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秦漢捲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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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光 編

圖書標籤:

• 中國政治思想史
• 秦漢
• 政治思想
• 曆史
• 哲學
• 中國曆史
• 思想史
• 秦朝
• 漢朝
• 學術

齣版社：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0193953

版次：1

商品編碼：11526741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4-09-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664

內容簡介

自秦建立大一統帝國，中國曆史進入帝製時代，兩漢正是中國帝製體製及其統治思想趨於定型、穩固和成熟的時期。而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和穩固，政治思想亦為之一變，即由先秦諸子道術分裂的“思想自由”狀態轉變進入一個思想和政治一元獨尊的統製體製。在曆經秦朝思想禦用化的洗禮之後，為瞭迴應他們所處時代的生活環境及其問題，兩漢時期的思想傢和政治傢們努力以其“有限的自由”緻力於政治思考的事業，本書便試圖展現這一思考的曆史畫捲，主要包括：漢初黃老思想的試行與思想傢的過秦之論和治安對策，西漢中期思想傢和政治傢的天人之學和鹽鐵之議，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與王莽的全麵復古改製實踐，儒傢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東漢後期的名教思潮與政治反思思潮，以及早期道教《太平經》的政治思想等。

作者簡介

林存光，1966年生，山東濟寜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10年入選北京市新世紀社科理論人纔百人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哲學、儒傢政治哲學與政治文化等方麵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儒教中國的形成——早期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與文化語境下的孔子和儒學》、《儒傢式政治文明及其現代轉嚮》（主編）、《孔子評傳》（閤著）、《與權力對話——儒傢政治文化》（閤著）、《孔子新論》等。

目錄

導 論 政治的發展與政治理念的演進
第一章 王權支配與思想的禦用化
第一節 主題與變奏——“王權支配社會”釋義 37
第二節 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帝王專製與思想的禦用化 54

第二章 漢初的政治傢和思想傢——曆史反思與統治策略的調整和改變
第一節 漢初政治與黃老思想的試行 64
第二節 陸賈與《新語》的政治理念 70
第三節 賈誼與《新書》的治安論 86
第四節 晁錯及其時務對策 107
第五節 小結：漢初政治思考的含義與特點 114

第三章 漢傢統治思想的重新選擇與確立——學術思想的綜閤與政治思維的轉換
第一節 儒道兩傢的思想綜閤與意識形態之爭 121
第二節 劉安與《淮南子》的無為政治思想 130
第三節 董仲舒與《春鞦繁露》的天人之學及其政治觀 170
第四節 小結：政治思維的轉換與漢傢統治思想的重新確定 224

第四章 西漢中期的政治思想論爭——鹽鐵之議與《鹽鐵論》中的思想博弈 第一節 鹽鐵之議的緣起與性質 231
第二節 鹽鐵之議的政治含義及其曆史環境分析 238
第三節 鹽鐵之議的主要議題與政見分歧 256
第四節 小結：鹽鐵之議的時代特色與思想史意義 271

第五章 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與王莽的復古改製
第一節 皇權的性質與帝國的危機 274
第二節 西漢後期政治文化思潮的演進 285
第三節 從思想觀念到政治實踐：王莽的復古改製 319

第六章 儒傢政治觀念的經典化與社會意識化
第一節 “五經”崇拜與神聖化 362
第二節 漢代政治中的儒傢精神 368
第三節 《春鞦?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政治思想 381
第四節 忠孝觀念的社會意識化 391
第五節 經學思維方式與儒學之分化 401

第七章 君權的閤法性理論與君權調節論
第一節 君權閤法性與天、聖、道、王的相通和相輔 418
第二節 君主稱謂與帝王權威的壟斷性 425
第三節 道義製約君主論 437
第四節 罪己詔中的政治調節觀念 444

第八章 東漢前期讖緯化的經學政治觀與懷疑論
第一節 東漢初期劉秀集團的“柔道”與集權思想 451
第二節 漢代緯書中神、自然、人一體化的政治觀念 458
第三節 《白虎通》神化王權與三綱五常的政治思想 469
第四節 王充對漢代經學統治思想的懷疑與批判 501

第九章 東漢後期的名教與政治反思思潮
第一節 東漢名教思潮 516
第二節 東漢末年黨錮與清議思潮 525
第三節 東漢末年的政治批評與反思思潮 530

第十章 早期道教經典《太平經》的政治思想
第一節 一部政治性極強的早期道教經典 568
第二節 “王治太平”的政治理想 574
第三節 君主製度的必然性、閤理性與永恒性 583
第四節 重民、任賢、納諫、慎刑的治國之道 592

結束語 604
主要參考文獻 607
附錄一 思想、社會與曆史——劉澤華先生的“王權主義”說評析 613
附錄二 王權主義與中國傳統社會形態論
——劉澤華先生的中國史觀述要及相關爭議評析 632
後 記 653

精彩書摘

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帝王專製與思想的禦用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掃滅六國，建立瞭傢天下的一統王朝，然而，暴政使它短命而亡。秦漢之際，匹夫之人、豪傑之士、六國貴族紛紛群起反叛，以至帝祚興革嬗變，頗為倏忽驟疾，令漢傢太史公大為感懷慨嘆。然而，以今人眼光來看，最值得史傢注意的，不僅是一種人事的興革及其關於它的閤理解釋的問題，即在王朝興替之際誰能並何以能最終贏得勝利而成為“受命而帝”的統治者，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王朝興替的曆史風雲過後，人們是怎樣進行曆史的反思並作齣一種意識反應的，又是什麼東西經過過濾、篩選和修正最終積澱下來成瞭一種穩固持久而影響深遠的曆史遺産？從人們對於其所處時代的生活環境所作齣的充滿歧義的意識反應，我們可以充分透視該時代生活環境的問題性，以及哪一些或某一種主導性的意識反應何以會構成這一時代的“變遷的環境之中的動因之一”。而相對於人們充滿歧義和問題性的意識反應而言，一種製度性的東西則成為一種“垂二韆年而弗能改，閤古今上下皆安之”（《讀通鑒論》捲一《秦始皇?變封建為郡縣》）的最重要的曆史遺産，那就是“郡縣之製”。而且，不隻是“郡縣之製”，事實上秦帝國整個的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架構及其專製主義精神，也都成瞭此後時代的似乎是“理有固然”而“勢所必至”的曆史趨嚮。
經過長期的兼並戰爭成功地完成瞭統一大業之後，秦朝君臣一方麵既要進行前無古人的、開創性的創製立法，而另一方麵也須在曆史傳統與現實需要、新舊製度以及各種對立和衝突的思想觀念之間進行一係列重大的曆史性抉擇；一方麵既要充分凸顯自己超邁古人、淩駕於一切之上的功德與權威，而另一方麵又不能完全憑空造作而不得不有所憑藉。在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和曆史選擇中，可以說充斥著古與今、諸子的不同政治理念、君臣上下意誌之間的強烈緊張感，而最終帝王專製的意誌戰勝瞭一切，而思想則淪落為一種純粹禦用化的工具，且其影響並非限於一時一世，誠為我們所當深切反思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重大曆史課題。下麵，我們將主要考察一下秦始皇和李斯君臣的作為以及從中所透顯齣來的他們的政治觀念。他們的作為和政治觀念之所以值得我們首先給以重視、考察和闡述，並非因為他們是有著自己獨到見解的政治思想傢，而是因為他們不僅是大一統早期帝國有作為的暴君與酷相的第一代典範，更是因為他們的創製立法和政治觀念既為後世的帝製中國所基本接受、繼承和延續下來，成為後世較有理性的政治傢和思想傢主要批評反思的對象。

一、秦朝君臣的創製立法實踐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朝君臣於統一之後所進行的創製立法和所作齣的一係列重大的曆史選擇主要有如下數端。
一是創製“皇帝”的名號。秦王嬴政於“初並天下”之際，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名號，要臣下議定“帝號”，丞相王綰、禦史大夫馮劫和廷尉李斯等提齣以上古最貴之“泰皇”為帝王“尊號”，秦王最後決定“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並采納瞭李斯等人“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的建議，而且，追尊其父莊襄王為“太上皇”，取消“謚法”，自居為“始皇帝”，而欲“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是“推終始五德之傳”。秦始皇采用並改造戰國陰陽傢鄒衍的五德終始之說，依五行相勝之序推演、厘定秦朝運統，以周為火德，代周而帝有天下的秦當為水德，故“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而且，以閤乎水德之數作為奉行法傢任法為治的政治理念的正當與閤理的根據，所謂“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閤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三是“變封建為郡縣”。在這一點上，秦始皇與李斯君臣可謂心心相印而意堅定，毅然決然地開創瞭一個“法令由一統”的郡縣帝國的新時代。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縣之民更其名為“黔首”，而且，“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四是禁止私學，徹底貫徹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治道理念。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當博士齊人淳於越建議始皇“師古”，即應效法殷周而分封子弟功臣時，已升遷為丞相的李斯藉機發揮而提齣瞭他那禁止私學的政治主張，並得到始皇帝的認可，從而釀成瞭一場曆史上著名的“焚書”事件。該事件與次年的“坑儒”事件所共同造成的文化浩劫，亦是秦“獲罪於萬世”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斯禁止私學的主張如下：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齣一，百姓當傢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彆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齣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傢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
顯然，“焚書”、“坑儒”事件的發生都有一種故意遷怒於儒傢、儒學的意味，然而，這兩大事件的發生亦是事齣有因，其更深層的原因乃在於儒、法兩傢政治與文化理念上的對立與衝突。誠如蕭公權先生所言：“韓非乃發展法傢理論之後勁，李斯為實行法傢政術之殿軍。”正是韓非和李斯兩人，雖同齣戰國大儒荀子之門，卻成瞭儒傢理論和政治上天敵式的法傢代錶人物。韓非曾主張：“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這一主張見於《韓非子?五蠹》篇，該篇是秦王嬴政曾經懷著極大的熱忱閱讀過的韓非著作的著名篇章之一。李斯之所以力主禁止私學亦正是要落實韓非在該篇中所提齣的上述主張，即為“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掃清道路，所謂“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論衡?案書》）。
以上四點，可以說是秦朝之政與製影響於後世至深且巨者，而且在進行上述創製立法與曆史選擇的過程中，正是秦始皇帝本人與李斯君臣扮演瞭主導性的政治角色。他們最為關切的首要問題就是，通過什麼方式和途徑來樹立最高統治者（具體來說，就是始皇帝本人）的至尊至貴的權威地位、論證自身進行專製統治的閤法性和正當性問題。由上述四點可見，他們的具體做法就是：首先通過更改、確定新的名號來樹立統治者的絕對權威。秦朝君臣所更改、確定的主要是兩大名號，一是以“皇帝”來指稱最高統治者，二是以“黔首”來指稱最高統治者直接統治下的郡縣之民。名號乃是一個人身份地位、權力威望的標誌和象徵，人的身份地位和權力威望正是在一種固定的名號的日常使用中或在反復不斷地對人的重復性稱謂中被認可、確定乃至固化的。不過，名號之間的差異是至關重要的，“皇帝”是一種專屬於最高統治者的個體性的稱謂與名號，而“黔首”則是一種專屬於廣大被統治的郡縣之民的普泛性的稱謂與名號。從秦朝君臣熱衷於這兩大名號的更定上，我們正可以體認他們所緻力於建構的一種帝國的新的統治秩序的實質，那就是皇帝對廣大人民的直接的人身支配或一人的專製統治。而為瞭在皇帝和黔首這兩種身份地位的人之間建立起一種穩固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秦朝君臣堅定不移地選擇瞭在帝國疆域內全麵推行郡縣製，即在皇帝與黔首之間的支配性統治關係是以郡縣製的製度化關聯為支撐的。而在秦朝君臣的心目中，郡縣之天下又理應是一個“法令由一統”或者“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天下，因此，帝國新的統治秩序的建構過程也就理所當然是一個由“聖王”（事實上是“王聖”）對社會生活秩序進行全麵規製的過程。而所謂的“全麵規製”，事實上，一方麵意味著生活方式的整齊劃一，另一方麵就是私學異見和思想自由的完全排除，說到底，也就是最高統治者將一切都置於自己至高無上的專製權力的絕對意誌之下。另外，並非不重要的是，秦朝君臣還特彆熱衷於為其專製統治尋求某種閤理、閤法和正當的理據，譬如他們緻力於統一大業所獲得的最終也是亙古未有的巨大成功，以及由統一而帶給世人的和平或太平生活，尤其是鄒衍的終始五德之說為他們的閤法建製提供瞭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在筆者看來，秦始皇帝之所以熱衷於巡行天下郡縣，並“刻石頌秦德”，並非僅僅是為瞭博得個人對歌功頌德和自鳴得意的一種心理陶醉和滿足感，而正是為瞭嚮天下之人傳達、貫徹上述做法中所蘊含的種種統治思想和政治理念，換言之，秦朝君臣在他們的石刻頌詞中所主要錶達的，並使我們能夠深刻而明白地體味到的，正是上述做法中所蘊含的種種統治思想和政治理念，譬如立“皇帝”名號，以“大聖”自居，製“法”立“義”，天下王有，郡縣天下等等。其頌詞曰：

皇帝臨位，作製明法，臣下修飭。
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鹹承聖誌。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六閤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
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鹹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
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彆職任，以立恒常。……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濛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

然而，秦始皇帝亦最終死於巡行途中，他的整個帝國及其政治事業也不久就葬送在瞭他的宮奴趙高、他所信任和重用的酷相李斯以及他那不爭氣的次子鬍亥手上。僅僅維持瞭短短十五年的秦帝國的速亡，也正應驗瞭英人艾剋頓爵士的那句箴言，即“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蝕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不外是它那專製帝王受到其絕對權力的絕對腐蝕的必然結果，而在這其中，李斯的錶現和墮落最是耐人尋味。

二、李斯的督責之術與思想的禦用化
毫無疑問，李斯算不上是一位有著自己獨到見解的政治思想傢，但他卻是奉行和實踐法傢的治道理念最得力的行動型的政治實踐傢。應該說，他當初是基於一種對戰國並爭局勢、秦國的強大國力和日益迫近的趨於統一的曆史走嚮的清醒認識，而下定決心選擇西入秦國以建功立業的，而且在輔佐秦始皇“卒成帝業”而統一瞭六國以及治理統一後的帝國方麵是極為成功的。他的成功使他在當時不失為一個傑齣的知識與政治精英。然而，當他決定與趙高閤謀使鬍亥當上秦帝國的二世皇帝時，他便開始走上瞭一條墮落的不歸路。秦始皇和二世父子在統治思想上都是奉行法傢路綫的，不過，如果說秦始皇的奉法而治主要在實施對整個帝國社會生活秩序的全麵支配、控製和統一規製的話，那麼，與其父有所不同的是，二世皇帝卻純粹是為瞭滿足一己的“肆意極欲”，所謂“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製禦海內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當政，聽信趙高之言，“行誅大臣與諸公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用法益刻深”，陳涉起事而罪言“反”者，不與公卿廷議決事而“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眼見二世已難以聽進諫言，而自己又持祿畏罪、心生“恐懼”，故轉而半違心半自願地迎閤專製帝王的意誌，所謂“阿二世意，欲求容”（《史記?李斯列傳》）。故當二世責問李斯：“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賜（肆）誌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於是嚮二世上瞭一篇著名的關於“督責之術”的書，其文如下：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捨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誌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製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睏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傢富，國傢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我們之所以要將李斯嚮二世所上的《督責書》不厭其煩地詳引備具於此，不僅是為瞭分析方便，更重要的是，它為我們提供瞭一種從史華慈的思想史概念的意義上來探究政治思想史問題的絕佳範本。就僅有一韆多字的《督責書》的內容本身來講，在整個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它不僅沒有多少分量，而且也缺乏思想性或理論性的原創價值。但從史華慈思想史的概念即人們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環境的“意識反應”的意義上講，它卻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在筆者看來，李斯的《督責書》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的更重要的是一種典型的、象徵性的價值與意義。通過它，我們可以透視當時的政治精英或帝國官僚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政治生活環境究竟作齣瞭一種什麼樣的“意識反應”。概概言之，這是一種完全屈服於專製帝王無限膨脹的欲望、專斷的權力意誌與恣意妄為的淫威而喪失掉瞭理性的“意識反應”。
麵對來自聽不進任何諫言而一意孤行地要“肆意極欲”的專製帝王的非理性的強大壓力，李斯終於完全放棄瞭“格君心之非”的任何希望和努力，而是盡力迎閤乃至公然鼓動二世肆情縱恣、獨斷專行和恣意妄為的非理性欲望。從李斯後來身陷囹圄之中仰天而嘆所講的一番肺腑之言以及他心存僥幸的獄中上書來看，他對二世的昏庸不道和他自己的功罪仍然有著相當全麵清醒的認識（詳見《史記?李斯列傳》），似乎還未完全良知泯滅或是心智昏亂，但他對於自己上此督責之書而“逢君之惡”的“大罪”卻也隻字未提。李斯的錶現顯然是令人失望的。李斯最終沒有逃過被具“五刑”、“論腰斬鹹陽市”而“夷三族”的個人和傢族厄運。可以說，他的個人悲劇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雖是不可避免的，卻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這樣講絕不是一種對他本人的過分苛責，因為如果他不恃功自負而對二世心存僥幸的話，如果他對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及自己不可避免的個人悲劇性命運有更清醒的意識的話，也許他還會作齣另外一種可能的選擇，那就是不上《督責書》而選擇沉默，等待命運的公正判決。但是，他沒有，他將自己的靈魂齣賣給瞭一個昏庸、愚昧而驕恣的專製帝王。“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一定要“以人徇己”而絕不“以己徇人”，“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睏烈士之行”，“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這就是李斯在《督責書》中建議二世所行的督責之術。而李斯上《督責書》的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秦二世這次卻真的聽進瞭李斯的“諫言”而將督責之術付諸實踐，這更加加劇瞭整個帝國吏治全麵、迅速和徹底的敗壞，以緻“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卻欣欣然地說：“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史記?李斯列傳》）當然，二世自己也沒有料到自己竟會落到這樣吊詭的地步：在趙高的女婿閻樂的兵逼之下，為求活命“願與妻子為黔首”（《史記?秦始皇本紀》）而不能，而自殺後卻被人以“黔首”的名義草率地埋葬掉瞭。
法傢的法術、霸道理念曆來對於秦國的統治者是極富有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李斯所上《督責書》，也仍然打著法傢“申、韓之術”、“商君之法”的旗號。應該說，法傢對於人性好利的弱點以及君主在個人知識、德行和能力上的局限性有著最清醒的認識、瞭解和意識。但是，他們並沒有把這種認識、瞭解和意識運用來“對所有的強權或專製給以嚴格的限製”，相反，他們理論的主旨是要讓智能有限的君主利用臣民好利的弱點、運用法術或賞罰的手段來最有效地控禦臣民以實施其專製統治。對於統治者來講，法傢思想的魅力正在於此。毋庸置疑，李斯與他的思想前輩們一樣，所持有的正是這樣一種一以貫之的政治觀念與製度理念，即堅定地主張並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力和專製統治，鼓動君主由權力的“獨製”來構築自身統治的神聖權威。然而，世事變化，法傢思想的理論內涵以及統治者奉法而治的用意、目的與效果亦隨之而異。自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以求國富兵強從而奠定瞭統一六國的實力基礎，到秦始皇創製立法以便將整個天下或社會囚禁在君主的權力牢籠或國傢機器之中，而能夠隨心所欲地控禦臣民以實施極權統治，再到秦二世行督責隻是為瞭滿足自己肆意極欲、縱恣妄為的純粹個人欲望，這是秦國統治者奉法而治、一步步走嚮極權專製乃至走火入魔而徹底滑嚮腐敗墮落的一條清晰的政治興亡軌跡。從注重君主之“立法自守”、“納諫節欲”以及尚公抑私的君主理念，到逐漸放棄對君主的節製，再到李斯公然逢迎二世的恣睢之欲而“發為督責之書”，這是法傢思想因“尊君”而自甘禦用化乃至最終一步步地滑嚮徹底墮落而“逢君之惡”的一條同樣清晰的思想演變軌跡。這兩條軌跡彼此促進而相互交織在一起，它們共同演義瞭一幕既令人滿懷期待和興奮激動（天下的統一與和平）又讓人徹底失望和痛心疾首（統治者的極權專製和肆意極欲）的曆史劇。如果說“人治”意味著“個人的無法統治”的話，那麼秦始皇父子的“奉法而治”實質上便是一種人治化的“無法”的個人的專製統治。對他們而言，任何思想所具有的都隻不過是一種為我所用的純粹工具性或禦用化的價值，他們對法傢思想的所謂“信奉”亦不過如此，而最終“他們的個人專斷使嚴肅的法傢也失去瞭再思考的餘地”④。李斯的《督責書》昭示於我們的正是這一點，它不過是一篇純粹禦用文人的“暴政頌歌”，法傢思想至此已完全喪失瞭它作為一種思想流派所應有的獨立價值。
在受到絕對權力腐蝕的專製帝王和他靈魂墮落的無恥官僚的“閤謀”下，在皇帝個人專斷的意誌與各種勢力的較量中，“夷狄”異族被驅趕斥逐到更邊遠的蠻荒之地，天下十二萬戶的豪富被強製遷徙到首都鹹陽監控、管製起來，政治上的異見受到完全的排斥和壓製，“愚儒”們的私學和思想自由受到徹底禁止和打擊。另外，因憚於專製帝王的淫威，以欺詐為生的方士紛紛逃匿，群臣大吏亦“持祿取容”、噤若寒蟬，各種規模浩大的勞民傷財的土木工程也在大肆地興建中。不過，秦帝國的政治動員力似乎遠遠超齣瞭它的政治控製力，而且，秦始皇父子竟異想天開地欲以惡法暴政來實現帝國長久的和平安寜，手段與目的是完全相悖謬的，這無異於緣木求魚。當秦帝國的專製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力意誌戰勝瞭一切的時候，它也最終毀滅瞭自己，在人們的群起反抗中，整個帝國迅速地走嚮瞭土崩瓦解。
秦帝國的迅速覆滅與短命而亡，使人們在震驚之餘開始瞭持續不斷的痛切反思。尤其是漢初，無論是政治傢、思想傢還是統治者，都在進行著痛定思痛的曆史和理論反思，並試圖擺脫秦政的“迷思”而努力探求一條國傢長治久安之道，而這恰恰構成瞭當時環境變遷中的一個重要動因。

前言/序言

中國古代哲學史綱要：從先秦到魏晉 本書簡介 本書是一部勾勒中國古代哲學發展脈絡的通史性著作，聚焦於先秦至魏晉時期思想文化的演變與流變。全書立足於宏大的曆史視野，細緻梳理瞭這一關鍵時期內，各個學派、思想傢及其核心觀念的形成、衝突、融閤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它並非僅僅是對既有理論的簡單羅列，而是緻力於揭示不同時代背景下，思想傢們如何迴應社會現實的挑戰，建構起獨特的認知體係和價值秩序。 第一部分：先秦諸子——思想的源頭與爭鳴 本部分深入探討瞭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先秦時期的學術繁榮與百傢爭鳴。重點分析瞭儒傢、道傢、墨傢、法傢以及陰陽傢、名傢等主要學派的起源、核心思想及其社會功能。 儒傢思想的早期構建與嬗變： 追溯自孔子創立的仁、禮思想，如何經過孟子對“性善論”的闡發，到荀子“性惡論”對社會實踐的強調，探討瞭儒傢思想如何從理想化的道德說教，逐步轉變為具有規範性、實踐性的治國方針。特彆關注其在春鞦戰國變局中，對“德治”與“王道”的反復論證。 道傢哲學的形上探索： 詳述老子“道”的本體論地位及其“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深入解析莊子思想中，對於“逍遙遊”、“齊物論”的探討，如何構築瞭一個超越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哲學世界。分析道傢思想對後世文人精神生活的深遠影響。 墨傢與法傢的對立統一： 詳細比較墨傢的“兼愛”、“非攻”等倫理主張與法傢韓非、李斯等人所倡導的“法、術、勢”相結閤的集權統治理論。探討瞭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理想——基於道德感召的社會理想與基於國傢機器的效率追求——在戰國末期思想界激烈的交鋒。 其他流派的貢獻： 簡要介紹名傢在邏輯辯論上的貢獻，陰陽傢如何將自然哲學與人事關聯，以及農傢等學派對社會經濟問題的關注。 第二部分：秦漢思想的整閤與定型 本部分著重考察秦朝短暫的統治以及漢代“獨尊儒術”政策的形成過程，分析瞭思想文化如何從多元競爭走嚮官方意識形態的整閤。 秦朝思想的短暫統一與壓製： 分析秦朝統一六國後，法傢思想如何被奉為圭臬，以及焚書坑儒事件對學術思想的衝擊與影響。探討瞭這種自上而下的思想控製的內在邏輯及其曆史局限性。 漢代儒學的新發展： 考察董仲舒如何對先秦儒學進行改造，吸收陰陽五行學說，構建起“天人感應”的理論體係。分析這一體係如何為皇權提供瞭神聖的閤法性基礎，使得儒學成為維護中央集權和政治穩定的核心思想。 經學與訓詁的興起： 探討漢代學者對儒傢經典的注釋、整理工作（如“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爭論），這不僅是學術活動，更是對意識形態權威的維護和闡釋權的爭奪。 第三部分：魏晉玄學的興起與轉型 本書的後半部分聚焦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社會劇變、政治動蕩和外來佛教衝擊下，思想界齣現的深刻轉嚮——玄學的勃興。 玄學的時代背景： 分析東漢末年以來，士人對僵化、教條化的儒學和虛僞的政治環境所産生的普遍不滿，以及對個體生命價值和自由精神的渴望。 “三玄”的詮釋與爭論： 詳盡梳理何晏、王弼對《老子》的獨到解釋，重點分析王弼“貴無論”對儒傢“名教”的超越。闡述瞭竹林七賢，特彆是嵇康的思想，如何將對個體生命的關注推嚮極緻，錶達瞭對傳統道德束縛的反叛。 “名教與自然”的辯證： 深入探討瞭玄學核心議題——名教（社會倫理規範）與自然（個體本性、生命本真）之間的緊張關係。分析瞭他們試圖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實現個體精神自由的理論嘗試，以及最終導緻的“越名教而入自然”的傾嚮。 佛教的本土化進程： 初步探討瞭佛教在魏晉時期如何通過與玄學的對話（格義）而得以在中國傳播，並為後來的哲學發展奠定瞭新的參照係。 本書特色 本書力求超越單純的理論介紹，注重思想與曆史語境的互動。通過對關鍵概念的精準界定和對思想傢人生際遇的考察，展現瞭中國古代思想傢在特定曆史階段所麵臨的睏境、做齣的選擇及其理論貢獻。全書結構清晰，論述嚴謹，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基石的全麵而深入的導覽。

評分☆☆☆☆☆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地將冰冷的政治理論與鮮活的人類情感和政治實踐編織在一起。它沒有將古代的政治思想描繪成封閉的象牙塔內的空談，而是清晰地展示瞭這些思想如何影響瞭決策者的具體行為，如何塑造瞭早期王朝的權力運作模式。比如，書中對早期“禮製”在維護社會秩序中的雙重作用——既是約束也是工具——的論述，極富洞察力。它讓我意識到，古代的政治傢們在麵對內亂和外部壓力時，其思想資源是多麼的多元和實用主義。閱讀完畢，我獲得瞭對中國政治文明起源更深層次的理解，它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僵硬口號，而是無數先賢在曆史洪流中掙紮、摸索所留下的智慧遺囑，沉甸甸的，充滿生命力。

評分☆☆☆☆☆

從裝幀設計到章節布局，都能感受到齣版方對內容厚重感的尊重。這本書的文字風格是典型的學者筆法，精準、剋製，幾乎沒有多餘的渲染，但正是這種剋製，反而釋放齣巨大的信息密度。每一次閱讀，都像是進行一次精密的考古發掘，不斷有新的細節浮現齣來。我注意到，作者在闡述核心概念時，總是會穿插對同一概念在不同文化圈（如周初與春鞦末期）的不同詮釋的對比，這種跨越時空的對照，極大地拓寬瞭我的理解邊界。它要求讀者放慢速度，甚至需要反復咀嚼某些段落，纔能完全消化其中蘊含的知識量和分析深度。這是一本值得被反復翻閱、做滿筆記的案頭書。

評分☆☆☆☆☆

這本關於古代中國政治思想的著作，以其宏大的敘事結構和對復雜思想脈絡的梳理，給習慣於綫性曆史敘事的讀者帶來瞭耳目一新的體驗。作者並沒有拘泥於簡單的史實羅列，而是深入挖掘瞭不同學派思想形成背後的社會環境與現實關切，使得那些抽象的政治理念變得鮮活起來。閱讀過程中，我仿佛置身於那個思想爭鳴的時代，親眼目睹瞭各個學說如何與當時的權力結構、社會治理需求進行博弈與融閤。尤其是對於早期思想傢如何構建“天命”“德治”等核心概念的分析，極為精妙，展現瞭他們超越時代的洞察力。全書的論證邏輯嚴密，引證翔實，即便是對政治哲學不甚熟悉的讀者，也能通過作者清晰的導引，逐步領會其精髓。它不僅僅是一部思想史，更是一部關於中國早期政治智慧如何孕育和演變的深度田野調查報告。

評分☆☆☆☆☆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馬拉鬆，需要讀者投入極大的專注力去跟上作者跳躍性的思維節奏。作者似乎更關注思想的“功能性”而非其“完美性”，探討的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某一套思想體係是如何被用來解決具體治理難題的。例如，它對於早期法傢思想如何從零散的經驗總結上升為一套係統化的國傢機器設計藍圖的描摹，極其富有畫麵感。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觀念衝突時所展現齣的中立姿態，不預設立場，而是讓思想本身在曆史的舞颱上自我辯論。這種“去神聖化”的處理方式，讓曆史上的聖賢和哲人還原為具有時代局限性的思考者，這對於培養批判性思維至關重要。

評分☆☆☆☆☆

讀罷此書，我深感其在史料運用上的審慎與精湛。與市麵上許多流行的通俗讀物不同，本書並未急於給齣一個簡單、二元的結論，而是呈現瞭早期中國政治思想圖譜的復雜性與張力。作者對待原始文本的態度極為謙恭且批判，善於在看似矛盾的論述中捕捉到微妙的語境差異。比如，書中對某一特定時期內儒傢內部流派間在“王道”理解上的細微分化，那種抽絲剝繭的考證功夫，令人嘆服。它迫使我重新審視過去對某些著名思想傢的刻闆印象，認識到曆史的真實往往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和混沌得多。對於有誌於學術研究的同仁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份極具參考價值的基石，提供瞭紮實的文本解讀範例，而非流於錶麵的概括。

評分☆☆☆☆☆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社長李永強在新書發布會上說，這套叢書是以劉澤華教授為核心的學術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考慮瞭該書在整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把這套叢書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精品工程來抓。著者的嚴謹和專業也打動著每一個人，相信這是一部經得起曆史檢驗的作品。[

評分☆☆☆☆☆

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社長李永強在新書發布會上說，這套叢書是以劉澤華教授為核心的學術團隊多年潛心研究的高水平成果。考慮瞭該書在整個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把這套叢書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精品工程來抓。著者的嚴謹和專業也打動著每一個人，相信這是一部經得起曆史檢驗的作品。

評分☆☆☆☆☆

由著名學者、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新書發布會2014年10月17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省身樓舉行。該書共9捲、總字數超過530萬字，由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齣版，是中國首部完整、全麵、係統介紹中國政治思想的通史著作。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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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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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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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著名學者、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劉澤華先生主編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新書發布會2014年10月17日在天津南開大學省身樓舉行。該書共9捲、總字數超過530萬字，由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齣版，是中國首部完整、全麵、係統介紹中國政治思想的通史著作。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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