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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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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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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070731

版次：1

商品编码：11367130

包装：平装

丛书名：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11-01

页数：198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一部真正的“批判者与思想者”的专著。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一书从现代文明的基点——工程出发，阐发了一套“理论的归理论，实践的归实践；理论不实践，实践必筹划”的思维规范，断绝了人类任意跨越理论和实践之鸿沟的妄念，而只能统揽诸理行走于筹划之桥。其重大意义在于，一方面把对社会主义曲折历程的反思从哈耶克阶段推进到了可以以中国学者命名的阶段，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实践提供了一种异质复合的建构性原理。在众声喧嚣的“后现代主义”时代，本书堪称哲学理性主义的最强音。本书首版（2002）以来即以问题之重大、理论之彻底和方法之深刻而备受赞誉，广被借鉴和应用，已经成为学人基本思维教养的一个素材。此次修订再版不仅意在满足学界需要，更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思维教养的需要。作者高超的理论驾驭能力和异常清晰而不乏优美的文笔，使得本书成为一本既可上得庙堂，又可摆于梳妆台上的人人可读、人人应读的学术作品。

内容简介

　　古往今来，许多描画人文社会蓝图的思想作品从理论上看十分高明，但实践效果总是不佳——要么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实践之后令人大失所望，甚至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这是为什么《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一书的解释是：这是思维方式僭越的结果——一方面是误用以逻辑推导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另一方面是误用以非推导的复合为特征的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以致理论原理没有客观的约束效力，工程图纸没有实践的可操作性，二者互相僭越，恶性循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思维方式的划界——一方面，用理论思维生产理论，从而理论的实践意义不在于充当生活的蓝图，而在于为包括工程设计在内的人生筹划提供有约束力的原理，另一方面，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从而工程设计的目的不在于坚执某种特定理论而不惜贻误生活，而在于依循一切有约束力的理论以为人类实践预作切实可行的筹划。用思维方式的划界来克服人类理性所面临的危机，疗救乌托邦实践的病创，较之各种僵化的或消极的举措来说，不失为一种向前看的和负责任的办法。

作者简介

　　徐长福，1964年生，四川眉山人，哲学博士（2000年，吉林大学），目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原理、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著有《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走向实践智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拯救实践》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12年），在英国Studies in Marxism和美国Socialism and Democracy等中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应邀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瑞士、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多所高校学习、访问或讲学。

精彩书摘

　　第一章问题：思维方式的僭越
　　迄今为止，那些旨在建立学说的人文社会研究尚未自觉到这样的问题：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还是在绘制生活的蓝图？探求道理，意在将一种本然的法则揭示出来，供人们去遵循；绘制蓝图，意在刻画一种意想之中的应然状态，让人们去实施。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工作；它们在自然研究中如今分得很清楚：前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理论学科，后者则为工程学科。我想在本书中集中探讨一下：为什么自然研究有理工之分而人文社会研究没有？理论研究和工程设计在思维方式上究竟有什么不同？人文社会研究不分理工有什么样的思维后果？我们生活中的哪些悲剧与此相关？等等。
　　为了思路的连贯和表达的方便，我将在本章先阐释我对问题的理解，接着在第二和第三章构造自己的理论操作平台，然后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对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解析。
　　第一节问题的发生
　　触动我写作本书的始源性问题是：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描画人文社会蓝图的思想作品从理论上看十分高明，但应用效果总是不好——要么得不到人们的青睐，无法付诸实行，要么实行之后效果与预期大相径庭？反过来，为什么这种不好的效果居然无损这些思想作品的声誉，它们照样被认为是高明的？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实不失为当时所能提出的关于国家的极佳理论模型了，可是谁曾按这个模型来建设国家呢？又如，儒家的“圣人”学说，无论如何算得上关于人格培养的一流理论模型了，可是坚持不懈地实行两千多年后，有谁看见造出了几个圣人？要是在日常生活领域，工程图纸不能实施即与废纸无异，大夫治不好病就有江湖骗子的嫌疑。可是，《理想国》并未因理想不能实现而遭人唾弃，“圣人”学说也未因圣人塑造太少而失去信用，即使千百年后的读者也不得不佩服其间思想的精深。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人们给予了许多解释。有的认为这些思想作品理论上确实高明，但或者曲高和寡，或者实行不力，总之把问题的责任推给实践方面。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因为这些思想作品本来就是为了疗救现实的，它们标榜的就是对症下药，如果连对受众接受和实施其理论的意愿及能力都缺乏起码的了解，这种思想怎么称得上高明呢？有的认为这些思想作品之所以在实践上不成功，是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即它们并不高明或不够高明，而真正高明的理论在实践上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于是把问题的责任全推给了理论方面。这种解释同样难以让人信服，因为这些思想作品在历史上的杰出地位是得到公认的，而批评者自以为更加高明的理论却未必享有这样的地位，况且迄今为止，许多自以为高明的理论在实践上并没有取得比被批评者更好的效果，有的反而更糟。此外，还有许多折衷主义的解释、就事论事的解释，也都很难令人满意。我觉得，一种比较圆满的解释应当满足如下条件：同时承认这些思想作品在理论上的高明和在实践上的失败，并给这个矛盾的事实以一个不矛盾的理由。
　　我感到自己已经悟到了这个理由，即下面将要阐述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并且，这个理由还生长开来，使我形成了一套对人文社会学科思维方式的系统理解。这一理解是我写作本书的信心所在。
　　当然，我对上述问题的关切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们国家就进入了一个自觉地以思想理论来指导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一百年来，出于尽快摆脱内忧外患、治愈千年沉疴的急迫之情，我们几乎将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药方都尝试了一遍，为此，我们吃尽了思想理论的苦头，也品到了思想理论的甜头。新的千年之纪已经开始，思想的命运与中国以至全人类的命运将更加密不可分。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应当诚实检讨先前思想生产的经验教训，深入反思思想生产的内在机理，建立健全思想生产及应用的学术和社会规范，为生产出更多理论上高明、实践上有效的思想产品而竭尽全力。本书根据思想史上的实例对人文社会学科思维方式所要进行的探讨，属于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本来怎样”、“应该怎样”、“本应怎样”的问题及其对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关系的影响
　　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一是认知，一是筹划。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认知的最高成果就是形成理论，理论是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就是工程，工程是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个别性的实存体系。观念体系是客体对象的主观化，实存体系则是主体意愿的客观化。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就是本书所谓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为本书所谓工程思维。
　　在通常所谓的自然学科中，认知和筹划、理论和工程、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是分得很清楚的。数学家在研究三角形时，知道自己是在研究一种道理，而不会以为宇宙中实存着这样的三角形，更不会觉得因为三角形原理成立所以三角形工程也可以成立。工程师倒是可以搞一个三角形的建筑物，不过建一个纯粹的三角形和建一座具有三角形形状的建筑物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建三角形建筑物时，工程师除了必须遵照三角形原理外，还必须考虑建筑物的性质和功能、建筑材料的属性、地质条件和环境状况、建筑物的外观与装饰、工程的经营与管理等，即必须遵照物理学、化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原理。在这里，数学家不会因为工程师在建筑物设计中将各种毫不相干的学科理论“混为一谈”而指责他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工程师也不会因为数学家的纯粹三角形根本建不起来而嘲笑数学家理论的虚妄不实。理论就是理论，工程就是工程；科学就是科学，技术就是技术——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在自然学科中分工明确、各得其所。
　　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情况则较为复杂。虽然在有些领域，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也存在相当的张力，如自然哲学、认识论、历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研究就明显不同，但在大多数领域，这两种思维是混淆在一起的。有一种现象颇能说明这一点。在人文社会学科中，那些得到公认的理论家在阐述完自己的理论之后很少能忍住不顺便提出若干对策建议的，在他们那里，工程设计跟理论研究总是如影随形。试想，要是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的每一条原理后都来一段应用对策建议，爱因斯坦在阐述完相对论后附一张工程技术图纸，那一定显得不可思议。
　　人文社会学科之所以不能像自然学科那样清楚区分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主要在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自然学科中的理论学科（简称理学），单纯以自然界的道理作为研究对象，单纯以求解自然之理作为研究目的。自然界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无价值的世界，只有“本来怎样”的问题，没有“应该怎样”的问题，这使得理论思维就其内在过程而言不必受价值需要的干扰。可以说，理论思维只有在对自然界的研究中才能保持其思维品质的纯粹性。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学科，面对的是人的世界，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发生和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同时依然存在着“本来怎样”的问题，并且两类问题总是相互缠绕。单纯“应该怎样”的问题落到实处就是工程问题，不论在自然学科还是在人文社会学科，工程学科（简称工学）都以回应人的价值诉求为己任。不过，既然“应该怎样”的问题是一种本然的人文社会现象，理论思维按其本性也能够将其本然化。“应该怎样”本然化后就成了“本来应该怎样”，简称“本应怎样”。“本应怎样”从提问方式看和“应该怎样”确实不同，但从提问内容看并无二致，这就造成了理学和工学在问题上难分难解、在思维上无从划界的症结。
　　“本应怎样”的问题是人文社会学科特有的难题，正是这个难题使得理学与工学之分没有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得到贯彻。由此带来的首要的重大后果是：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将理论研究直接当作工程设计，将理论体系直接当作工程蓝图，总以为理论上成立就等于工程上可行，即使在实施中碰壁，也往往归咎于或者理论还不够成熟，或者施工不合要求，而意识不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混淆了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用理论思维越俎代庖地去处理了本该由工程思维处理的问题。另一个后果是：我们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用工程思维去构造理论，将主观的价值意图对象化为客观道理，把“应该怎样”直接等同于“本来怎样”。前者就是本书所谓理论思维的僭越，后者则为工程思维的僭越，二者正是本书所要全力分析和批判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我关注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僭越问题，根本意图在于总结先前人文社会工程失败的思维教训，也就是说，人文社会工程是我在本书中的立足点，为此，我将把探究的重点放到理论思维对工程设计的僭越上，而对后一种僭越则主要探究其跟工程设计相关的方面。
　　……

前言/序言

　　哲学的“创新”本性
　　——《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序
　　高清海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哲学”对我们的社会、国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在我国，哲学曾经是最具权威性、也最为普及的学科，那时不仅学生学，干部学，农民学，大家都在学。“学哲学、讲哲学、用哲学”成为全社会的风潮，刹时间几乎人人都成了哲学家，结果究竟如何？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哲学热早已退烧，甚至走到了反面，人们转而以冷眼相对待，学术的说法叫做“边缘化”。这又是为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哲学的命运这时这样、那时那样，当然是有它历史性的原因的。关于这个方面，我不想去论。我在这里只想从理论方面谈谈哲学的“创新”本性问题。
　　我们翻开哲学史著作就会发现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从古到今，那里总是充满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体系和派别，几乎一人一种主张、一派一套理论，不仅不同时期的哲学观点彼此相左，同一时期的哲学观点也各异其是。在哲学的发展中，我们很难见到“众口一词”、完全重复他人观点，或者一条原理普遍有效、流传世代的情况，即使是同一个学派、坚持同一条原理，时过境迁之后，腔调也总要发生变异。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学科是见不到的，唯独哲学如此。
　　怎样看待哲学观点的这种分歧和多样的现象？
　　具有肤浅观点的人，由此得出的是哲学的努力徒劳无用的结论。正像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著作中形容的，在这种人眼中，哲学史不过是“一个死人的王国”，在那里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堆满着死人的骨骼”，没有更多的意义。
　　我们过去是用社会阶级的观点分析这种现象的：不同的哲学观点反映着不同阶级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因而才有了哲学观点的分歧。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这里解决的主要是不同观点的社会根源，它并不涉及哲学理论的本性问题。
　　论到哲学理论的本性，我觉得黑格尔的看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黑格尔从哲学观点的纷繁多样，认为哲学属于人的“自由思维”，他由此引申出两个基本原则，一个叫“发展”原则，一个叫“具体”原则。黑格尔属于唯心论哲学家，他把一切都归结为精神、认作理念的展现。这样的观点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他对哲学本性的看法还是有道理的，如他所说，“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本质上，理念的本性就在于发展它自身，并且唯有通过发展才能把握它自身，才能成为理念”；“哲学是最敌视抽象的，它引导我们恢复到具体”等等。这里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应当看作是宝贵的思想财富，需要从他的唯心论体系中剥离出来。
　　哲学的本性在于发展，发展的实质也就是创新，因而创新便是哲学的生命。这是哲学、也是哲学史的本性，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哲学史上那些能够留名的哲学家，他们的观点所以一人一样，就体现了这点。那些观点看来是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从本性上应该说，它们却又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那样。人属于自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多维特性、多面属性的统一，而且始终处于变异和发展之中。黑格尔说哲学敌视抽象、趋向具体，指的也就是这点：单独局限于一种观点就是“抽象”，只有对立观点在发展中的统一才是“具体”。这就是哲学的发展本性。
　　在今天，“创新”已经成为我们最为响亮、人人都在呼喊的时髦“口号”。这比起当初，应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年谁敢讲创新？在那时，人们只能说经典的话，用“引证”来代替自己说话。今天“创新”成了时尚，时代毕竟不同了。然而，习惯是最顽固的势力。喊喊创新口号容易，要做到创新，谈何容易！究竟什么叫创新？怎样才是创新？哲学理论应当如何去创新？在今天哲学虽然被“边缘化”，论到发表的哲学论文和著作，数量绝不比其他学科少，在名目繁多的论文和著作中，究竟有多少能够称得上是创新的作品？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这里没有必要去考究创新概念的内涵。不论创新有多少规格和规定，在我看来，它的基本要求应当首先是：必须敢于接触“问题”，发表“真见”。如果连这点起码要求都做不到，其余的就不必谈了。
　　问题是哲学的命根，真见也要以问题为基础和前提。哲学的本性，真正说来，首先就在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且还得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大问题、真问题。我们从历史上看，任何对自己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哲学，任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哲学，一定是那种最敏锐又最深刻地把握和反映了自己时代问题的哲学。从某种意义说，哲学家通过他们的体系给出的那些论断和答案，能够保留下来的并不很多，它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它所反映的时代问题里面。问题而非别的东西才是哲学思考的根柢所在。如果无视或忘却了自己时代的问题，哲学理论就会变成无根之木而失去生命力。
　　说哲学要把握时代的问题，并非指哲学不涉及其他时代的问题。这一方面是说，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可能没有一个由自己时代所赋予的特定立场和视角，哲学家作为现实的人，在他的时代只能从这样的立场和视角说话；另一方面是说，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直面和揭示自己时代的问题，因为如果自己时代的问题自己都加以回避，那还能指望谁去关心和解决这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