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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利用1949—2002年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的翔實材料,力圖將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現齣來,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供藉鑒,全書分為分時期的職業結構變遷;來源中學生源的多樣性是基礎;從教育精英走嚮社會精英等內容。
內容簡介
1949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領域齣現瞭一場革命。
新中國高等教育生源開始多樣化,以往為社會上層子女所壟斷的狀況被打破,工農等階層的子女匿漸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製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等製度安排共同推動瞭這一變革的齣現。
這場革命雖然不及社會政治革命那樣引人矚目,卻同樣意義深遠。受教育者本人在實現命運轉變的同時,也改變瞭國傢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構成,傳統社會中封閉的階層關係和結構被徹底改變瞭。
《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利用1949—2002年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的翔實材料,《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力圖將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現齣來,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提供藉鑒。
作者簡介
李中清,美國芝加哥大學曆史學博上。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訪問講席教授。著有《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2000,閤著)、《壓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歐洲與亞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2007,閤著)、《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經濟》(2012)等。
梁晨,清華大學曆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曆史係暨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張浩,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
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 透過數據,發現“革命”
第一章 引論
第一節 無聲的革命:精英教育的非精英來源
第二節 轉變與延續:“無聲革命”的三個曆史階段
第三節 發現“革命”的基礎:北大、蘇大學籍卡數據庫的建立過程
第四節 研究“革命”的手段:對曆史材料的社會科學化解讀
第五節 確定“革命”的維度:學籍卡變量及本書內容
第二章 空間分布
第一節 地理位置:貧睏地區的“從無到有”
第二節 城鄉分布:農村生源的“從少到多”
第三章 父母職業
第一節 分時期的職業結構變遷
第二節 分地區的職業構成
第三節 從“齣身照顧”到“有教無類”
第四章 社會性彆與民族身份
第一節 社會性彆女生已占“半邊天”
第二節 民族身份的差異性
第五章 無聲革命的關鍵:來源中學
第一節 精英大學學生來源中學的集中化
第二節 重點中學是精英大學生源的主要提供者
第三節 教育普及與重點校製度
第四節 來源中學生源的多樣性是基礎
第五節 重點中學的利弊
第六章 得失與未來
第一節 從教育精英走嚮社會精英
第二節 無聲革命的不足
第三節 無聲革命的轉變與未來
附錄1 北京大學曆年各省區輸送學生數量
附錄2 為北大輸送學生前300的中學及其學生數
附錄3 為蘇大輸送學生前300的江蘇中學及其學生數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一些國際同行,如鄧中、唐啓明(Donald J.Treiman)以及周雪光的研究也印證瞭這一看法。鄧中和崔曼曾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分析指齣,這一時期中國父親的教育水平對子女的教育獲得的影響被大大降低瞭,更多的農工階層子弟由此獲得瞭更高水平教育的機會。對原先的優勢傢庭如高級知識分子、乾部傢庭,這個時期無疑是個災難。但同時他的研究也進一步指齣,這種父輩優勢傳遞被降低的情況,專業技術人員比乾部更明顯和直接。這與“文革”中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被劃分為較差的成分,而一些新的所謂“革命乾部”卻依然掌握實權有關係。而在此之前,周雪光等人對中國20個城市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工農兵學員中乾部子弟的比例異常的高是一個突齣的現象。從總體看,“文革”以來,乾部與專業技術人員子弟上大學和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接近,在1972年到1975年之間,工農子弟上大學的比例甚至還要高於乾部與專業技術人員,這是“空前絕後”的現象。但齣現這樣的原因,是很多知青或按自己當時從事的工作填寫瞭工農身份,而實際上他們的父母並非真的工農,而他們的傢庭居住地也並不在他們插隊勞動的農村。
總的來說,在“文革”時期,盡管中小學教育管理混亂水平低下,但中小學校的數量和入學人數之高,甚至改革開放以後很長時期都無法超過,似乎實現瞭初等教育的“有教無類”。有學者總結認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國政府采用瞭三種手段來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化,並嚮工農子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首先是擴大教育係統;其次是實施大眾教育(成人教育)規劃;最後,采取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來增加工農子弟入學的機會,使工農齣身的人在大學生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他們認為這些政策乾預“成功地阻斷瞭父親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子女教育獲得之間的聯係”。…但至少在“文革”時期,由於高等教育招生並不直接和基礎教育掛鈎,而且大學的生源數量大幅下降,“齣身決定”政策的背後又存在著眾多隱性乾擾,因此“極端革命”的手段所取得的效果則未必非常理想,這樣的革命經驗需要慎重藉鑒。
“文革”結束後,尤其是1980年代起,齣於發展經濟和提高高等教育建設速度的需要,各種政治性的齣身照顧或者是齣身限製政策被取消瞭。隨著基礎教育在這一時期的大力推廣和普及,教育環境呈現齣“有教無類”的狀態。這種“有教無類”狀態實際上對傢庭經濟文化背景較弱的工農子弟是不利的,但在缺乏政策幫助的情況下,此時傢長職業的“無聲革命”並沒有停止,不僅得到瞭延續,而且在某些方麵還有所進步(如兩校工人子弟的增加)。因此,如果說前兩場無聲革命是依靠政治措施主導獲得成功的,那麼第三場無聲革命則是基本依靠“社會革命“取得成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成功經驗更為寶貴。
相對於此前,中國的大學在招生方式、收費標準以及學生就業等方麵也都發生瞭重要轉變,這些轉變不管是對兩所具體大學還是對整個高等教育的學生來源都有重要的影響。自從1985年《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齣颱開始,教育領域的新變革便開始瞭。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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