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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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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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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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9787515404080

版次：1

商品编码：11431293

品牌：博集天卷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6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1. 当今受欢迎的大学教授张鸣重新解读张勋复辟这一看似盖棺定论的事件，从中揭示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改革社会的本原。

　　2. 书中提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民国六年的政局风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3. 超人气学者张鸣细数1917年前后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作霖等政坛人物。这些政客、军阀在张勋复辟前后或隐或现的身影，构成一幕复杂多变的“悬疑小说”。凭借作者诙谐、犀利的表达，读来颇有意味。

海报：

内容简介

　　《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以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的中国社会为主要关注点，以严谨的态度，探讨了此一时期政坛的状况，包括是否对德宣战，如何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张勋复辟前后军人集团、文人集团的反应等史实，读来既有趣味又兼具学术性。在此基础上，张鸣老师在行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进社会的进步？执政者在面对不完善的游戏规则时，尽力弥补制度的漏洞与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种更能实现其执政理念？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窦文涛评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精彩书摘

　　后袁世凯时代，天下，还是北洋的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府即总统府，院则国务院，或者说总理府。所谓府院之争，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就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争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两人恨得死死的，但见了面，堆得一脸的笑，掉下来能砸到脚面。朝堂之上，打不起来，也不能打，上面有个皇上呢。较劲，只能在私底下。俩人，或者几伙人斗来斗去，下手，都是借着皇上打人，隔空发力。民国了，政治斗争至少在一个场合可以公开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议会里来，姑嫂勃谿的范儿，可以再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晚清的咨议局开会，还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国的国会里，动辄拳脚相加，墨盒乱飞。墨盒是石头的，飞起来危险很大。后来工作人员干脆把国会议员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伤人。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政治还有一个中心，袁世凯死后，总统、总理、国会，谁都想做老大，但谁也不是老大。政治斗争依旧，但发力方式，却有了本质的变化。让人感觉，虽说斗得激烈，但愈发没了章法。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虽说是北洋之龙，却只是一个事务性人才，老实，能办事，但于政治没想法，也无所求。冯国璋倒是员战将，至少，按教科书打仗，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的时候，被派去镇压武昌起义，在兵力不敌革命军、海军又倒戈的情况下，居然将武汉三镇连克两城，剩下一个武昌，也是指日可下，仅仅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罢战休兵。但对此，前线指挥的他，却怎么也想不通。没办法，袁世凯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换了下来。只有段祺瑞，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领神会，话都不用说明，点到即止，一点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议和也能插上一脚，插得还恰如其分。虽然说，革命后的政权之果落到袁世凯的手中，有情势上的必然，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这个过程未必会如此顺当。正因为如此，拥段的人们，称段的功业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这段的表演。
　　当然，就后袁时代而言，段祺瑞更抢眼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在袁世凯，他是严修一类的诤友；在北洋团体，则是有先见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来，则是拥护共和的倒戈者。这样对帝制不合作的姿态，在洪宪帝制期间北洋团体一片趋炎附势的三跪九叩中，特别难能可贵。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统的军校，包括保定军校，段祺瑞都做过总办（校长），几乎所有的北洋将领，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脉，加上这样的威望，由他来继承北洋的遗产，的确是众望所归。这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请了出来，郑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让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伦不类的政事堂和国务卿，让段做了总理。临终，又托以后事。其实，由于段祺瑞反对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称病不出期间，据段的仆人回忆，袁世凯送来的参汤什么的，都没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来亲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张夫人（段的妻子），也没了来往。最终把大事相托，还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从这点看，袁世凯确有知人之明。
　　我们知道，尽管西南讨袁，袁世凯也真的就因此而翘辫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点儿，就是不死，赖在总统的位置上，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为天下，还是北洋的。北洋将领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势力的压力。致袁命的“二陈汤”（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至少有两味药，是迫不得已。依当时的情势，只要袁世凯不死，硬赖，还是能赖下去的。袁世凯一死，换上帝制期间表现不错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连孙中山都一个劲儿夸他，说他“劂工甚伟”。而在拥戴他的北洋人看来，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谓再造共和是也。不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来北京之初，袁世凯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戊戌政变后囚禁光绪的小岛，第二次锁了一位政要。如果说，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这个副总统，还有湖北这个地盘、若干隶属他的军队，那么，一旦进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阳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凯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东厂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经成了一个摆设。但是这个摆设，在洪宪帝制之时，却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凯封他的武义亲王的爵位。就连年终，袁世凯给他送礼，红帖上有“赏武义亲王”字样，都拒而不受。过了一日，袁世凯去掉了他给黎元洪的头衔，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名义（袁和黎是儿女亲家），黎元洪方才收下。这迟来的倔强，给黎元洪带来一些好名声，但对他的实力却没有任何影响。西南军阀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对他不信任。依法统继承总统职位的黎元洪，依旧是个无权无用的老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他是老实人，而非枭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观照，跟他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永远都不能合拍的。况且，袁世凯倒台，北洋系发蔫，对于黎元洪，舆论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拥戴。即使一个老实人，在突然之间近乎举国一致的忽悠中，也会膨胀起来。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见他，这个即将上任的总统自信满满地宣称：“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甚至谈到他要改革国会，至少要瘦身一半。应该说，这样的自信，委实是太满了。
　　段祺瑞跟袁世凯不同，这个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当直率，没有袁世凯那么多手腕，也没有袁世凯那么多心机，但却比袁世凯更加刚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凯还活着的时候，大概段祺瑞不会买黎元洪的账。在现实生活中，俩人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交集。他应该不会像袁世凯那样，为了拉拢这个可能的敌人，与之攀儿女亲。当然，在那个时代，黎段之间，也不会斗起来。但是，洪宪帝制的失败，让情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死了，北洋系也随之受挫。从废弃约法，废置国会，走到称帝，袁世凯走得太远了，北洋这个摊子的继承者，即使没有举国一致恢复民元法统的呼声，也会考虑改弦易辙。虽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议会民主体制，但他乐意试试看，毕竟很多西方国家因此而强大了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记录下了这位后袁时代第一任总理的话，是这样的：“我并不期望从恢复国会中得到很多好处；党派斗争和与政府作梗的情况将会层出不穷。但是，至于这种通过清谈进行治理的古怪的现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但我还是愿意让它得到一种公正的试验。”即使在后来，受困于府院之争，督军们也叫嚣要推翻国会之时，段祺瑞依然认为，不能用武力变更国会，这样做的话，会诱使武人不断干政，导致共和体制的垮台。
　　后袁世凯时代，几乎看起来举国一致的拥戴，让原来一直投闲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气，至少，让他周围的人，气粗了不止一分两分。反过来，很有脾气的段祺瑞，却一时间变得很低调。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受命组阁，提出了内阁名单，亲自送到总统府，让黎元洪定夺。黎元洪也就不客气，提出两个人——唐绍仪和孙洪伊必须加入，三个人——刘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须换掉。当时内阁一共才九个部，一下子动了五个人，可谓伤筋动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没有当面表示异议。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此时，段祺瑞的恭顺随和，显然是想争取跟总统处好关系，开一个好局。此时的段祺瑞，不仅对黎元洪恭顺，对恢复的民元国会也相当友好。既然他已经打定主意反袁世凯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宪政国家的规矩办试试。对此时的段祺瑞来说，袁世凯的教训，实在印象深刻。一般来说，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启，如果前一个时代的当家人失败了，这个失败对后来人的触动必定很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教训，力求避开前代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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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写在前面的话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这个故事我喜欢。著书为稻粱谋，高人不耻。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只要写的玩意儿不诲淫诲盗，煽动杀人放火，搞阶级斗争，或者溜须拍马，坑政府，坑大人物。写字卖钱，煮字疗饥，或者换来千钟粟和颜如玉，都没有什么问题。郭敬明的文字，只要他不抄袭，其实我也能容忍。不高兴的，只是某种势力，想让作家都变成郭敬明。
　　所以，我真的动心想写张勋复辟，是看在稿费的面上。当然，试了一下，发现我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量，可以放开了写历史剧，真的写出来，连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中途改道，又变成了历史叙事，而且是规规矩矩的历史叙事，把注释也加上去了。此时，让我埋头找资料、爬梳史料的真正动力，变成了这个事件本身。无疑，张勋复辟，跟我研究过的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不一样，在近代史上，是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话题。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事太小，又过于简单，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还弄了八十三天，而张勋复辟，从开始到彻底完结，不过十二天。其实，到第三天头上，就已经结束了。这么点事，原因似乎也简单，无非“封建军阀”，无非“历史倒车”。一个坏人，干了一件坏事，还没有干成，因为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不得人心。教科书的叙事，也就是研究者的解释。从复辟结束那日，有话语权的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一直说到今天。
　　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退一万步说，就算民心向着共和，如果有权有枪的人都要复辟，民心能挡得住吗？抗战胜利，民心思和，不想打仗，仗还不是打起来了？而且规模空前地大，吓死个人。农业集体化，农民都不乐意，杀猪宰牛地抗议，不还是大规模地集体化了？一直搞到人民公社。原来的宣传，是说集体化的农村是天堂，所以不能让地主、富农进去。人们不久就发现，不进天堂，反而是种优惠，所以，只好把地富也拉进去了。后来包产到户，农民都乐意，都饿到半死了，听说包了，马上生龙活虎玩命地干。最后，还不是伟人一句话，就不让包了？民众的意向，对于长时间段的历史进程，肯定是有作用的，但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他们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除非，民意被适时地动员起来，形成组织的力量，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这种时候，民意又往往是野心家的工具，被表达出来的民意，谁知道是不是真正的民意？没准，是种“被民意”。
　　客观地说，民国时期接连两次帝制复辟，操盘者本质上都是民意论者。他们实行复辟，其实都是着眼于国情，喜欢帝制的国情民意。无论怎样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抬出清废帝的事件中，都找不出底层民众对此的抗议。相反，老百姓对皇帝又来了，还挺欢迎。尤其是第二次帝制复辟，当北京市民听说皇帝又坐龙廷了，几乎是一片欢腾，家家户户挂龙旗。这里头，其实没有辫子兵挨家挨户地威逼，张勋的时代，还没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居民。再说，他一共就带了五千人，想这样干，人手也不够。那个时代，是个放任自流的时代，老百姓其实不用这样表达对政治行为的态度。共和的时候，他们没挂五色旗，复辟了，他们也不用挂龙旗。凡是这样做的，都是发自内心。一个小警察在胡同口吆喝一声，大家就都照办了。龙旗的市场大好，于是有人突击用纸糊，小贩满街卖，一个大子一面。吃棒子面窝头加咸菜的百姓，指望皇帝能带给他们便宜的米和面。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这些年，人们对于当年的某些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身份的学者，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辜鸿铭、严复、吴宓，已经有了很多的理解和宽容。认同他们的学问，也认同他们的人格，但唯独谈到他们跟皇帝的关系，还是讳莫如深。很多人完全否认，王国维的自沉，确有殉清的成分，好像王国维要是为那个皇帝死了，就一定很丢人似的。跟复辟有关的人物，袁世凯、杨度，尤其是张勋，人们还是难以宽恕。近年来，袁世凯和杨度，在某些场合，评价已经有了正面的声音，但张勋，却还是骂声一片。当年的知识界，就对这个民国了还留着小辫子的将军没有好感，到现在，种种恶评依旧。其实，无论讲人品，还是论带兵，此人并不比当年的任何一个将军更差。辫子军的纪律，不比其他军队好，但也差不到哪儿去。他统治下的徐州和海州，也不见得老百姓就怨声载道。别的军阀有野心，张勋也有，别的军阀爱国，张勋未必就不爱。提到这样的话题，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怎么，张勋也会爱国吗？那么，段祺瑞爱国吗？曹锟爱国吗？吴佩孚爱国吗？有点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选择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