觀或對不愉快選擇的刻意避免。英國外交部之所以沒有預測到阿根廷會入侵福剋蘭群島,是因為盡管有情報錶明入侵迫在眉睫,但外交部不想麵對。齣於同樣的原因,在“巴巴羅薩行動”之前,約瑟夫·斯大林犯下瞭同樣的錯誤。
狹隘利益(Parochial Interests)導緻組織的忠誠度或個人的日常工作影響瞭分析流程。
維持現狀偏見(Status Quo Biases)使得分析人員以為事情將沿著直綫發展。畢竟,最有把握的天氣預報是“明天的天氣將像今天一樣”。英國情報軍官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極端例子。1950年,該軍官在服役47年之後退休。他迴憶道:“對戰爭爆發進行可怕的預測,年復一年的不安與憂慮總是睏擾著我。每次我都抵製這種不安與憂慮。我隻誤報過兩次。” 維持現狀的偏見造成分析人員無法捕捉模式的變化。
提前做齣結論(Premature Closure)。分析人員對某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過早做齣判斷,然後就固執地捍衛最初的判斷。這會導緻分析人員(通常是在下意識的狀態下)挑選支持自己所偏愛方案的證據,而拒絕接受與該方案相衝突的證據(或認為不重要而不予考慮)。
如果不進行質疑,所有這些思維模式就會産生糟糕的結論和劣質的情報。而且,正如“伊拉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委員會”的報告所指齣的那樣,分析人員經常以未經辯駁的假設來驅動自己的分析。
3.用戶不能根據情報采取行動
在某些情況下,如在“巴巴羅薩行動”和福剋蘭群島事件中,情報用戶不能理解或不能利用現有的情報。
國務院一位資深官員曾經這樣半開玩笑地評論說:“沒有什麼政策失誤,有的隻是政策的成功和情報的失誤。” 這句評論雖然激怒瞭情報官員們,但應該將此理解為對采取行動的一種呼喚。當用戶不能利用得到的情報時,情報分析人員應該承擔部分責任;在分析過程中,分析人員也應該接受挑戰,讓用戶參與其間,確保在用戶必須采取行動時,這樣的情報可考慮予以使用。
在本書中,我用相當大的篇幅討論瞭情報分析人員“客觀評估和瞭解客戶、客戶業務或領域”的極端重要性。本書第一部分闡述瞭一種閤作性的、“以目標為中心”的情報分析方法。該方法要求所有的利益相關方,包括情報用戶在內,都建立起緊密的工作關係,從而最清晰地瞭解用戶需求、取得最有效的成果或産品。本書最後一章討論瞭各種方法,確保用戶在決策時考慮所有可獲得的最佳情報。
情報分析人員常常不願同決策者這種情報用戶密切接觸。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之初,曾試圖遠離其從事政策製定的情報用戶,以避免自己在國傢情報評估過程中喪失客觀性。 二者之間存在分隔,不利之處顯而易見,因為情報分析針對的不是用戶當前感興趣的問題,情報對政策製定就變得不那麼有用,這種做法的不利之處顯而易見。20世紀70年代期間,中央情報局高級分析人員開始加強與決策者的接觸。正如福剋蘭群島之戰和贖罪日戰爭這兩個案例所顯示的那樣,這種密切接觸也有風險,但在許多情況下,分析人員已經能夠與決策者密切閤作,在不喪失客觀性的前提下,使得情報分析貼切中肯。
二、本書論述什麼
本書是為情報分析人員撰寫的,它提齣瞭成功進行情報分析的流程——包括避免情報失誤的三個主題。
研究錶明,美國情報界不存在任何統一的標準分析方法。大的情報界都由許多情報門類(Discipline)組成,每個門類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而且,情報分析人員一般都會創造齣一些專門方法,來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這種個性化的分析方法(Approach)已經産生瞭許多不同的分析手段(Method),其中美國情報分析人員采用的分析手段有160多種。
分析手段的擴散具有充分的理由。為瞭解決非常專門的問題,人們開發瞭各種方法,這些方法通常是某一學科所獨有的,如經濟分析方法或科技分析方法(它很可能擁有最多的解題方法)。例如,蘇聯解體後,那些一輩子從事計劃經濟分析的經濟學傢,突然麵臨自由市場價格和私有化問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這種經濟過渡的模式,分析人員必須從頭做起,發明各種方法,以衡量俄羅斯私營經濟的規模。
不過,所有的情報分析方法都來自一個基本流程。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個流程。書中提齣瞭這樣一種思路,即創建情報目標模型,從該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這兩個步驟——第一步稱為綜閤,第二步叫做分析——構成瞭人們所稱的情報分析。所有的分析人員都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做。避免失誤的關鍵是,情報分析人員應與信息搜集人員和情報用戶共享這種模型。盡管不存在解決所有問題的統一方法,但基本的流程事實上是存在的。
也有各種標準的、廣泛使用的方法。分析人員必須全部掌握它們,以便在解決情報問題時應用。它們可能包括模式分析(Pattern Analysis)、趨勢預測(Trend Prediction)、文獻評估(Literature Assessment)和統計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等。本書從頭到尾以分析原則的形式介紹瞭這些技巧。這些分析技巧綜閤在一起,形成瞭一個解決問題的流程,便有助於避免此前討論過的情報失誤。
謝爾曼·肯特(Sherman Kent)指齣,一名分析人員具有三個願望:“知曉一切,得到信任和對政策施加積極影響。”本書不會培養齣能夠知曉一切的分析人員——這就是評估將繼續存在的原因。但是,本書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可幫助分析人員學會各種分析技巧,而第十五章則可幫助分析人員朝第二個和第三個願望邁進。
三、小結
情報失誤具有三個由來已久的共同主題:
搜集人員與分析人員不能共享信息。齣色的情報工作需要團隊行動和共享信息,但在龐大的情報機構中,大多數激勵措施都是鼓勵隱藏信息而不是共享信息。
分析人員不能對所搜集的材料進行客觀分析。存在思維模式是這些失誤的共同問題,偏見和先入之見妨礙瞭客觀性。
用戶不能根據情報采取行動。這不完全是用戶的過錯。分析人員有義務確保用戶收到情報,而且完全理解情報。
本書討論的是一個可以減少這種失誤的情報流程。龐大的情報機構會開發齣許多分析方法,用以處理它所麵臨的各種問題。這些方法在基本分析流程中都行之有效:創建情報目標模型(綜閤),並從該模型中提取有用信息(分析)。成功來自情報分析人員與搜集人員和用戶分享這種目標模型。
……
序言
2001年至2005年期間發生兩起事件,即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對美國領土發動的襲擊和2003年3月20日由美國主導的對伊拉剋的入侵(後者通常被稱為“伊拉剋戰爭”),將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美國情報界的明顯失誤上。在這兩起事件中,每一起事件都在美國國內引起相當驚恐,以至於成立兩黨聯閤調查委員會,産生瞭“‘9·11’委員會”報告(2004年9月公布)和“伊拉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委員會”報告(2005年3月公布)。這兩份文件在非保密層麵上對情報失誤進行瞭也許是最詳細的評估,並直接導緻美國情報界的結構和職能發生瞭引人注目的變化。
許多有關情報的書籍,無論是評論性的還是描述性的,關注的都是情報機構的結構與職能。然而,如果情報界有意進行真正改進,它肯定得從反思流程(Process)開始,這樣,新的情報界的形式和結構將自然隨之産生。“‘9·11’委員會”和“伊拉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委員會”的一個重大貢獻在於二者都關注瞭失誤流程。因此,本書的首要目標就是重新界定情報流程(Intelligence Process)——具體地說,就是分析流程——以便使通常被稱為“情報周期”(Intelligence Cycle)的所有環節通暢而有效地運行。
情報流程應當完成三項基本任務。首先,它應當便於用戶提齣問題。其次,它應當利用現有的情報信息基礎,對用戶需求立即做齣響應。再次,它應當設法迅速獲取新的信息,以迴答尚未迴答的問題。為此,情報分析人員必須擅長閤作,擅長預測:閤作是讓所有參與者都參與進來,為用戶提齣問題和得到答案提供便利;預測是因為情報用戶最想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
我所說的以目標為中心的情報流程是:讓所有參與生産可靠情報的各方聚集在一起,幫助分析人員和情報用戶完成上述三項任務。雖然情報界是圍繞層次體係組織的,但以目標為中心的流程則為情報搜集人員、分析人員和情報用戶勾勒齣一種閤作方法,以對付越來越復雜的敵人。我們不能隻是簡單地嚮用戶提供更多的情報,他們擁有的信息已超齣瞭其處理能力,而且信息過載易於造成情報失誤。情報界必須提供與用戶需要相關的情報,也就是所謂“可供行動用的情報”(Actionable Intelligence)。閤作可産生這樣的情報。計算機與多媒體通信的融閤,使情報生産者和情報用戶能夠從傳統的層級體係嚮網絡邁進,進行更加密切的互動。2004年《情報改革與恐怖主義預防法》(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實施後,美國情報界進行瞭重建,這種互動在重建之前即已開始。
利用現有的各種預測方法,澄清和提煉分析流程,是本書的第二個目標。這些預測方法使用於組織計劃、問題解決、科學與工程、法律以及經濟學領域。盡管信息技術在過去50年裏發生瞭巨大變化,但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方法和技巧都已經過考驗。即便在看起來毫不相關的領域,這些方法在進行情報預測時都是有用的。事實上,我們可以從這些學科中提取許多統一的概念,並在創建未來情景想定、進行力量評估和監視各種徵候時加以運用。本書在各種“分析原則”(Analysis Principles)的方框內強調瞭這些概念,並將它們作為情報分析的根本原則。即使世界在繼續發生變化,這些原則也應該使本書成為一部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本書對所有情報專業人士、學者和情報用戶都有幫助,但它主要是為正在從事情報工作的分析人員撰寫的。情報專業人員可能會將其整個職業生涯用於研究如“行為分析”這樣的專門主題,而且有許多著作專門論述瞭這些主題,但本書對此隻做簡要的介紹。更準確地說,本書旨在作為一種普遍性的指南,為引導讀者對特定的方法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提交情報報告提供參考。然而,在更好地界定情報分析流程、實際運用這些具體的情報分析方法、展示這些分析方法在情報分析流程中如何相互聯係方麵,本書的作用還不止於此。本書提齣這樣一種看法,即情報用戶和情報分析人員同樣需要更加積極地改變情報世界,盡可能提取更為有用的情報。
本書討論瞭許多情報失誤案例,這也許會使讀者得齣這一印象,即我們的失誤多於成功。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也許,每一個重要的情報機構在分析方麵取得的成功都多於失誤,但失誤更為明顯。齣於兩大目的,本書集中探討失誤問題,其一,公開分享我們的成功經驗 ,確保將來少犯些錯誤;其二,相比於經驗,我們從失誤中所獲更多。
本書前兩版在學術界、政府組織和簽約部門普遍使用,讀者提齣瞭許多非常好的建議。在新版中,我一直在努力吸納這些建議。本書第三版主要根據讀者的建議進行瞭修訂,導緻本書的所有章節都發生瞭變化,尤其是第六章“情報信息來源”全部重寫,以對情報搜集提齣一個更符閤邏輯的解釋。第十五章“分析人員與用戶”也得到瞭相當的擴充,以討論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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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很有深度的一本書,值得好好去看,正在學習過程中
評分20世紀70年代,為從越戰中脫身,美國亟須對情報分析方法進行規範化管理。1976年,一部名為《情報研究方法論》的著作應運而生,成為情報工作和培訓的案頭必備書。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情報界一緻認為,形勢雖變,但提升情報研究與分析的質量依然是重中之重。基於此,有識之士對上述作品重新改編精簡。這一新版作品著眼於如何思考、撰寫和生産有用的情報,係統探討瞭如下核心問題:
評分~~~~~~~~
評分東西不錯,還沒來得及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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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最近在做此方麵的研究,補充基礎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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