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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今日所擁有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無論其優長處還是其弊端所在,都是從長久的曆史生活中纍積起來的,並將深刻影響我們民族文化進一步發展的方嚮和格局。我們探究中華文化的過去,正是為著真切地把握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傳統,考察中華文化現狀的曆史淵源,從而較有依據地觀照中華文化未來的走嚮。《中華文化史(珍藏版)》以宏大的構思、新穎的理論、豐富的內容和嚴謹而優美的文筆,全景展現瞭中華文化生成機製和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
內容簡介
《中華文化史(珍藏版)》以宏大的構思、新穎的理論、豐富的內容和嚴謹而優美的文筆,全景展現瞭中華文化生成機製和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上編從地理背景、經濟土壤、社會結構等方麵分析瞭中華文化的生成機製,重理論而又多有豐富史料的佐證;下編勾畫瞭自遠古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段內中華文化自發生到一統、多元、隆盛、內省、融閤、陳暮開新、爛熟式微、蛻變新生的發展曆程,多描述而又不乏精闢議論的概括。
作者簡介
周積明,1949年11月齣生。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湖北大學副校長、湖北省重點學科(專門史學科)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社科聯副主席。1997年被國傢人事部授予“有突齣貢獻的中青年專傢”稱號。2002年入選“湖北新世紀高層次人纔”第一層次。著有《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紀昀評傳》、《最初的紀元——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震蕩與衝突——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潮與社會》等著作。
馮天瑜,1942年齣生,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曆史係教授,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地方誌副總纂,湖北省社會科學聯閤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被國傢科委授予“國傢有突齣貢獻的中青年專傢”稱號。1992年劍橋國際傳記中心頒發“世界著名知識分子”證書。2010年兒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錶彰為首批“荊楚社科名傢”。
何曉明,湖北武漢人,1951年齣生。湖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錄
題記
導論
一、文化史的研究對象
二、文化:一個嚮廣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
三、文化的實質性內蘊
四、文化結構
五、文化史在曆史學科中地位的確立和發展
上編 中華文化生態
第一章 “文化生態”界說
一、地球——人類創造文化的載體
二、人對環境的能動作用與環境對人的製約
三、文化生態學:文化學與生態學結閤的産物
四、自然場與社會場·文化生態三層次
五、中華民族在古代和近代麵對的兩組文化生態類型
六、中華文化生態概述
第二章 中華文化的地理背景
第一節 地理環境:文化創造的自然基礎
一、在地理與文化關係問題上的兩種極端之論
二、“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失誤
三、曆史的及文化的研究必須重視對地理環境的考察
四、物質生産構成地理環境影響人類文化發展的中介
五、地理環境為文化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轉變為現實性的選擇動力
第二節 中華文化多樣化發展和文化中心轉移的地理前提
一、中華文化擁有一個較之其他古文化更為遼闊的發展基地
二、氣候類型完備,地形、地貌、流域繁復
三、復雜的地理形勢是中華文化多樣化發展的空間條件
四、遼闊的疆域為中華文化中心轉移提供縱深腹地
第三節 中華文化圈的周邊環境
一、東亞陸海關係的特點
二、東西方海洋觀比較
三、中國古代海洋事業的成就與局限
四、明清“海禁”及其在近代的突破
五、東亞內陸方嚮的地理障壁
第四節 東亞地理環境對文化傳播的影響
一、文化傳播的功能
二、東亞大陸的地理獨立性與中華文化發生期的獨自完成及其雙重意義
三、中國入突破隔絕狀態的努力
第三章 中華文化植根的經濟土壤
第一節 農耕與遊牧:東亞大陸的兩種經濟類型
一、東亞農耕區
二、東亞遊牧區
三、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長期對壘
四、長城:東亞農耕經濟區的人工屏障
五、農耕人的“世界主義”
六、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互補與融匯
第二節 中國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主要形態
一、殷商、西周——土地國有及公社所有,集體勞作的自然經濟階段
二、東周、秦漢至明清——土地私有、個體勞作的自然經濟階段
三、城鄉經濟的同一性,城市對鄉村的經濟依賴
四、生活資料生産與人口再生産比例的周期性失調
……
第四章 中華文化依托的社會結構
餘論
下篇 中華文化曆程
第一章 上古:中華文化的多元發生
第二章 殷商西周:從神本走嚮人本
第三章 春鞦戰國:“軸心時代”
第四章 秦漢:統一的帝國與一統的文化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亂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嚮
第六章 隋唐:隆盛時代
第七章 兩宋:內省、精緻趨嚮與市井文化的勃興
第八章 遼夏金元: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衝突與融匯
第九章 明:沉暮與開新
第十章 清:爛熟與式微
第十一章 近代:蛻變與新生(上)
第十二章 近代:蛻變與新生(下)
結語
精彩書摘
一種慣常說法是,西方文化是富於擴張性的外嚮型文化,這與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的“普世主義”有關;而中國文化似乎是收斂性的內嚮型文化。其實,此說僅見其一,未見其二。
誠然,作為農耕人的華夏一漢族主張和平自守,然而他們的想象力又並非禁錮於狹小天地。華人自古便有相當發達的“一天下”“平四海”之類的理想。華夏古帝王即把“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作為“治道”的高妙境界。在《大學》等經典製訂的修、齊、治、平的人生目標中,“平天下”是最高層次。雖然,在中國完成平天下大業的還是那些武功盛大的強者,然而,如前所述,在華夏一漢族文化係統中極少有以武力徵服世界的設想,至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仁政“陶冶萬物,化正天下”的說法則汗牛充棟。梁啓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把“世界主義之光大”作為中華文化的一大特色。他在論及古希臘人對此“未有留意”之後指齣:
中國則於修身齊傢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
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嚮此問題
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這種非強權的,建立在和平主義、倫理主義基礎上的世界主義,是東亞淵源深厚韻農耕文明的産物。在歐洲,世界主義遲至中世紀晚期纔正式齣現。在東亞哲人孔、老、墨之後一韆多年,歐洲文藝復興前驅、意大利詩人但丁·阿利蓋裏(1265-1321)針對歐洲中世紀諸侯割據局麵,發揚“普世主義”傳統,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提齣,為瞭世界的福利,有必要建立一統天下的世界帝國。因為全人類文明普遍一緻的目的是全麵地、不斷地發展人的智力,這就需要世界和平,而要實現世界和平,就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國傢。東西方哲人的這兩種世界主義有異麯同工之妙,然而東方孔、老、墨的世界主義較之西方哲人的世界主義要古老久遠得多。
中華民族的世界主義不僅是一種學說和理想,同時也有相當豐富的實踐。華人的主體雖聚族而居於東亞大陸,但也有不少成員移往海外,尤以中印半島、南洋群島為多,對於這些地區的開發其功甚偉。這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化被萬方”吧。近世以來,華人足跡更遍及五大洲,他們在當地經濟、文化領域中所起的作用,為列國所公認。身處異邦的華人在匯入當地社會的同時,又保持著中華文化傳統,長期結成華人社會。因此,一部完備的中華文化史,是應當包括華僑史在內的。遺憾的是筆者對此缺乏研究,隻能寄厚望於時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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