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中国社会顽疾的诊断书 120年前轰动全球的汉学名著
一本让你哀叹、愤怒、自省的奇书
鲁迅逝前再三推荐 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译本 引爆民族劣根性百年大讨论 《中国人的国民性》看点:
①今年正值此书面世120周年,亦正值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纪念,历经百年历史的狂澜之后,我们是否该有重新审视自身国民性的信念?那些曾经被外族人指出的民族弱点,我们是否已经改正,抑或是有增无减?
②近年来,随着思想开放大潮的急流涌进,民国书籍的异军突起已是不折不扣的当代热流,而针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大讨论始终是热中之热,常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以多数国人的“个人观点”独断自身性格,这始终是盲点丛生,正如自己的眼睛无法看明自己的脸颊一般,于是“镜子”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西方人的视角,外族的视角,就是这一面自我审视的“镜子”,正于此,此书的价值不言而喻了。
内容简介
《中国人的国民性》内容介绍:
清末民初时期,美国人亚瑟·史密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在华居住达半个世纪之久。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西方人的视角,撰写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一书,描绘出了一幅真实生动的中国人性格图景。
《中国人的国民性》于1894年首次出版,很快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存在民族劣根性、是否需要改造国民性的大讨论,这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中国现代化姗姗来迟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个国人激辩百年的难题,也因为“国民性”话题的触发,衍生出了“素质论”与“制度论”两派之争。
时至今日,面对中国社会之怪现状,面对依然频现的“道德危机”,社会上仍不时发生有关国民性的争论。中国人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没有人掌握终极答案,但亚瑟·史密斯的观察与论断,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发人深省。
今年正值本书面世120周年,为还原其原始风范,此次再版特别收录了英文原版书中的所有经典老照片,为本书的客观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作者简介
亚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中文名明恩溥,美国传教士、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一生有多本著作问世,《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其最富盛名的作品。
自1872年至1926年,亚瑟·史密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他在中国组织过多次扶贫救灾活动,并促成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一事,清华大学及后来的台湾清华大学,均是依靠这笔资金得以建立。
张梦阳,男,1945年3月13日生于甘肃天水,祖籍山东临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79年起专注鲁迅学研究,现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
王丽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创始会员,北京市委讲师团专家。
精彩书评
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 鲁迅
中国社会类似中国的一些风景,远看很美丽,很迷人。然而走近了,总是发现许多破旧和令人生厌的地方,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公正地反映出中国的景色,尽管照片被说成是“无情的公正”,中国的照片却并非如此,因为从照片上既看不到垃圾,也嗅不出气味。
—— [美]亚瑟·史密斯
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 费正清
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本书作者中文名明恩溥)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
—— 潘光旦
我们要平心静气,对于别人观察我们民族的论断。以冷静的头脑,作一番思索的工夫,也最好与我们目下的社会现象审慎地仔细对照一下,再判断别人见解的得失。我们自然不可让人随便有意地颠倒是非,但也不要讳疾护短。因为了解与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耻辱,惟有不努力从事民族的改造,不看清民族的出路,才真正是耻辱。
—— 李景汉
目录
序 /唐弢
绪论
第一章 面子
第二章 节俭
第三章 勤劳
第四章 礼节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 忽视精确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第八章 欺瞒的才能
第九章 柔顺的顽固性
第十章 智力混沌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 守旧
第十五章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第十六章 生命力
第十七章 忍耐与坚韧
第十八章 知足长乐
第十九章 孝心
第二十章 仁慈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 社会台风
第二十三章 连坐受法 互相牵连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信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译后评析
再版后记
三版后记
四版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面子
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
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一旦正确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附带说一下,调节“面子”的原则和从中获得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知识和理解力之外。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仿佛时常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像南洋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反复无常, 不受法律约束,它仅仅按照世故常情废除和更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洋人必须承认差异,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事物得出一致的观点。在调解村庄纷扰、无休无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状况下,目的不在于实行公正,尽管从道理上讲,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是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这样的调停完全是平衡有关各方的面子。在诉讼的裁决中,也常实行这样的原则,所以其结局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仅仅接受一部分,很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全部接受,或一律拒收。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缺点被人指出来, 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网球丢了,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有证据足以判明是一个苦力捡到了。他就会愤怒地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这时很快发现球在地上(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故作姿态地说:“这是你‘丢失’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就会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拿出来给人看,这种情况下,“面子”是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一件物品,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者从他的工钱里扣除相当的数目, 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清高地说:“那钱抵赔那银匙子吧,我不要了。”这样, 他的面子没有损伤,一个人明明知道一笔属于他的债款无法收回来,也要到欠债人那里去,严厉的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他没要到钱, 但保住了他的“面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将来放债时不再讨不回钱。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他确知主人要辞退他时,就会重复以前的过失,辞职,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保住面子,然后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被杀头的时候准许穿着官服,以保住他的“面子”!
……
前言/序言
■编序
谈起国民性,始终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话题,对中国人而言,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愿被触及的痛点。无可否认,一个人相对容易接受外界对其“后天修养”的质疑,但很难接受对其“先天不足”的指责,认为这是有意挖苦。也正是基于这一“人之常情”,这部“外人”的中国见闻之书曾被许多国人肆意嘲讽,其中包括清末民初的“中国第一奇人”辜鸿铭。
本书的作者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工作并生活的,但前后在中国居住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深入体验,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人道主义努力,已远远超过了为上帝代言的时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浅淡素描,而是一次足以入骨三分的深度刻画。中国人到底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作者并没有直言给予答案,而是以数之不尽的“古怪”现象发问,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皆配以西方世界的观点加以阐述,甚至给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这令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客观与公正性。
初读此书,第一感觉总觉论据不够铁证如山,有些以偏概全的痕迹,但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就愈发被作者独到的观察力所征服。原来那些如此细微的小习惯,却如此清晰地暴露了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的种种“病态”问题,而最终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些众多的小问题,在堆积如山后质变成了足够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大问题,也逐渐被学界视为中国人的国民性。
自此书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120年,而今年也恰恰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悠悠岁月,百年狂澜,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我们是否需要沉思,这百年前被外族人指出的民族弱点是否早已不见踪影?亦或是有增无减?“面子”问题、繁冗而虚伪的“礼节”,还有可怕的“麻木不仁”,这些不正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危机频现的因由吗?
时过境迁,旧话新题,“素质论”与“制度论”的纠葛早已激辩了百年,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结论也已经不再鲜为人听,但是面对中国姗姗来迟的现代化,我们终究要回到民族性格里发问: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看清了多少?常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如自己的眼睛无法看明自己的脸颊一样,因此,“镜子”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这西方人的视角,外族人的视角,也正是我们亟需的自我审视的“镜子”。在他们的眼睛里,在西方的这面“镜子”里,我们是否敢于承认真实的自己呢?事实早已说明,我们的民族确实缺少自省的精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自省的前提是自知,这便是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意义所在。
回望中国历史,如果说有人将中国人看得如此彻底,那么此人定然是鲁迅先生,而再无第二人选。从鲁迅先生对于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钟爱和三次极力推崇,便已可见此书绝非一般。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再版《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细致审度自己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另外,本次再版特意加入了外文原版书中所有的老照片,这对于读者在视觉上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行文缘由将大有裨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英文原版名为《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张梦阳教授的多年心血译作,在此之前已有三次出版,此番第四次出版,特更名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既直指此书在中国引起的话题核心,也更加符合作者亚瑟·史密斯之本义。
如若此书能够带给读者新的省悟,新的思想价值,我们荣幸之至。
■序 /唐弢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族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国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45 ~ 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 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 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的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在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得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 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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