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呂先生以我們熟知的人情事理分析曆史上的“恩怨情仇”,而不是塞給你個觀點讓你背下來。他應用當時新的曆史學、社會學研究成果做史學研究,不迴避有爭議問題,如果僅以觀點新銳為依據,今天的教科書倒像是寫於呂先生之前。以此種教學之方法,呂思勉培養齣瞭錢穆、黃永年、張芝聯、趙元任等一批國內好學者,試問今天哪位教師有此成就?
讀此書還可對當時各社會領域之思潮窺見一斑。這些思潮進而影響瞭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重要政策的製定,如:民國時期對漢字簡化的各種提議和嘗試、當年社會上部分知識分子對大農業化生産的看法等。
張耕華為鷺江版《呂著中國通史》(分為《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政治史》)所做之《導讀》也頗值得一讀。
內容簡介
《中國文化史》分析瞭曆代社會婚姻、族製、政體、階級、財産、官製、選舉、賦稅、兵製、刑法、教育、宗教等典章製度的沿革。著名曆史學傢王傢範說:“(呂思勉)關注民間社會的生計,大至水利、賦役、吏治,小至百姓飲食起居,曆史考察深入至社會日常生活,尤精心發掘史籍中社會各項製度的變遷情節,這在同輩史傢中應屑罕見。”
《中國政治史》僅用16萬字就寫完瞭五韆年的理亂興亡,全書無一廢字。呂思勉於1930年前後服膺馬剋思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大同社會的理想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想非常推崇,但對階級鬥爭理論持保留態度,這在他的史學作品中有明顯體現。
《三國史話》是曆史學傢呂思勉先生生前所寫的一部通俗性的史學作品。作者以豐富的曆史知識為基礎,對史上存在過的三國與文學中塑造的三國,在人物、事件、戰爭及地理環境等方麵作瞭細緻的區分,對許多重大的曆史問題進行瞭深入的辨析,提齣瞭不少有價值的見解。《三國史話》是易中天先生品三國的重要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
呂思勉(1884—1957年),1884年中法戰爭殃及東南沿海,呂思勉就在此時(字誠之)誕生於江蘇常州一個書香世傢。青少年時期,康梁思想因戰事而廣為傳布,呂思勉深以為是。因此,從十多歲開始,呂思勉就留心物價等生活細節,做大學教員期間曾撰文為食堂的碗筷消毒提建議。體現在治史上,則呂思勉突破瞭曆史隻為帝王將相做譜牒的片麵性。隨後,他又謹慎接受瞭馬剋思主義唯物史觀。
這些治史思想和方法深刻體現在呂思勉的教書、著述之中,並産生瞭廣泛影響。
據說,因呂思勉的新式思想和見解,其講學授業充滿意趣,門下多齣名人。唐長孺自稱呂先生的私淑弟子,楊寬在光華大學坐堂聽課於呂先生,錢穆、黃永年、張芝聯、趙元任等也都是他的學生。
新式思想和方法,輔以精讀《二十四史》三四遍之功力,呂思勉一生著作等身。譚其驤說,以一人之力幾乎寫完瞭中國上下五韆年的曆史,“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嚴耕望評價他為,在現代史學史上,是一位在通史、斷代史和專史等諸多領域裏都做齣重大貢獻的曆史學傢。
1951年呂思勉和光華大學隨院係調整並入華東師範大學。1957年逝於上海,終年73歲。
精彩書評
★論方麵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者,我常推重呂思勉誠之先生、陳垣援庵先生、陳寅恪先生與錢穆賓四先生為前輩史學四大傢。
——著名史學傢嚴耕望
★呂先生既是梁啓超“新史學”旨趣的實踐會通一人,又是把“新史學”嚮社會史方嚮開拓的先驅者。
——當代史學傢王傢範
★一次考試,齣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餘一時尤愛其第三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者。乃首答此題,下筆不能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捲。如是乃僅答一題。誠之師在其室中閱捲,有數同學窗外偷看,餘不與,而誠之師亦未覺窗外有人。適逢餘之一捲,誠之師閱畢,乃在捲後加批。此等考捲本不發迴,隻須批分數,不須加批語。乃誠之師批語,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手握一鉛筆,寫久須再削。誠之師為省事,用小刀將鉛筆劈開成兩半,俾中間鉛條可隨手抽齣,不斷快寫。鉛條又易淡,寫不齣顔色來,誠之師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書之。所書紙遇濕而破,誠之師無法黏貼,乃以手拍紙,使伏貼如全紙,仍書不輟。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餘此捲隻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隻此一事,亦可想像誠之師之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錢穆憶呂思勉
★他(呂思勉)指齣:《古文觀止》這部書是為科舉時代學做八股文的人誦讀的,做八股文要從沒有話可說處硬找話說,因此《古文觀止》所選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說空話、發空論的文章。呂先生在選講唐宋八傢的文章時還不止一次地說:八傢是能寫好文章的,但選在這裏的往往不是好文章,主要原因就是此書專要選空議論文章。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此書要選短文章,有些好文章篇幅長,就不予入選。呂先生還舉《史記》為例,說司馬遷的《史記》是有許多好文章的,但因為長,所以此書不予入選,盡選些短而空的文章。
——黃永年憶呂思勉
精彩書摘
楔子
斜陽古柳趙傢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是宋朝陸放翁先生的詩,所說的,便是現在的說書。說書雖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後來,將說書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潤飾以供眾覽,就成為現在的平話瞭。平話俗稱小說,亦謂之閑書。雖然是用以消閑的,然而人們的知識得自此中的,實在不少。
現在中國的書籍,行銷最廣的,是《三國演義》。據書業中人說,它的銷數,年年是各種書籍中的第一。這部書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學意味,如赤壁之戰前後便是;有些地方,卻全是質實的記事,簡直和正書差不多。這就顯見得其前身係說書的底本——說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瞭;說得少的地方,卻依然如故。
我在學校中教授曆史多年。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曆史試捲不少。有些成績低劣的,真“不知漢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問及三國史事,卻很少荒謬絕倫的。這無疑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他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然而這種知識,在社會上普遍瞭,人們得著的機會就多,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為有力。這可見通俗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密切。
老先生們估量人們知識的深淺,往往以知道的、記得的事情多少為標準。講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無意義的事實,知道瞭,記得瞭,有什麼用處呢?尤其是觀點誤謬的,知道瞭,記得瞭,不徒無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論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為曆史上的事實,所傳的,總不過一個外形,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它、考證它、解釋它。觀點一誤,就如戴黃眼鏡的,看一切物皆黃,戴綠眼鏡的,看一切物皆綠瞭。我們在社會上,遇見一個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卻誤把惡意猜測他,就會覺得處處可疑;明明是壞的,卻誤當他好的,也會覺得他誠實可靠。曆史上的事情,又何嘗不是如此?
從前論史的人,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其意以為一件事辦好瞭,我們就當取以為法,模仿它;一件事辦壞瞭,我們就當引以為戒,不可再蹈其覆轍。這話很易為人們所贊許,其實似是而非。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們所謂相同,都不過察之不精,誤以不同為同罷瞭。事情既實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彆的事情姑弗論,在歐人東來之初,我們所以對付他的,何嘗不根據舊有的知識?所謂舊有的知識,何嘗不是從曆史經驗而來?其結果卻是如何呢?
真正硬模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識,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謬,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謬瞭。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曆史,倒還不重在知道的、記得
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謬。矯正從前觀點的誤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講論,要容易明白些,有興味些。
三國時代,既然是人們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講論,自然最為相宜。所以我想就這一段史事,略加說述,或者糾正從前的誤謬,或者陳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學問的荒疏、見解的淺陋,自不免為大方所笑,我隻是一點拋磚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後人們能注意到這一方麵的漸多,亦希望人們就我所說的賜予教正。
宦官
講起三國的紛爭來,大傢都知道其亂源起於後漢。後漢末年為什麼會亂呢?大傢都知道其根源是靈帝的寵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亂,引起黃巾的造反。因黃巾的造反,而引起劉備和孫堅的起兵。又因靈帝死後,少帝即位,國舅何進要誅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進京。因董卓的進京,而引起廢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紹、曹操等紛紛起兵討卓,天下就從此分裂瞭。然則後漢的禍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這還是人謀之不臧。寫《三國演義》的人,說什麼“天下大勢,分久必閤,閤久必分”,好像有什麼定數似的,恐怕未必其然瞭。然則宦官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曆來讀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來源者少。我不妨藉此機會,和諸君談談。
所謂宦者,大傢都知道是曾經被閹割的人。近代的俗語,亦稱為太監。那是因為在明朝,他們所做的官,有二十四個,都稱為某某監之故,這是不難解的。然則何以又稱為宦者呢?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威權很大,敗壞政治很厲害,所以寫《後漢書》的人特地替這一班人作瞭一篇傳,名為《宦者列傳》。《宦者列傳?序》裏說:“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這句話,和我們通常的見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見解,都以為宦官就是閹人,現在卻說
光武中興之後,宦官纔全用閹人,那麼,自此以前,宦官就並非閹人瞭。所
以有人疑心這“宦”字是錯的,說當作“內”字。然而他這句話,實在是錯的。
宦字的意思,本來並非指閹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閹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們所謂五經,中間有一部喚作《禮記》。《禮記》的第一篇是《麯禮》,《麯禮》裏有一句:“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學就是進學校,宦是什麼呢?
須知道古代所謂學校,和現代全然不同。現代的學校,必須要傳授些知識技能,古代的學校則全無此事。古代的學校亦分為大學小學。所謂小學,隻是教授一些傳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間的禮節,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又或極粗淺的常識,如數目字和東西南北等名稱之類,根本說不上知識,更無實際應用的技能。至於大學,其中頗有些高深的哲學,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濃厚的。《禮記》裏又有一篇,喚作《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說:當時大學中所教的,是詩、書、禮、樂。這並不是現在的《詩經》《書經》《禮記》等等。須知古代的人研究學問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卻較後世人為深。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後世,學術和宗教是分離的,在古代則是閤一的。所以古代的學問隻存於教會之中,而教育權也操在教會手裏。古代教會中非無較高深的學問,然總不能全脫離宗教的意味。至於實用的知識技能,則是他們所看輕的,學校裏並不傳授。所謂詩、書、禮、樂:禮即宗教中所行的禮,樂即宗教中所用的樂,詩就是樂的歌詞,書大約是宗教中的記錄。在古代,曆史和宗教中的經典,也是分不開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學校中有所謂養老之禮,其儀式非常隆重。天子對於所養的老人,要自己割好瞭肉,捧著醬送去請他吃。吃瞭,還要自己斟酒,給他漱口,就因為他是一個宗教中的長老,與不帶迷信色彩的師長不同。《禮記》上還有一篇,喚作《王製》。《王製》裏有一句說:
“齣徵執有罪,反釋奠於學。”釋奠是一種祭祀之名。發兵齣去,打瞭勝仗,
迴來卻在學校裏舉行祭禮,就可見古代學校不是一個學術機構,而其宗教意味極為濃厚瞭。古書上說學校製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說它是子虛烏有,然而從沒見古書上記載一個人在學校裏學到瞭什麼知識技能,就是為此。
然則古人沒有應用的知識技能麼?不然。我們知道:所謂三代之世,已有較高度的文明,其時有許多事情,已非有專門知識技能不能辦,就是現在所傳的幾部先秦子書,其中包含專門的知識技能也頗多,不能說全是後人僞造的。然則古人的知識技能,從哪裏來的呢?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
古人解釋宦字,有的說是學,有的說是仕。的確,這二者就是一事。因為在古代,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從其辦事的一方麵說,就是仕;從其學習的一方麵說,就是學。
讀者諸君,總還有讀過《論語》的,《論語》的《先進篇》有一段,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路再魯莽些,也不會主張人不學就可以辦事。子路隻是看重且辦事且練習,而反對不能直接應用的知識,和現在的人看重應用技術,而藐視高深學理一般。這就是重視宦而輕視學。漢時皇室的藏書,由劉嚮和他的兒子劉歆編成一部書目,謂之《七略》。班固《漢書》的《藝文誌》,大部分就是抄錄他的。他對於每一類的書,都有推論這種學問從何發源及其得失的話。其論先秦諸子之學,都以為是齣於一種官署,就是為此。然則宦就是在機關中學習做公務員。公務員中,自然有齣類拔萃、有學術思想的,就根據經驗,漸漸地成為一種學術瞭。
話越說越遠瞭,這和後世所謂太監者何乾呢?不錯,聽我道來。剛纔所說的,隻是宦的正格。譬如現在機關中正式辦理公務的公務員。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為公務員,而實在無事可辦;或者隻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在古
代亦何嘗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時,有一個人喚作嫪毐的和他的母親奸
通瞭,嫪毐自然闊起來瞭,於是“諸客求宦為嫪毐捨人韆餘人”。這句話,見於《史記》的《呂不韋列傳》裏。這所謂宦,哪裏是在什麼機關裏學習什麼公務?不過在他傢裏做他的門客罷瞭,所以要稱為捨人。嫪毐的捨人固然極一時之盛,然而古代的貴族,絕不止嫪毐一個人有捨人。這種在貴族傢裏做捨人的,都謂之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個訓釋是“養”。“養”字可從兩方麵解釋。他們是他們主人的食客,是他們的主人養活他的,所以謂之養。亦可以說:他們是以奉養他們的主人為職務的,所以謂之養。
此等門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這便是所謂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漢時,並不一定都用閹割過的人,到後漢光武帝之後,纔專用此等人。所以《後漢書?宦者列傳?序》要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瞭。
然則閹割的人是從哪裏來的呢?說到這裏,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義的事情。諸位知道刑字是怎樣講的呢?在下發這個問,逆料諸位一定會說:刑字不過是懲罰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來,剝奪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種。然而古代的刑字,卻不是這樣講的。在古代,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使之成為不能恢復的創傷,然後可以謂之刑。
“十三經”裏,有一部書,喚作《周禮》。《周禮》全是記古代所設的官及各官的職守的。其體例,極似明清時的《會典》。須知《會典》原是依據《周禮》的體例編成的。不但《會典》的體例是模仿《周禮》,就是隋唐以後的官製,其大綱也是模仿《周禮》製定的。《周禮》有天、地、春、夏、鞦、鼕六官,後世就模仿之而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周禮》的地官司徒,就是後世的戶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屬司徒管轄。他們都可以治理獄訟。獄便是現在所謂刑事,訟便是現在所謂民事。然而他們所用的懲罰,隻能到拘禁和罰做苦工為止。如要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那
是要移交司寇辦理的,司寇便是後世的刑部,其長官稱為司寇,寇是外來的
敵人。聽訟之官謂之士,其長官謂之士師,師字的意義是長,士師就是士的長,士則本是戰士的意思。然則古代用兵器傷害人的肉體,使其濛不可恢復的創傷,其根本,實在是從戰爭來的,不是施之俘虜,就是施之內奸。後來社會的矛盾漸漸深刻瞭,纔有以此等懲罰施之於本族、用之於平時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機關裏,還是不能用。這一因其為習慣之所無,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術,本非治理本族的機關裏所有,所以非把它移交到彆一種機關裏不可。把現在的事情比附起來,就是從司法機關移交軍法審判瞭。
古代有所謂五刑,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便是墨、劓(yì)、剕(fèi)、宮、大闢。墨是在臉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臏,是截去足趾;宮,男子是閹割,女子是把她關閉起來;大闢是殺頭,這是傷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宮又有不同,所以又稱為大刑。五刑對於男子,都是傷害身體的,獨宮刑對於女子不然,不過是拘禁。這亦可見傷害肉體之刑,原起於軍事,因為在軍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虜,戰勝的人還要用來滿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閹割,於是自古相傳閹割之刑,隻對於男子有之。到後來,要將此刑施於女子,就隻得代以不傷肉體的拘禁瞭。傷害身體的刑罰,最初隻施諸異族,或者內奸。所以較古的法子,是“公傢不畜刑人,大夫不養”。這話亦見在《禮記?王製》上。因為俘虜原來是敵人,內奸是投降異族的,也和敵人一樣,怕他們報仇之故。到後來傷害身體的刑罰,漸漸地施諸本族瞭,於是受過刑罰的人,其性質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們做些事情。《周禮》這一部書,從前有人說它是周公所作的,這是鬍說。這部書所采取的,大概是東周以後的製度,時代較晚,所以受過各種刑罰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過宮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內”。因為古代的貴族,生怕他們的妻妾和人傢私通,所以在內室裏要用閹割過的人。
到後來,就有一種極下賤的人,雖未受過宮刑,而希望到貴族的內室
裏去服役,就自行閹割,以為進身之階瞭。宮刑,當隋文帝時業已廢除。自此以後,做內監的人,都是自行閹割的。漢時雖還有宮刑,然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序》裏說,當時的宦者,亦以自行閹割進身的為多。後漢時的宦官,即專用此種人。自此以後,宦官二字,遂成為此種人的專稱,失其本義瞭。
皇帝為什麼會相信宦官呢?在曆史上,有少數是因其性多疑忌,以為朝臣都要結黨營私,隻有宦官,是關閉在宮裏,少和外人交接,結黨要難些。而且宦官是沒有傢室的,營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這隻是極少數。須知古來的皇帝,昏愚的多,賢明的少。這也並不是曆代的皇帝生來就昏愚。因為人的知識,總是從受教育得來的。這所謂教育,並非指狹義的學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環境足以使我們受其影響的。如此說來,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謂特彆壞。因為他終年關閉於深宮之中,尋常人所接觸到、足以增益知識的事情,他都接觸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個上知,也僅能成為中人;如其本係中人,就不免成為下駟瞭。
皇帝是一個最大的紈絝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質,隻要就紈絝子弟加以觀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瞭。紈絝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專喜和奴僕攀談,且專聽奴僕的話麼?這是因為他們的知識,隻夠聽奴僕的話,而且隻有奴僕,本無身分,亦無骨氣,所以肯傾身奉承他們。曆代皇帝的喜歡宦官,其原因亦不過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會闖齣大亂子來。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不和,這種情況若在民間,也闖不齣多大的亂子。母子不和之事,我們在社會上亦是時時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釀成“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種種關係大局之事瞭。曆代皇帝喜歡宦官,所以釀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
前言/序言
我國是一個史學發達的國傢。韆百年來,史籍編撰賡續不斷,史部之書幾於汗牛充棟。但像今日大中學校裏講授的“中國通史”,則由來不久。若從梁啓超倡議“新史學”算起,新式通史的著述也隻有一百多年的曆史。1947年齣版的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在迴顧新式通史的著述成績時說:所有的著述“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的還很少,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韆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值得注意的是,顧先生所列的七種較近理想的中國通史著述,呂思勉先生的著述就有二種。
呂先生的《白話本國史》與《呂著中國通史》,都是為曆史教學或青年自修曆史而編寫的。《白話本國史》寫於上世紀20年代初,時先生任教於瀋陽高等師範學校。《呂著中國通史》寫於上世紀30年代末,時其任教於上海光華大學,是他在曆年授課教案的基礎上加以增損而編定,用作大學文科學生的課本。呂先生的這兩部中國通史,先後相隔二十來年,在撰寫的體例和風格上已有較大的變化。《白話本國史》采用嚴整的章節體裁,寫法上是考史與敘事兼用,故有較多的考證文字,徵引的史料也翔實豐富;為便於讀者的學習,書中又附有大量的注釋,或用來注明史料的齣處和進一步閱讀的書目,或記注必要的文史知識和古今地名,是初學中國史的最佳入門書。《呂著中國通史》采用專題式的體例,寫法上是敘事與議論並重,故有較多的議論文字,敘述力求扼要,行文力求淺顯,多引用當年各種社會科學的成果,是學習、研究中國史的重要參考書。
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行大學課程,規定“中國通史”課的教學,須注重文化史的內容。為瞭適應“部頒課程”的要求,呂先生重新擬寫瞭講稿,編成這部《呂著中國通史》。他認為,大學生、尤其是大學文科的學生,他們在中學曆史學習的基礎上,正需要增加各方麵有係統、有條理的曆史知識,以適應進一步鑽研的需要。而當時流行的各種通史著作,雖然在敘述曆代治亂興衰的過程中,夾敘瞭一些典章製度,但是往往缺乏係統,上下不夠連貫,初學者不易掌握要點,不能形成係統的曆史知識。為瞭剋服這種毛病,他在編撰體例上做瞭一番改進。呂先生一嚮贊賞馬端臨《文獻通考》把史事分為“理亂興亡”和“典章經製”兩大類的做法,說今日編撰中國通史,仍可藉鑒這種方法,隻是不該將它的範圍限得太狹。由此,他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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