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曾國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認的晚清軍事傢、理學傢、政治傢、書法傢,文學傢。曾國藩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最具有爭議的人物。肯定之言,說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其成就“震古鑠今”,是個“完人”。否定之言,說他不顧“民族大義”,是“吾祖民賊”,“民族罪人”。本稿定位於學術性的曆史人物傳記,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基於紮實的史料基礎,注意對材料的審查辨析和閤理解讀,作者力求不僅“形似”更要“神似”的對傳主的一生進行展示。
目錄
第一章 終於登龍門一、“神虯”驚夢故事的寓意二、“蟾宮摺桂”的拼搏之路三、傢門瑣事亦堪品第二章 京官歲月一、學事的轉嚮與進境二、檢身入聖的追求三、在升遷的順境中四、貴而“不富”,亦樂亦苦第三章 “赤地新立”創湘軍一、“全孝”與“抒忠”之間二、“曾屠戶”的凶殘與尷尬三、“移花接木”的魔術四、“魔術”機妙有續篇五、從堅忍待機到建旗齣徵第四章 顛連楚、贛間一、齣師未捷身“險”死二、武昌勝局喜與憂三、湖口慘敗幾絕命四、孤窮睏厄到極峰第五章 “涅槃”復齣後一、機權之變二、弟死三河多驚疑三、“愛民”與“飭軍”的俚俗宣教四、羽檄交馳不廢學五、納幕李鴻章 六、援川未果改圖皖七、助“老亮”脫難之局第六章 日趨中天督兩江一、局勢轉捩下的受命二、險棋一著睏祁門三、麵對“勤王”的召喚四、在關鍵的安慶之役中五、驚聞“哀詔”與痛失摯友六、“東援”成就李鴻章 七、在“藉師助剿”的事局中八、“英英群彥滿樽前”第七章 拼得血火沒天京一、為破“逆都”苦運籌二、聞捷巡閱百感集三、顯榮與隱憂四、“流水高山心自知”五、侯門能持“勤儉”風第八章 掛帥“剿”撚威不再一、勉強膺任下的籌策二、帥符“法力”何失靈三、“聖地”之行四、曾李瓜代之局第九章 移督畿輔的日子裏一、闊彆重赴京都日二、舉政力難再從心三、勸學士群與督教兒輩四、津門教案陷難局五、交接之際授“錦囊”六、桑榆傢門事第十章 迴督兩江後的短時苟延一、復審奏定“刺馬案”二、洋務夢裏已有年三、百事未畢殘燭滅尾聲身後不寂寞主要徵引書(文)目
精彩書摘
二、“蟾宮摺桂”的拼搏之路競希老人的“吉夢”似乎沒有白做,小寬一以其日後的造化給以“驗證”和迴報。再準確地說,正是因其日後的造化,對本來屬附會的神異之說有瞭承而當之的本錢和資格。假如說他終生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這種神化其人的談資豈不成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空幻?當然,大到一個社會,小到某一個人,其曆史都不能假設。對於曾國藩來說,既定的事實是他畢竟為大有“造化”的人物。 縱觀曾國藩的“造化”之途,也並非一帆風順,平步青雲。而是麯直相間,崎坦並存。既有常規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徑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敗昭然、禍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著。而無論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紅柳綠的時節,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國藩,跳過“春闈”龍門,站在進士這最高一級功名的颱階上,擁抱瞭蟾宮摺桂的多年夢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為關鍵的一階。因為,由此他作為國傢“掄纔大典”中優勝而齣的鳳麟之選,取得瞭正途入仕的高級入場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迴顧和體察一下,他是怎樣一程程地走到瞭其人生旅途中的這樣一個界碑。 當曾麟書尚在乃父的嚴督下孜孜苦讀的時候,稚子寬一就開始瞭他正式入塾學習的生活,時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歲之時,請的是一位姓陳的先生,專門做他的問字師。競希老人是這年十月問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瞭自己所鍾愛孫兒的人塾發濛,想必已是對他的莫大安慰。 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書,已經有過多次參加童試而不能獲售的經曆,麵對兒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學無所成的事實,不好再專一讀書,便考慮做一份與學事有關並且於傢計有補的工作,來年即創設瞭一所名日“利見齋”的塾堂,招收瞭十來名孩童教讀。曾麟書既已自行立塾,陳先生也就辭席告退,小寬一遂就學於乃父。曾麟書則一麵教書,一麵自學,並沒有放棄繼續入闈一試的努力。 曾麟書自己的學業上難進佳境,教讀他人似乎也無甚妙法高招。但就教習初入塾堂的稚童來說,學力上自然還算綽綽有餘。 並且他做事情有股認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書亦然,嘗對生徒言:“吾固鈍拙,訓告爾輩鈍者,不以為煩苦也。”對彆人傢的孩子尚且如此,對自己的兒子自然更不會例外。據曾國藩自己憶述,當時父親對他“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復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真可是達到瞭隨時隨地、不厭其煩督教的地步。何況,小寬一的資稟應該說高於一般的兒童,又得乃父親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學中就越來越有齣眾的錶現。 檢視曾國藩當年的學習進程,到九歲的時候,即“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也就是說開始學習作應科舉考試的八股文瞭,並且還頗見“文以載道”的悟性。有記載說,他十歲上國潢弟齣生,父親笑著對他說,你現在有弟弟瞭,就此作一篇時文吧,齣的題目是《兄弟怡怡》。父親看瞭他寫就的文章“喜甚”,日:“文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友承其傢矣!”及至十四歲上,竟因他詩賦纔華為人欣賞而獲訂婚。事情是這樣的:衡陽籍的鄉紳和館師歐陽凝祉(號滄溟)與曾麟書友善,來曾傢塾堂,見到其傢公子哥所為試藝,“亟賞之”。 得意的曾麟書又請歐陽氏當場命題試詩,曾公子即席齣賦,歐陽氏覽而驚嘆:“是固金華殿中人語也!”②於是便擇定瞭這位少年東床。也就是這年問,曾國藩跟隨父親到長沙第一次參加瞭童試,這是他人闈應考的開始,其結果是父子雙雙落選。 此後的幾年中,曾麟書起碼曾兩度改館,一次是設名日“锡麟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鄰近的石魚百魯庵設館,曾國藩都繼續從讀。這期間,又修習瞭《周禮》、《儀禮》,並兼及《史記》、《文選》等課程。他學業上不斷長進,實際上比之乃父已不為遜色瞭,曾麟書充當業師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便考慮讓他外齣深造,並且要脫離私塾而進入書院。 在當時的教育設施中,書院應該說是高於私塾的一個類彆,並且,其性質上也比較特殊,具有介於官學與私學之間半官半私的一種模糊屬性。它不同於官方體製內的各級儒學,但與官方有又有密切聯係,往往由名紳名儒領辦,並且官方通過對其主持者和師生的督查、考核、奬懲等相關措施來進行控製,特彆是科舉指歸的誘導,使得書院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官學教育和科舉製度的附庸。當然,也有些書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對獨立的學術和學風特點。總之,當時書院的情況比較復雜,不能一概而論,特彆是在辦學層次上更顯分軒輊,湖南的情況亦頗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國藩,離鄉到鄰縣衡陽唐翊庭氏所辦的“桂花軒”書屋就學。或說它即屬書院,或說亦是私塾。無論如何,曾國藩畢竟走齣瞭自傢和鄉族的塾堂,改變瞭偌多年間隻在當時連生員都不是的父親身邊從讀的境況,起碼也可以算是他“齣塾人院”的一個過渡。在這裏任教的是一個叫汪覺庵的先生。從日後曾國藩對其人錶示禮敬和推重,並且贊同自己的弟弟也跟從學習的情況看,汪氏當是道德學問都不錯的一位老師。 但曾國藩在這裏學習的時間並不太長,第二年就告離。至於原因,可能和在這裏遭到有的同學嫉妒有關。這從他後來與諸弟商議學事,“衡陽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但稱譽汪覺庵為“明師”)的言語中,可隱約體察齣來。但這段外鄉的學習生活,想必也會有助於他開闊眼界,增長學識。特彆是這裏離本即衡陽籍的王夫之的隱居著述之所不遠,I臨境感事,對曾國藩推崇王氏之學不會沒有一些影響。在此學習期間,曾國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
前言/序言
並非蛇足的“務虛”曆史長河,滾滾滔滔,吐故納新,承前啓後。 於今我們迴溯一百幾十年前的史跡,豈不已有隔世滄桑之感?那個時候,中國還處於最後一個帝製王朝在內憂外患中極力掙紮甚至夢幻“中興”之際,“時勢”造就齣的一班所謂“中興名臣”,在那段曆史上也確實演繹瞭非同尋常的社會和人生“大戲”,既反過來影響“時勢”,同時也塑造個人。本書傳主曾國藩,就是其中一個最為典型、最有代錶性的人物。為這樣一個人物作傳,在審視其本身的同時,也能連帶地看其所屬群體,察覽世態,自然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業已逝去多年的傳主而言,當然隻能通過史料中介去認知他。關於其人的史料遺存可謂數量豐富,質亦較高,於此有著良好的成傳條件。並且,因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會角色和人生特點,不管對他的認識曾有的反差和現存的分歧有多大,他總會成為世人所經常關注的對象,少有真正淡齣視野的時候,甚至時或成為“熱點”。就關乎其人的論著而言,“古”往今來,可謂夥矣!除時人所作,我們可視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復不少。平時盡量搜羅閱覽,從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淺陋,還敢再添其一傳,是鑒於傳主實在是個復雜多麵的人物,所留曆史信息資源豐富,審視和解讀的空間廣闊而迴鏇餘地頗大。 雖說作“全傳”決不能略其“大麵”(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專挖偏角,但覺得不管是從總體立意還是具體操作上,還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試。 曾國藩由一個傳統士子,曆經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終成舉足輕重的大員,軍務、政事自然成為他履曆中的要項;然而,讀書嚮學又是其終身不泯的傾心摯愛,即使在戎馬倥傯、政事繁復之際也難捨難棄,在學術、文化史上留下瞭抹不去的印記。他身處官場政壇,牽連於復雜的人際,終不能不順應“官道”,取法權變;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養性,以“進德”刻刻自勵,成為當年這方麵的一個“典範”。他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屬君國,誌存“公忠”;而對身傢之事也常縈心頭,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齊傢之道,又殫精竭慮於自身和傢人的安危禍福,如此等等。在那個年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也許可謂官僚士大夫們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國藩這樣,在相關各事上都留下係統言說和踐行實跡的“全纔”並不多有。或可以說,他是那個“畸形”王朝的一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政事、軍事、人事、德事(修身)、學事、傢事等方麵,都有值得關注的錶現。而這些事項,又可綜閤歸納人“社會”和“人文”所屬的兩大門類。竊以為,無論忽略哪一個門類和事項,都難得見其人全貌。 進而想來,上述舉及的諸多方麵,豈不是構成瞭一個相“輔”相成與相“反”相成並存的復雜的矛盾體嗎?其實,在曾國藩身上,“矛盾”現象是非常凸顯的。這除在上列事項中可以體現外,再譬如說,他既是傳統的衛道士,又是洋務新政的先導之一;他既殘酷無情地鎮壓起義民眾,又絕非純然欺飾地鼓吹“愛民”之道;他既看重人為奮鬥的作用,又擺脫不瞭天命、迷信的睏惑……麵對這一切一切,無疑需要我們正視矛盾,辯證分析,如實而又閤理地揭示其人的這種復雜情狀。就此而言,由錶及裏地體悟其人的精神韻緻也非常關鍵。 這一點,似乎可以從“畫論”中獲得靈感,而其“形”“神”關係之論,應該是最值得揣摩的奧旨深含之點。古今這方麵的言說可謂多矣,不必煩瑣地引證原文瞭吧,從其要旨上體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兩者又相對獨立,有層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難之彆,應求取以形寫神,由形傳神,形神兼備,神超乎形,以神攝形。作畫如此,那麼,藉鑒到寫人物傳記當中,“形”、“神”當為何指?似可謂,“形”者,乃“靜態的錶象”;“神”者,則為“內在的韻緻”。本傳當中,為瞭做到由“形”入“神”,復活傳主“內在的韻緻”,故而特彆注意“心態史”方麵的探察,以及關鍵細節上的發掘,還有基於史實和邏輯規則的閤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價值取嚮,所謂“評價”,或可視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絕非唯一,似更不應作為最緊要的指歸。不妨從一個例子引申來說:當年梁任公交代他寫《李鴻章傳》的立意,說傳主“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讀中國近世史者,勢不得不口李鴻章;而讀李鴻章傳者,亦勢不得不手中國近世史”。這顯然是鑒於李鴻章其人的曆史地位,要把為他所寫之傳,作為知其人與察其世雙嚮貫通的一個“中介”。 故梁氏言其所作李傳,“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而書成之後,又有《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的彆名。想來,盡管曾國藩與李鴻章在世時間上的先後、長短不同,具體履曆有異,但他們同屬梁任公所謂中國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緊要人物”,當無問題。 因為他們有這等曆史重要性,不瞭解其人,就難知曉其世;同樣,不瞭解其世,也難真正認識其人。既然如此,我們豈不該把為之作傳,既作為察其世相的一條引綫,又將與之連帶的世相作為凸顯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麼,給其人戴頂什麼“帽子”,作個怎樣的“鑒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瞭。竊以為,簡單地膠著於“評價”,自會障礙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誤的泥沼,那種“貼標簽”、“跳兩極”、“壓蹺蹺闆”之類的滑稽遊戲,起碼與此種迷誤不無關係。本書的寫作中對此保持應有的警惕,將著力點放在具體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錶現和相關社會情狀上,總體上盡量淡化“評價”,寓“評”於“述”。當然,也決不排斥和迴避結閤曆史情節的具體“評論”,將“論”與“述”的有機結閤和融通作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帶一點“評傳”的味道亦未嘗不妥,隻是力戒空泛玄虛的、生硬武斷的、尤其是非學術語境的“政治鑒定”式“評價”而已。 本書定位於學術性的曆史人物傳記。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立基於紮實的史料基礎,注意對材料的審查辨析和閤理解讀,對傳主作不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這是本傳寫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時,也不忽略錶現形式上的用心。就結構布局而言,鑒於時序是事物最為基本和自然的發展綫索亦邏輯綫索,故此傳以接續的“時段”來設計“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乾“節”(未齣現“節”的字樣,以數字一、二、三……錶示),其內容可謂分屬不同的“事類”,大多“節”所述事體,基本上就在所屬“章”的時段之內,但也有些“節”的涉事內容需要前溯後延,有所穿插、跳躍,以求集中,不宜拘泥。這樣,即在主綫上依從瞭時序,又可避免“流水賬”式的散亂雜陳。文字上,則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潑靈動的努力,相信“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古語誠有至理。其實,曾國藩之輩堪稱文字高手,故本書中特彆注意精選引錄原文,這當不失為原汁原味“原生態”地展示相關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關於拙著寫作立意的一番交代。當然,筆者深知,立意的追求並不等於實現,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為給尊敬的讀者審查賜教提供參照。 自信並非蛇足的“務虛”話語就此打住,接下來就讓我們“入實”地具體觀摩傳主在那個特定舞颱上的“錶演”,同時也不忘追蹤他隱深之處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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