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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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是对中国古代车舆、冕冠、服饰进行研究的论文集。书稿上编通过对实物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展开研究。通过对车舆各个细节、部位的探讨，作者孙机提出了中国古代车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这为中国古车本土起源说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各个时代冕冠、服饰的梳理，作者孙机透彻分析了中国服装史上的若干重大变革。书稿下编是对《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的校释，所引文献为第一手材料和好的版本，所引实物年代清楚、性质明确，为治舆服史者了解和利用古文献提供了方便。

作者简介

　　 孙机，文物专家，考古学家。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山东青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79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3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1年，孙机开始随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进入北京大学之后，长期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汉唐时期的中国文物。几十年来，孙机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代车舆、冕冠、服饰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内页插图

目录

上编
始皇陵2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略论始皇陵1号铜车
中国古独辅马车的结构
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商周的“弓形器”
辂
“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周代的组玉佩
深衣与楚服
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
进贤冠与武弁大冠
汉代军服上的徽识
说“金紫”
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
从幞头到头巾
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中国古代的带具
霞帔坠子
明代的束发冠、（髟狄）髻与头面

下编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
凡例
卷一 总序、车舆
卷二 冕服、朝服、公服
卷三 常服、其他
图片目录

精彩书摘

　　“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
　　我国的独轮手推车发明于汉代，既有文献与图像可征，又为刘仙洲、史树青诸先生著文考证过，今日已成为定论。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前人也多认为是一种独轮车。然而“木牛、流马”是诸葛亮的一项重要创造。《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蜀记》载晋·李兴祭诸葛亮文，其中说到他造的“木牛之奇，则非般模”。对之均推崇备至。晋·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在评价诸葛亮的成就时，有“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的话，也应是就他在连弩和“木牛、流马”等方面的创制而发。按《诸葛氏集》目录，其第一三篇为《传运》，可知诸葛亮在交通运输方面确有见地，所以他的独轮车应不同于汉代旧制。但两者到底有哪些区别？“木牛、流马”的优越之处何在？尚无明确的答案。本文就此试加探讨。
　　汉代的独轮车名犖，又名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鹿车在敦煌卷子本句道兴《搜神记》引汉·刘向《孝子图》中作“辘车”。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说“鹿车”之“鹿”“当是鹿卢之谓，即辘轳也”。刘仙洲说： “因为这种独轮车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就把它叫作‘辘轳车’ 或‘鹿卢车’，并简称为‘辘车’ 或‘鹿车’。”其说固是。但所谓鹿车“裁容一鹿”，是否纯属望文生义的敷衍之词？却也并不见得。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之鹿车，只装载一件羊尊，可谓“裁容一羊”。羊尊常与鹿尊为类；如若此车改装鹿尊，就和《风俗通》之说相合了。
　　汉代画像砖、石上出现的鹿车，车型相当一致。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考察，可知它具有以下特点：
　　1．鹿车只用人力，不驾牲畜。不但《风俗通》说它“无牛马而能行”，图像中也未见过在鹿车上驾牲畜的。《后汉书·鲍宣妻传》说，西汉末年鲍宣的妻子“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如果所谓“共挽”，不意味着两人轮流推车，而是指两人合作，一推一拉的话，则鹿车除有人在后面推以外，还可有人在前面拉。
　　2．鹿车的车轮装于车子前部，无论山东武氏祠画像石、四川渠县蒲家湾汉阙雕刻，还是四川彭县和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所见者都是如此，因而车子的重心位于轮子的着地点（支点）与推车人把手处（力点）中间。从杠杆原理上说，这是一种费力的方式。
　　3．文献记载的鹿车，多用于载人。如前引《孝子传》说董永之父乘鹿车。《后汉书·赵熹传》说他将韩仲伯之妻“载以鹿车，身自推之”。同书《范冉传》说他“推鹿车以载妻、子”。《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说他“以鹿车推载母”。至晋代，《晋书》犹说刘伶常乘鹿车。可见鹿车在使用上和解放前的人力车相仿，都以载人为主。它一般只载一个人，也有载一成年人和一儿童的（如《范冉传》所记）。
　　4． 鹿车偶或也装载盛尸体的棺木等物。如《后汉书·杜林传》说他“身推鹿车，载致弟丧”。同书《任末传》说：“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 画像石中虽未发现过这种场面，但成都扬子山画像砖上的鹿车于车之后部横放一箱，估计用鹿车运棺木时也只能这样横着放，其费力之状，不难想见。
　　而关于诸葛亮制造的“木牛、流马”之记载却远较鹿车为少，更没有发现过图像材料。现在能据以立论的根据，主要有《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及《后主传》中的几条记事及刘宋·裴松之注中所引《诸葛氏集·作“木牛、流马” 法》。裴松之的时代去三国尚近，当时二十四篇的《诸葛氏集》完本尚应存世，裴氏可以直接引用。而且此文又见于《艺文类聚》卷九四、《太平御览》卷八九九，所以不能把《作“木牛、流马”法》一文看成伪作。但此文是用隐喻的形式写的，遣词造句相当晦涩，史称诸葛亮为文“丁宁周至”，这篇文字却适得其反。因此目前还难以据此对“木牛、流马” 之整体形制作出令人信服的复原方案，而只能按照文中之能够看得懂的字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来。并且，根据前人成说与刘仙洲先生的研究结论，“木牛、流马” 均是独轮小车，二者应为大同小异的一类运输工具。故本文亦统而言之，不再强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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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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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龙(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苏苏州人。1938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担任中学英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3年曾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36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著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库普林的《亚玛》、托尔斯泰的《复活》、契诃夫的《契诃夫小说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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