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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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著,叶健君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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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73349
版次:1
商品编码:1153613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红色年代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2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红色年代”系列丛书共有《“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大跃进”运动纪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实》《“三反”“五反”运动纪实》《人民公社化运动纪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推广纪实》等六本专著,从不同侧面、立体式全景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历程。

内容简介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一书沿历史发展脉络,对“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友好月”、“苏联专家来华支援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回顾与梳理,全面记载还原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种种历史真相。本书语言流畅,史料真实、准确,并揭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示出中国发展进程的曲折跌宕。

作者简介

  叶健君,现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写作,曾策划主持编写了《中国抗日战争年度焦点》(3册)、《聚集红都》系列从书(4册)、《聚集红墙》(4册)等二十多部书籍,撰写《湘籍共产党人的精神》、《毛泽东与王明》等个人著作4部,发表了《刘少奇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对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深层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参编各类书籍三十多部,曾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

目录

一、毛泽东等相继访问苏联,中央确定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建国策略
二、中国人民对苏联产生前所未有的热情,举国欢庆“中苏友好月”
三、苏联帮助中国初步打下工业基础,中国经济建设全面发展
四、美国人和欧洲人撤走后,苏联一批批教师来到中国的高等学校。
五、农业领域学苏联,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沿着苏联农民的道路前进”
六、水利、交通、建筑领域学苏联,当年许多标志性工程现在仍可见到
七、国防建设学苏联,“边干边学,建成学会”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八、“科学上也要倒向苏联”,“也要‘走俄国人的路’,不要‘不走样地学’”
九、中苏关系破裂,“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已成为过去式,毛泽东提出要走自己的路

精彩书摘

  毛泽东等相继访问苏联,中央确定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建国策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开始了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工作。可是,我们缺乏经验、知识不足、技术落后,如何才能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面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确立了“一边倒”外交方针,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同时,摆正了自己为“小兄弟”的地位,确立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建国策略。
  建国前夕,刘少奇的苏联之行,是新中国确定“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先声,是“小兄弟”第一次向“老大哥”全面提出学习的愿望,也是新中国全面学习“老大哥”的试探和铺垫。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专门会议,给即将访苏的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代。毛泽东指出,为使斯大林和苏共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方针,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
  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刘少奇曾于7月4日、6日接连给斯大林写了两封正式信函,通报中国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并征询意见。
  7月6日的信中,刘少奇提出八点总体要求,除请求苏联给予军事、贷款、外交等方面的帮助外,正式提出要学习苏联方方面面的经验。
  在信的第二点中,刘少奇表示,希望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能了解苏联一些重要领域的情况,如:
  在国家机构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如何?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财经机关如何组织?
  在经济政策和管理方面,工业、农业和商业如何协调发展?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机关、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的概算情况?国有企业、地方企业、工厂、机关、学校的副业与合作社是怎样的关系?银行、合作社、海关、对外贸易部的组织与作用是什么?税收体系的职能和交通运输结构如何?
  信中还希望了解文化、教育机关及外交部的结构,了解文化组织、党、群众、青年和工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等。
  为获得具体直观的感受,更快地学习到老大哥的各项经验,刘少奇希望能与各机关的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刘少奇在信中请苏联政府帮助“设立一所专门学校,例如像过去曾经有过的中国劳动者大学,为新中国培养所需要的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的干部”。这所“专门学校”就是后来苏联帮助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
  刘少奇还希望中国能派出“各种负责干部”到苏联参观学习三四个月:他们可以参观感兴趣的项目,可以听演讲、讲座,以增进他们在管理国家和经济上的知识。同时还希望苏联派出各种学科的教员到中国,提供干部培养方面的帮助。
  最后一点,刘少奇希望“同苏联负责同志”商谈有关通讯社、电影、苏中文化协会的工作;互派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团参观访问;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和在苏联培养掌握汉语的干部;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化著作;在中国建立俄文图书馆、开设书店,销售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
  可以说,这封信是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准备全面学习苏联的总体设想和思路,也是新中国酝酿的宏伟建设蓝图。
  这条思路,后来基本上得到实现,苏联也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的要求。
  7月8日,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师哲、戈宝权、邓力群等人。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陪同前往。两天后,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热情备至地接待了刘少奇等人。7月11日晚,双方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代表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民克、索科夫斯基,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列席。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首先赞扬刘少奇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望着斯大林,诚恳地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
  当刘少奇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时,斯大林连忙止住他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喽,不得了喽!”
  刘少奇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并谈了准备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及世界形势等问题。斯大林也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外交、中苏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7月27日,斯大林在他的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江青。在大家热情的祝福声中,斯大林情不自禁地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斯大林充满激情地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经过“烈火中的锻炼”,变成了成熟的党。他说:“我们两个兄弟之间的友好和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斯大林接着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也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他顿了一下,进而解释道:“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
  斯大林又进一步强调,苏联在东方不能起到像中国那样的作用,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苏联也许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问题方面知道得多一些,而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方面值得苏联学习,中国人的勤劳也值得学习。
  斯大林对中国兄弟的称赞和他的自谦,使刘少奇等人感到不安,可中国代表们一直没有插话的机会。
  斯大林越说越激动,他举起了杯,大声地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
  长期以来,在各国共产党心目中地位崇高、威严甚而独断的领袖,竟说出如此谦让的话来。这使刘少奇一时紧张起来。
  接受这一祝愿?那还得了!何况,我们还需要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呢!
  刘少奇连连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附和斯大林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半个小时过去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之一刘少奇,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这杯祝酒,他坚持在中苏两“兄弟党”中,中国应充当“小兄弟”。
  当然,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刘少奇不肯接受他的祝福而生气,他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很不错的。
  刘少奇此次访苏,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他还带回了一批苏联高级顾问团。
  1949年8月25日,刘少奇与苏联顾问团一同回到沈阳,科瓦廖夫为团长,成员为200多名高级经济和管理干部、高级工程师。刘少奇交代中国同志,对待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出了问题,我们的同志要负全责,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刘少奇对中国各方面“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的嘱咐,成为建国初期中国各方面人士对待来华苏联专家的基本态度。
  这一天,沈阳车站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民群众载歌载舞热烈地欢迎苏联专家的到来。苏联专家为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个个脸上流露出灿烂的笑容。是呀,他们将在这片热土上施展才华,他们将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怎能不激动呢?
  8月27日,东北局召开干部大会欢迎刘少奇同志和苏联专家。
  会议由高岗主持,他强调苏联援助对东北地区的特殊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苏联人民的无私援助下,正迎来全面的胜利。东北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工业恢复和发展建设得到苏联的有力支援,东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
  会上,科瓦廖夫以丰富而夸张的表情代表苏联专家讲话。他首先回顾了中苏友谊的历史和传统,接着庄严地宣布说,顾问团“是斯大林派来的”,并是挑选了最优秀的专家,他还严肃地要求苏联专家要全力工作,毫无保留地把经验贡献给中国同志。在当天的晚宴上,他举杯对专家们说:“我们相当多的同志第一次到中国来,许多情况不熟,要很好地向中国同志学习。不久,我们将到北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同志们,让我们表示一下帮助中国兄弟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吧。干杯!”
  科瓦廖夫是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夕,中苏双方的主要联系人,他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但又极具“老大哥”的心理优势。每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来看望他们时,他总忘不了反复强调他们是“斯大林派来的”,对中国是“无私的援助”。
  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说,科瓦廖夫这个人只懂技术,不懂政治。准备派一个更好的人来代替他。几个月后,他回到苏联。斯大林派阿尔希波夫来到中国。
  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欢迎苏联专家的会上回顾了苏联对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援助,表达了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无私援助的感谢之情。他的讲话表达了他对苏联专家的无限崇敬,他说:“苏联专家远道而来,他们把家属留在家里,把本身的工作放下不顾,千里迢迢到中国来,这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要把他们当作很好的老师。”
  他还进一步告诫中国同志,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搞好与苏联专家的关系:“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
  8月28日,刘少奇又分别对东北局干部和在北平的中共高级干部提出了学习苏联专家的要求: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
  刘少奇还亲自为苏联专家做了一系列具体细致而周到的工作。他多次探望专家,了解他们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
  8月30日,部分苏联专家们来到北京,一批住在铁狮子胡同,一批住在北新桥的观音寺。
  最初,对于这些专家,中方曾给予了免费的高级待遇:为他们特配厨师,伙食上照顾他们的习惯,每周组织舞会,并挑选“俄专”和“人大”俄语专业的女生给他们做舞伴……
  中国方面的妥善安排及刘少奇的关心,使苏联专家备受感动。师哲老人在《在历史巨人的身边》中写道,他们都感叹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切,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
  9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的高级干部会上,热情地称颂中苏友谊,并说:“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
  这是中国领导人大力倡导“学习苏联”的开始,也是即将到来的“全面学习苏联”群众运动的发端。
  ……

前言/序言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的图书简介,字数在1500字左右,力求详实且自然流畅,不包含您提供的书名信息。 --- 书名: 《红色灯塔下的模仿与变奏:新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学习苏联”实践研究》 作者: 历史研究所 课题组 出版社: 时代文库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秋季 --- 序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与历史选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在历经百年屈辱与战乱之后,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百废待兴的新生政权,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技术匮乏的工业基础。在迫切要求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强大的东方邻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的惊人工业化成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人眼中最可借鉴、最值得学习的榜样。 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口号式回顾,而是试图以扎实的文献考据、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料为基础,深入剖析19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运动这一宏大历史工程的复杂肌理。我们相信,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是理解新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更是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意志、社会心理与跨国关系互动的关键钥匙。 第一部分:模式的移植与蓝图的构建(1949-1953) 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学习”的初期阶段,即新中国如何系统性地、有计划地引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引进,更是一种社会治理、经济组织乃至意识形态结构的全面对标。 一、从“技术援助”到“全盘引进”的决策逻辑: 1950年代初,中央高层对发展路径的选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书详细梳理了斯大林模式的几个核心要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布局、以及以“专家制度”为核心的技术管理体系——是如何被选定并确立为国家发展主轴的。我们分析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决策进程的影响,以及这一选择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 二、专家顾问团:隐形的权力结构: 苏联专家在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布局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本书通过解密档案中关于专家待遇、工作权限的记录,揭示了这支庞大的技术顾问团如何深度介入中国的工程设计、人才培养乃至国家标准的制定。我们探讨了专家组与中方技术人员之间的权力动态,以及“专家指导下的总设计师负责制”在实践中如何被本土化改造。例如,在鞍钢建设中,苏联顾问的意见如何与中国工程人员基于自身国情提出的改良方案发生冲突与融合。 三、人才的“苏式”塑造:教育与科研的再造: 为了匹配引进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教育体系进行了一次剧烈的调整。本书详尽考察了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变化,特别是“院系大调整”中,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一批专注于机械制造、冶金、化工等领域的专业学院。我们关注到,这种教育改革不仅关乎知识的传授,更关乎培养一代具有特定专业素养和政治信仰的工程师群体。对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工业大学等苏方高校的访问和学习经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鲜活注脚。 第二部分:在“照搬”与“超越”之间的张力(1954-1957)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深入推进,单纯的“照搬”模式开始显现出水土不服的现象。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中国在实践中对苏联模式进行的探索性修正与张力。 一、156项核心工程的建设实录: 这是中苏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本书通过对武汉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点项目的个案分析,描绘了工程建设的宏大叙事背后,来自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巨大努力与牺牲。我们特别关注了苏联提供的关键设备——从图纸到零部件——在运输、安装、调试过程中所面临的物流挑战和技术适应性问题。 二、从“学习技术”到“学习管理”的深化: 苏联的管理经验,特别是劳动竞赛、生产指标的层层下达,被视为提高劳动效率的关键。本书深入研究了“马钢经验”(Stakhanovite Movement)在中国工厂中的本土化实践,分析了这种高强度激励机制对工人生活和士气产生的复杂影响。同时,我们也考察了“鞍钢宪法”的萌芽——即中国工人阶级在实践中对僵化管理体系提出的初步反思与自我修正的努力。 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学习”的边界: 尽管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具体的社会管理和文化领域,学习苏联并非没有摩擦。本书触及了在文化批判、历史叙事构建以及知识分子政策上,中国如何试图在“苏式”框架内寻找自身特色。例如,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如何平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阐释权,构成了这一阶段的内在张力。 第三部分:适应与疏离:模式的反思与路径的探索(1958年以后)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了1950年代末期,即“学习”的模式开始受到质疑,中国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转折点。 一、大跃进中的“学习”的异化: 当“赶超英美”的激情被点燃时,对苏联“稳健、渐进式”工业化的学习便让位于更激进的“超英赶美”目标。本书探讨了在这一背景下,苏联提供的科学的、循序渐进的技术规划是如何被短期内的政治动员所取代的。这标志着“学习”从技术层面的借鉴,转向了政治口号层面的利用。 二、中苏关系裂痕对学习进程的冲击: 随着1958年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政治上的不信任开始渗透到技术合作领域。本书通过对“撤走专家”事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突然中断对中国关键工业项目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断供”迫使中国科技界和工程界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依赖者”到“独立开发者”的艰难转型。 三、经验的沉淀与遗产: 尽管学习过程充满曲折,但本书最终强调了这段历史留下的复杂遗产。苏联模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工业体系框架,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并在国家动员能力上留下了深刻烙印。然而,僵化的计划体制、过度集中的决策模式,也为后来的改革埋下了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结语:历史的镜鉴 《红色灯塔下的模仿与变奏》力图还原一个复杂、多维度的“学习”时代。它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邀请读者穿越历史的迷雾,去理解一个新生的国家如何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强大诱惑与压力,为自己选择并塑造一条工业化之路。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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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不动声色地展现了“文化移植”的内在悖论。它清晰地展示了,将一种根植于特定文化、经济和社会土壤中的运行模式,生硬地嫁接到完全不同的环境时,会产生何种程度的“水土不服”。那种对“苏式”的刻板、严密、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的推崇,在执行层面往往被本土的复杂人际关系、地域特色和既有惯性所消解、扭曲,甚至产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变种”。我仿佛能听到不同利益群体在“学习”口号下,偷偷进行着各自的利益博弈和解释权争夺。作者没有直接下结论说“这是对还是错”,而是把这种张力、这种矛盾的张力,赤裸裸地摊开来供读者自己品味。读完之后,你会明白,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任何成功的模式都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充满妥协的本土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往往比当初设定的目标更值得被记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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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文献价值,或许要远超其文学价值,但恰恰是这种扎实的文献功底,让它具有了无可替代的重量感。作者显然进行了海量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挖掘工作,从苏联的五年计划纲要到国内各省市的“对口交流总结报告”,再到那些只在内部流传的小册子,都被纳入了考察范围。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对比研究,使得“学习”的行为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具化为具体的制度移植、技术引进和人才交流。我深切地感受到,阅读过程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高强度的历史解剖,作者用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剥开了当时社会结构各个层面为了实现“赶超”目标所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尤其是一些关于教育和科研领域“拿来主义”的描写,既体现了极度的功利性,也暴露了在缺乏独立自主创新基础上的那种无奈与急切。对于研究特定时期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近乎一手资料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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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标题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特定的时代烙印,光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几个字,就足以勾勒出一幅上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图景的恢弘画卷。我作为一个对那段岁月抱有复杂情感的读者,在翻阅它时,内心涌动的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探寻和对“模仿”这一行为深层动因的审视。它仿佛是一面高清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时社会上下对于“先进经验”的渴求与盲目推崇,那种全国一盘棋、步调一致向前奔跑的热情与压力,跃然纸上。书中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从工业化蓝图到教育体系改革,从文艺创作方针到基层治理模式,全方位、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学习”的具体实践过程。更令人深思的是,作者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事件罗列,而是深入挖掘了这种学习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它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是底层民众在信息相对封闭环境中,对美好未来的朴素投射。读罢掩卷,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的,是对那个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交织的复杂情绪,以及对历史进程中路径选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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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体验上来说,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可以说是老派而沉稳,它继承了老一辈知识分子那种对待历史材料的严谨态度,但又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现代史学的一些叙事技巧,使得它既有深度又不失可读性。它没有去迎合当下流行的“快餐式”阅读,而是要求读者沉下心来,与那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一次深度的精神对话。对我个人而言,这种阅读过程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考古挖掘”。透过那些关于“大跃进”前夜的工业指标,或者某次技术引进的谈判细节,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数字和会议纪要,而是无数个普通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剧本下,如何被推着、被期望着去扮演某种角色。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当一个社会将所有的资源和期望都集中于一个外部参照物时,它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会被如何重塑和压抑。这是一部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史学力作,因为它拒绝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了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真实而复杂的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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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其精妙,丝毫没有一般年代纪实文学常有的那种枯燥和说教感。它更像是一部精心剪辑的纪录片,通过大量的口述史料和被时间冲刷得有些泛黄的官方文件碎片,构建起一个立体、多声部的人物群像。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不那么光彩”的篇章时的克制与审慎。它没有一味地批判,也没有过分的颂扬,而是像一位沉静的史官,将那些曾被视为“光荣”的口号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工厂车间、田间地头、乃至家庭伦理中的过程,冷静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那些生动的细节,比如为了追赶某种特定的技术指标而付出的代价,或者因为对某种“先进经验”的误读而引发的集体性失误,都让人不禁拍案叫绝。这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记录,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下,组织和动员一个庞大社会系统”的社会学样本。读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去体会那种宏大叙事下的个体挣扎与集体狂热之间的微妙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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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很好,我很喜欢。快递给力。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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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正版,一如既往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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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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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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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经历过那个激情的年代,只能从这本书里了解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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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这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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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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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的确有意思,买来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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