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戰 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編輯推薦

　　史學經典，絕版重譯。楊奎鬆、秦暉、雷頤鼎力推薦

這是任何想要瞭解國共關係史，特彆是想要瞭解當年執政的國民黨何以會短短幾年間就敗給瞭“革命”的共産黨的讀者，非讀不可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的視野相當開闊，尤其是對1940年代後半期國共兩黨在社會政治層麵的較量，做瞭很深入的考察與研究，給人深刻的印象。

——楊奎鬆

海報：

內容簡介

　　《中國的內戰：1945-1949年的政治鬥爭》是美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傢鬍素珊（Suzanne Pepper）的代錶作，是西方學者較早對“國民黨如何失去大陸政權”這一曆史命題進行全麵係統、客觀中立研究的重要學術著作。關於國民黨失敗、共産黨勝利的原因，作者並不滿足於以簡單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而是在中國內戰的各個層麵上對兩黨進行比較：與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土地改革的措施，對工業的管理，財政措施等等。作者的論述基於對政策文件的認真剖析和對政策實際實施及其影響的綜閤考察，從而細微客觀地揭示齣共産黨是如何抓住曆史機遇、獲得民心和政權的。

作者簡介

　　鬍素珊（Suzanne Pepper），美國學者。1972年獲美國加州大學柏剋萊分校博士學位。長期居住在香港，從事中國問題的研究和寫作。除本書外，著有：《中國的大學》（1984），《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教育改革》（1990），《激進主義與20世紀的中國教育改革》（1996）。《劍橋中國史》第13捲（中華民國部分）有關中國內戰的篇章便齣於她的手筆，她還為《劍橋中國史》第14、15捲（中華人民共和國部分）撰寫瞭有關教育問題的三章。

精彩書評

　　★這本齣色的學術著作是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期間國共兩黨政治衝突的記錄。作者將此書分為大緻相等的兩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國民黨之所以在大陸崩潰的種種弱點，第二部分論述導緻共産黨最終奪取政權的優勢所在……這本書是對我們有關中國現代史知識的重要的補充，是這一領域的必讀著作。
　　――美國《亞洲研究》

　　★那些對內戰時期的中國，對中國的政治組織，對剖析政治權力的基礎感興趣的讀者，不可不讀此書。
　　――美國《亞洲事務》

　　★本書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鬍素珊公允地、充滿智地分析瞭國民黨失敗和共産黨勝利的原因，她並不滿足於以簡單的因果關係進行解釋，而是在中國內戰的各個層麵上對兩黨進行比較：它們與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土地改革的措施，對工業的管理，財政措施等等。她的論述基於對政策文件的認真剖析和對政策實際實施及其影響的綜閤考察，因此産生瞭這樣一本對中國的內戰首次作全麵的令人信服的記敘的著作。
　　――美國《選擇》
　　

　　★鬍素珊引人入勝地敘述瞭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如何在不到四年的時內間完全輸給共産黨的過程。這主要不是一段軍事鬥爭的曆史，這是一段政治鬥爭的曆史。國民黨的腐敗與無能最終使各階層的民眾起來反對它，在論述這一曆史黑白點的政治鬥爭方麵，可能不會再有比這本更好的著作瞭。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目錄

推薦序（雷頤）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歲月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
戰勝者與戰敗者
經濟
光復地區
第三章 學生的反戰運動
“一二·一”運動
抗議在華美軍暴行運動
學生運動以及內戰政治
第四章 經濟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損失
工人運動的復興
經濟管理不善和喪失民心
通貨膨脹造成的危害
第五章 林林總總的控訴：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批評
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
國民黨統治的錶現：政策和工作
自由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第二部分 共産黨的勝利
第六章 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産黨的評論
中國共産黨的政策和錶現
共産黨的統治方式
1949年自由主義者和共産黨的聯盟
第七章 恢復土地改革
中共勝利的社會經濟根源
土地改革：抗日戰爭的經驗
總結：抗日戰爭的教訓
激進的土改：1946-1947年
作為階級鬥爭的內戰：戰略需要還是“左傾”過激行為？
總結
第八章 迴到城市
張傢口的實驗
中國共産黨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重返城市：1947-1949年
從農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國共産黨
第九章 一個新的開始：共産黨從國民黨手中接收城市
法律和秩序
經濟和金融
勝利者和其他人：最廣泛的聯盟
第十章 內戰的政治
城市
農村
徵引文獻說明
對增訂書目的說明
參考文獻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部分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歲月

　　第一章引言

　　在外界眼中，1945年至1949年中國的內戰使亞洲最大的國傢從世界的一個力量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告成立引發瞭美國政壇持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激烈爭論和相互指責。受到中國共産黨勝利的刺激，美國決定阻止共産主義在亞洲的擴張。這一決定將美國直接捲入瞭朝鮮和越南的戰爭。

　　在迴顧這些事件時，西方學者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軍事衝突以及美國試圖控製和影響國共衝突的努力上。西方曆史學傢考慮的是西方讀者的興趣和關切。在美國——1949年之後，大部分有關中國的著作都是美國學者完成的——國民黨的失敗被迅速解讀為一種政治損失，共産黨則被視作一個不閤法的執政黨。共産黨的勝利也被視作是美國的一次失敗。在討論“失去中國”這一問題時，人們不是在追究責任，就是在推卸責任。由此引發的一係列學術研究、政府齣版物、政黨爭論都是以這一關切為基礎的。對於英語讀者而言，1945年至1949年的中國內戰曆史中國曆史學傢把1945—1949年稱作“解放戰爭時期”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分彆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在本質上仍然是有關戰爭勝負、美國提供或拒絕援助以及分析那些政策決策者動機的記錄。

　　但對我們而言，這一記錄是否是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偏見(由於麥卡锡時代的恐怖政策，這一偏見大大地加強瞭)的結果並不重要。幾個當時的美國記者和其他親曆者的描述為我們提供瞭一個更廣闊的視角，本書可被視作這種描述的延續。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鮑大可的《共産黨接管前夕的中國》、傑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德剋·布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以及約翰·F.梅爾比(John FMelby)的《天命：中國內戰錄(1945—1949)》。詳細書目可參閱本書最後的參考文獻。我試圖擴大1945年至1949年這段時期曆史記錄的範疇，為此本書花許多篇幅介紹瞭當時的政治情況，因為在我看來，軍事鬥爭歸根結底是由政治決定的。

　　00中國的內戰第一章引言00在許多方麵，本書都隻進行瞭初步的討論，並且顯示齣瞭偏嚮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篇對於許多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議題和問題的介紹。我可以得到的原始材料並不充裕。文獻方麵的缺口是巨大的，在一些情況下，這種缺陷甚至是無法填補的。但本書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曆史。它並不是關於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思想或者政治組織沿革的記錄。本書關注的主要是國共兩黨在爭奪政治權力過程中的政策以及具體做法。更具體地說，本書對國共兩黨各自和他們想要統治的社會的關係進行瞭比較性的分析。

　　中國的內戰是為瞭爭奪國傢權力而進行的一場軍事鬥爭。戰爭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政治舞颱一定能為我們提供關於這場衝突本質和結果的綫索。戰爭的政治背景不僅定義瞭戰爭雙方的身份，還定義瞭他們鬥爭的原因、他們承諾的性質以及他們可以利用的資源。從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被定義為政府和被統治者互動和交流的過程。更準確地說，政治是那些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和受到這種權力管理的個體、集團、部門、階級之間的互動和交換。政治資源相當於交換的介質，政府和被管理者為瞭達到各自的目的，彼此之間會經常進行這種資源的交換。

　　雖然不同的社會群體可能脫離它所處的政權而生存，相反的情況卻顯然不能成立的：政權是由社會群體組成的，不可能孤立於社會群體而存在。就政權與不同群體交換關係的性質而言，它們是各不相同的。但這一定義假定，投身於政治的個人和黨派如果不進行這種交換，將無法掌握或保留權力。隻有建立聯盟，采取一定的政策，實施計劃，纔能獲得權力。

　　國共兩黨爭奪權力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從現有的政權手中收迴資源。很明顯，如果現政權有弱點可利用，這一目標實現起來將更加容易。現政權與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越脆弱，“造反者”就越有可能利用民眾的不滿並最終贏得他們的支持。當然，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通過另一些方式得到加強，例如製定政策、做齣承諾，等等。“支持”和“反對”一樣，有多種不同的有形或無形的錶現形式。政治資源也有許多種，例如在國民黨和共産黨的鬥爭中，維持軍隊必不可少的是糧食和兵員。中國民眾和兩個競爭對手之間各種資源的交換以及導緻這種交換的條件，就是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

　　一些政治學者已經接受瞭這樣一種概念，即政治是一種互動和交換的過程見沃倫·F.奇曼(Warren FHchman)和諾曼·托馬斯·烏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 )的《變化中的政治經濟》以及他們引用的資料。，但在其他學術領域，這一概念並不流行。因此，在研究革命變化中我們不熟悉的政治係統時，采用這種概念或許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在一種我們十分熟悉的文化中，例如我們自己的文化中，當然沒有必要嚮人們解釋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沒有哪一個美國記者或政治分析傢會在不考慮可能影響美國南部、中西部農業區、黑人、普通工人、白領工人等社會組成的情況下，貿然預測總統的選舉結果。對美國人而言，這些社會群體和美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再也明顯不過的交換關係。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風格的政治時，我們不一定要使用同樣的假定。特彆當政治競爭者是一個共産主義政黨，並試圖用暴力推翻現有政權時，我們尤其應避免拘泥於上述概念。的確，如果有人試圖對任何社會的這樣一段曆史進行政治分析，無異於將自己置於人們批評和質疑的“風暴眼”中。我們似乎不應將政治閤法性看作一種固有的組織和“程序”模式的結果，並把它當作一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政治行為的準則。這些模式和準則不僅被質疑，而且受到瞭有力的挑戰。在這裏，更重要的問題無疑是這種挑戰本身的性質以及讓這種挑戰變成可能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過去。但是在當前，政治競爭者一定會采取組織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這些條件。

　　但這種方法也不足以應付來自於斯大林模式的組織和控製——西方學術界中有關共産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另一個常見的主題——的挑戰。這一假設為人們的分析帶來許多睏難，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包含在人們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綫”道格拉斯·派剋(Douglas Pike)：《越南共産黨：南越民族解放陣綫的組織和技巧》，劍橋：麻省理工學院齣版社，1966年。的研究中。這本著作描述瞭在1954年至1963年間，吳庭艷政權是怎樣招緻南越社會幾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當吳的威信喪失殆盡後，這個政權是如何垮颱的。作者按照時間次序記錄瞭吳庭艷政權逐步失去各社會團體支持的過程，並得齣結論：“你可以親眼看到整個社會結構是如何從最薄弱的地方開始撕裂的。”同上，第73頁。然而這本書餘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陣綫”這一時期形成的組織技巧時，對吳政權所處的社會環境——有一章專門介紹這部分內容——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作者認為隻有真正對社會不滿的人纔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並這樣寫道：“‘民族解放陣綫’正好相反。它剛形成時就已經成熟瞭，它需要補充的隻是細節。它的政策並不真正代錶不滿的群眾，更像是事後想起而臨時添加的應急産品。”道格拉斯·派剋(Douglas Pike)：《越南共産黨：南越民族解放陣綫的組織和技巧》，劍橋：麻省理工學院齣版社，1966年，第76頁。

　　這種“對社會不滿的人纔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的論斷産生瞭超越學術討論範疇的影響。它讓人們重新關注美國沒能阻止共産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的原因。就更大範圍而言，人們不僅利用這一觀點證明美國應該參加越戰，並且試圖用這一觀點來解釋美國在越南的失敗。盡管如此，現在看來，軍事乾預的政治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組織和政治議題之間的關係以及政治競爭者和民眾之間的關係的動機也是十分明顯的。

　　一位學者對馬基雅維利對於想要獲得和保住權力的有野心的統治者提齣建議時寫道：

　　首先，新的統治者必須為國傢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夠取代舊的統治者就充分地說明瞭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必須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從而讓民眾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權很少能夠做到這些……在這種情況下，民意的指嚮很容易發生改變。對原來政府的忠誠瓦解瞭……民眾開始尋找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權威。查爾斯·W.亨德爾(Charles WHendel)：《有關權威本質的探討》，見卡爾·J.弗裏德裏希(Carl JFriedrich)編《權威》，劍橋：哈佛大學齣版社，1958年，第10—11頁。

　　這一研究試圖確定國民黨或國傢主義政黨在執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權威”。與此相對的，該研究的第二個目標是確定共産黨在奪取政治權力後，在多大程度上贏得瞭民眾的支持和忠誠。中國共産黨的統治是否真正被人們所擁戴，或者他們隻是國民黨犯下的錯誤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第二章內戰的開始：接管日占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的入侵對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的政治命運産生瞭不同的影響。首先，日本的入侵在中國激起瞭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應，這種反應使蔣介石和中國共産黨能夠在統一的抗日運動中聯閤起來，成為統一的抗日運動的領袖。在當時的中國，隻有蔣介石具有足夠的聲望來領導抗日戰爭。詹姆斯·M.伯特倫(James MBertram)在他的《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中提齣瞭這一觀點。無論在朋友還是在敵人眼中，蔣和他領導的政府都被視作是中國抵抗侵略者的民族決心的真正象徵。

　　蔣介石想要保持這一形象，麵對日本人的強大攻勢，蔣和他的政府被迫從華北和沿海地區撤退到中國西南部。汪精衛領導的僞政府接管瞭國民黨撤退後的大片地區。與此同時，以延安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産黨充分利用瞭日本對中國北部的入侵。共産黨之所以能在日本的軍事壓力下發展壯大，是因為從1927年他們的農村根據地被摧毀後，他們就一直被迫進行遊擊戰爭和農民革命，並取得瞭豐富的經驗。日本人進入中國北部後，共産黨立即運用這些經驗在日本軍事前綫的後方組織抵抗運動。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産黨逐漸發展為中國最具活力的政治勢力。到1945年4月，共産黨已經控製瞭包括大約950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瞭。

　　……

前言/序言

　　再版前言
　　曆史寫作不僅與它試圖描述的過去緊密相關，同時也會受到曆史現狀的深刻影響，沒有什麼比一本舊曆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證實這樣一個觀點瞭。自《中國的內戰》於1978年首次齣版後，已經有幾代政治人物和學者離我們而去瞭。如果將20世紀後期的中國作為研究背景，那麼在這本專著再版之前，我們有必要確定中國內戰最初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那個年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環境。對於某些特定年齡的讀者而言，這種重述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幫助他們重溫過去的曆史，因此似乎是顯得有些多餘瞭。然而，曆史的描述並不總是隻限於時間一個維度。本書的1997年中文版就嚮人們提供瞭一種不同的視角，也就是說，時間的間隔並不是曆史著作要跨越的唯一障礙。
　　事實上，我們有必要對初次閱讀本書的中國讀者做一些基本介紹。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看待曆史的方式以及對曆史的興趣已經有瞭很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再版本書的主要理由。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之後，中國發生瞭許多變化。政府開放瞭國傢檔案，並且重新放寬瞭--盡管不是完全取消--諸多曆史著作的齣版限製。正是由於這種開放，學者們得以接觸到有關新中國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資料，從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諸多階段進行瞭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在國民黨政府和共産黨之間進行的內戰。見書後參考文獻中的中文著作部分。新中國翻譯並齣版瞭許多非中國學者有關中國的著作，這是新時代一個顯著的特色。有瞭這些翻譯作品，中國學生事實上能讀到許多北美和歐洲大學為自己的學生提供的有關近代中國的圖書。國內外的幾代中國讀者由此同時讀到瞭對他們親身經曆過的曆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這些曆史片段的作者將為即將閱讀他們作品的新讀者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曆史觀。中國讀者以這些外國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瞭他們的作品，這是對作者們最好的迴報。我們將在下麵詳述這種利用的成果。
　　00中國的內戰再版前言00我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研究始於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剋利分校攻讀政治學博士，中國內戰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這篇論文是3年以後的事情。為達到齣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對文章進行瞭修改。“籌備齣版”的過程持續瞭3年。直到1978年，它的第一版纔正式麵世，並於1980年推齣瞭平裝本。這部著作引起瞭人們的爭議，一些人喜歡它，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沒什麼價值。事實上，人們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瞭我自己的看法，雖然我和他們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滿意是由於最終的作品並不符閤我最初的期望。題材和資料的缺乏、齣版日期的推延、無法得齣滿意的結論，似乎讓這本書永遠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仍然是成功的。因為對讀者而言，它涉及的題材和提齣的問題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期10年的寫作過程讓這些問題顯得更加普遍和重要瞭。10年的創作時間在現在看來或許不算什麼，但在1969-1980年那個思想急遽變化的年代，這一時間跨度足以斷送任何一本書的前程。
　　問題：美國之亞洲，中國之內戰
　　在我研究中國內戰的過程中發生瞭這樣的情況，在1969年對我而言十分關鍵的問題到1980年已經不成其為問題瞭。到1980年，許多人已經讀過瞭我的書，人們的觀念也發生瞭極大的轉變。1969年，在學習中國革命史的學生中間，最時髦的話題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Johnson），而且這兩個話題被緊密地聯係在瞭一起。詹隼當時擔任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的主席，他自己有關農民民族主義的論文受到瞭極大的關注，並引起瞭不少爭議。見詹隼：《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産黨政權：中國革命的開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學齣版社，1962年。如果將背景換成其他的任何時代或政治學科，這樣的議題本不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那時，越南戰爭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焦點，沒有哪一個政治係的學生會不討論與越南直接相關的話題。美國在後殖民地區的外交政策，是否應該參與他國的內戰，這些戰爭的性質，特彆是共産主義的挑戰，與此相關的所有話題都引起瞭人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然而，如果人們尋根究底，就會發現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最終歸結到一個最初的激烈爭論上，即對1949年中國“淪陷”於共産主義，美國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這場爭論的結論是，美國當時決定不直接乾預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許多考慮是站不住腳的。其結果是華盛頓決心在朝鮮給予共産主義堅決的迴擊，並在越南延續瞭這一強硬立場。
　　盡管美國政府做齣瞭這樣明確的決定，20世紀60年代後期仍是一個過渡時期，上述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並被廣泛討論。隨著兩極時代的終結，20世紀50年代冷戰時期流行的強硬的反共思潮以及産生這種思潮的認識根源已經不再被人們視作是絕對正確的瞭。冷戰的結束幾乎和它的到來一樣突然。為瞭對過去曆史進行新的總結，全美國範圍內又展開瞭另一輪激烈的爭論。和中國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越南共産黨最終取得瞭勝利。美國試圖在自己和對手之間建立一種既共存又遏製的新平衡關係。農民民族主義展現齣極大的豐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迴擊瞭那些認為它即將滅亡的預言。農民民族主義將學術目標和政治內涵結閤在一起，這使它具有雙重的意義。由於這種雙重性質，在人們試圖達成新的政策共識的過程中，詹隼既被視為冷戰後第一批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中的自由主義先驅，也被認為是20世紀60年代這一過渡時期保守主義的代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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