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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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我扔下了锄头和诗歌进城，一去不返。我庆幸自己先找回了诗歌，我还要找回我的锄头。——熊培云
　　在重新发现社会之后，熊培云的一次“文体私奔”，让我们重新发现八十年代与诗歌之美
　　作者重新拾起诗歌，并非想当诗人，而是将这种对文学的回归视为对自我表达的完整性的一次补充。作者试图借助诗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内在张力，搭建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的意义世界。
　　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内容简介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辑录了熊培云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等方面的思考。不曾毫无节制地抒情，也未沉迷于意象的构建，它们以诗或“诗评论”的形式呈现，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光亮。当人们喊出“文学已死”的时候，作者却逃向了它。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作者简介

　　熊培云，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目录

自序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春
春日
星空
一代人
存在
你是你的沧海一粟
鹅卵石
除了美，我一无所知
春梦
孤星
梦醒时分
神回复
宿命的诱惑
镜中的上帝
这世上有两个你
谁没有两颗心
找我
第一次囚徒
虚度
放下
无常
几世同堂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
美的箴言
去国行
一个人的人海
意义女神
夏
夏日
下雨天
风景
我常常思念南方
缅栀花
回家的少年
手机
破碎的人
后现代爱情
喇叭
谋杀
未见之证
上帝的语言
语义重复
十字架上的耶稣
钥匙
节日
赞美
生命在银行里
规范
秋
秋日
小王子
幸福大街
Neverland
夜奔
如果爱
此地今生
天长地久
过客
默誓
失眠的夜晚
那些哭着说爱我的人都烟消云散了
爱之三阶
Youtopia
安眠曲
身上人
这世界是女人的
坏梦想
秋天的遗嘱
葬礼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真爱公司
冬
冬日
寒潮来临
哀伤已是如此艰难
喜剧的反抗
人的命运
音乐之声
狙击手
理由
投诚
人形昆虫
成功家
屠婴
审判
连年有鱼
衣冠禽兽
偷生
寻牛
感恩
局外人
爱国便利店
恐怖分子
打群架
死神来了
牛的传人
捉刀
寻仇
爱与愤怒
英雄
忏悔
亡羊
万有引力
春
下雪天
重逢
万物哀伤
正直的两难
千声叹息
最后的世界
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
所以然
我醒来算了
悲剧的诞生
BeingPresent
领悟
生活在湖边
赶花人
寂静
钢琴立于墙角
城市之光
这些年我游游荡荡
星月夜
我道歉
希望罪
致哀伤的人
暴风雪
这是我想要的美好人生
春日已近
我时时畏惧人群
无怨
天命昭昭
附录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后记天命与人生

精彩书摘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拥挤的车站，混乱的码头，岁尾年关千里奔袭、穿越风雪的摩托车队，说到中国农民候鸟一般从乡村到城市，从异乡到故乡，你难免会想起这些奔忙于路上的种种场景。和“出埃及”一样，“在路上”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在路上”，也就不会有希伯莱人的“出埃及记”以及我曾叙述的“出乡村记”。没有“在路上”，凯鲁亚克的著名公路小说也不会流传为经典，更别说在其后催生出与“在路上”相关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有人认为八十年代是从1976年到1989年），伴随着大批青年回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也开始试图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宽阔城市。
　　这是一个让人讴歌的年代。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万物开始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竞相绽放。
　　理性的花朵
　　毫无疑问，此前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告别“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与领袖崇拜便已经代表着某种政治理性的回归。至于社会理性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归，似乎没有可量度的标准与标志性事件。不过，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并不难——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政治上的部分解禁。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政治禁书”、“被流放的知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视野之中。尽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于那个书籍极度匮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伤故事，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略有记载：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余生也晚。和王小波比，虽然我也曾经在乡下生活了不少岁月，但我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当我青春萌发，开始极度渴望知识与书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读书热与文化热。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尤其从1984年开始，有关哲学、政治与社会的讨论大量增加，文化活动四处开花。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陆续在郑州、上海、深圳、武汉等地举行，许多名牌大学也都建立了关于文化、文化传统、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纷纷组织面向公众的传统文化讲习班，无数关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类刊物，各种文化类书籍摆满了书店。那个年代还没有哈里·波特，但正如陈彦先生在《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一书中所描绘，1984年到1988年间的中国，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词的魔法，“文化这个词与主题成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时髦”。而1984-1986这三年铸就的黄金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环境较为宽松，文化热可谓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满大小书店的各类考试学、成功学书籍相比，八十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显得更有品质。此时，哲学、美学、小说、诗歌、科学等各类书籍纷纷涌现，欧美的各种经典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诸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等都成了无数才子佳人的枕边书。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来丛书”12种出版。第一批书仅用了4个小时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3万册，又在几个月内全部卖光。其后的“五角丛书”，几年间销售了1000多万册。
　　尽管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九十年代初我离乡上大学时甚至还必须从家里寄上一袋大米给学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远不如九十年代以后那么明显。那时候，即使一个像我这样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也经常有机会被母亲带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母亲识字不多，每次都会请教书店里的读书人我挑的书是否真的有助于学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时还会让隔天进城的村民将我要买而未买的书给捎回来。然而，这个中间环节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本作文书前面少了几页，却又不好意思责备给我捎书的村民买了一本残书，只好将就了。直到几年后，我才在无意间知道这位村民因为半路内急，撕了前面几页擦了屁股。这个细节在我看伊朗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总会想起来——成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毁坏儿童的世界。
　　拜赐于当年的读书热，我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少找到流行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让我备感吃惊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时，发现由于近年来农民拖儿带女大量外出，当地生源急剧减少，学校因此变得无比萧条。而当年那间让我垂涎欲滴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遭了洗劫一样，只剩下满地的灰尘与几块断裂的架板。据留守的教师们说，许多老师都去沿海“打工”了。而当年那位曾经住在图书室边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远走他城，终于在2000年后做起了细节管理的生意，写了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几年间加印了几十次。
　　时光悄然流逝。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所学校读过什么书——舒婷、北岛、三毛、席慕容、彭斯、歌德、泰戈尔、海顿斯坦、聂鲁达、普吕多姆、蓝波、雨果？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身处乡下，借着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与读书热，我还是有机会读到过几本即将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有机会亲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过，那位最初影响我的外国才俊不是戴思杰笔下的巴尔扎克，而是英伦岛上的雪莱。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仍保留着我在14岁那年买到的杨熙龄选译的《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正如傅雷的译者献辞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锦上添花——“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杨熙龄写在雪莱诗选后面的《译者附言》同样让我一生受益。①[1]
　　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每个人在其年少时都可能有着某种兼济天下的理想。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加论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写《未央歌》的鹿桥曾经用“诗歌加论文”来形容他在西南联大时“有理性，亦有心灵”的美好人生。因为诗歌，许多人在清贫而跳跃的生活中一厢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贵族。若非如此，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本薄薄的《雪莱抒情诗选》能够畅销10年，足足卖出50万册。此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本诗选从1964年排出清样到1981年终于出版，足足等了17年。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年代里，才有了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姐姐，今晚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样温暖人心的诗句；才有了《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这样共写心灵史诗的流行音乐；才有了雄心勃勃、壮志满怀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夜晚，当我偶尔听到电视里播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老歌，想到当年高唱凯歌的年轻一代如今纷纷下岗，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却又难以抗拒的伤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谁又能否认八十年代他们刚走出时代“黑屋子”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无比赤诚？
　　我在梳理八十年代的记忆时，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影像志。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处在一种普遍的贫困中，但是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1980年8月30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在外电报导中，这次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壮观的政治仪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决策，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民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并事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驻京外国记者感叹道，上一次召开人代会的时候，外国记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会就像一次地下会议，甚至不许代表们告诉自己的家属，只是告诉代表们要带些钱和粮票。
　　在这种气氛之下，有人担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么麻烦了。这次会议也是充满直率的、生动的言论的会议，第一次出现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气地质询部长的场面。国外报道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谨慎的、逐步的成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电视往事》解说词）
　　我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美好年代，是一个“恶补禁书”的年代，并非要武断地赞美那个时代完美无缺，或者断定它比现在这个时代好。
　　毕竟，那个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年代，一个可能因为跳舞像马燕秦一样被判处死刑的年代①[2]，一个流行“严打”的年代（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因为拦路抢劫被枪毙），一个由对抗走向激烈的年代。
　　我上面提到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以其坎坷见证了时代命运之波折。1979年2月，当谷建芬在家里为这首歌谱曲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受到批判。三十年后，谷建芬坦承这首歌给她带来了灾难。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反党歌曲，他们甚至给谷建芬扣了一顶帽子，叫“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还有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音乐毒害青年”。而谷建芬的另一首歌曲《烛光里的妈妈》也被定性为建党以来最大的反党歌曲，因为里面用了这样一些句子形容“妈妈”——“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等。有人说“妈妈”就象征党，你把党说得这么糟，这还了得。①[3]那时，在北京举办的创作研讨会上，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被批判为流氓歌曲。
　　我只想在此强调，那个心灵与理性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们已经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紧随自己命运的召唤，开始追求心中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追求一个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刚刚从社会混乱与政治高压中走出来的他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外的一丝丝光亮，初尝了长在新时代路边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怀着一种初恋的心情，试着一步步走向开放与自由。而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农民得以“盲流”进城的大前提。
　　……

前言/序言

　　后记天命与人生
　　整理完文稿，再配上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一切接近尾声。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挑出这些照片，并非易事。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翻开后的第一幅图片是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画面背景是意大利“贫穷艺术”①[1]重要代表乔凡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的一幅作品。当我将手伸进取景框时，整个画面有了新的意义。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控制意义”。
　　无论摄影还是写作，从本质上说都是控制意义，而非生产真理。这是一种开放的控制。借着这些意义品，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不只有世界的幻象或诗意的审美，更有关于爱欲、正义、媒介与人的命运的深沉思考。这也正是我给部分诗添加解读性注释的原因。有些诗歌可说是“诗哲学”或者“诗评论”。在形式上我无法准确分类，也不需要。诸位只当它们是我文字上的一种拓展，即可。
　　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罗纳德·托马斯对诗歌的理解。句法是词的诡计，用来约束精神，而诗的韵律只遵循生命的律动。既然如此，对文体进行过度的区分也是对思想的一种禁锢。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推崇跨文体写作的原因，我希望借着它完成并丰富我的思考。
　　一
　　我承认，当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书架上很多年来都没有新添一本诗集时，我为此感到羞愧并立即着手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些改变。过去被我忽略了的欧美诗歌重新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辛波斯卡、特朗斯特罗姆、托马斯??在他们那里，包括在我这里，标榜无意义、庆祝无意义的写作永远是荒诞的和不可能的，因为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这几年，又因为在各地做讲座的缘故，我每次在飞机上除了整理隔天的演讲文稿外，通常还会信手写一首诗。这也算是另一种“诗歌加论文”的生活吧。
　　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创造了辩论术，而在与自己的争吵中创造了诗。我不是这样的。我写评论的时候只与自己争吵，不与别人争吵；而我在写诗的时候，只负责倾听自己的声音，不与自己争吵。理由是：理性重事实，越辩越明；心灵重意义，最要紧的是跟随。或者说，理性重“NO”，心灵重“YES”。
　　此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诗是平时走路或醒来后记在手机里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我甚至觉得，未完成也是诗歌的一种形式。
　　比如下面这些：
　　蝴蝶落在窗台上
　　分明是梦在我的脑海里
　　却说什么
　　是我在梦里？
　　——《梦蝶》
　　一个好人，为了算计同类
　　走关系，走到了地下
　　又走到了天上
　　——《求神》
　　我只与笔争吵
　　它想要更多自由，我说
　　你等等
　　它想休息，我说
　　我们动身吧
　　——《笔战》
　　我积累了不少类似的残篇断简，它们都是我思想的火花，是我未完成的诗。
　　偶尔我还会填词。不过，除了几首自己还算满意，大多半途而废。相较而言，我更喜欢诗经体的古文，觉得它们有节奏感，时而深情款款，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像小篆，时而像魏碑。有一年我坐飞机路过天山，只写了十六个字——“云海茫茫，天山苍苍。如削如凿，念念不忘。”或许这也算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但汉语独一无二的精致让它不需要再完成了。我读宋教仁日记，无比疼惜和怀念他，当晚在自己日记里也只写了十六个字：“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
　　其实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部和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样壮阔的抒情史诗，当时坚持写了几十页稿纸，可惜后来都遗失了。时至今日，我能想起的也只有描写游子离别家园时的一句话——“早雾浓重，渐将故园消隐”。
　　即使这样，我还是学会了安慰自己。我们这一生迎来送往，说了多少话，写了多少字，真正能记得住的又有多少？所幸还有诗歌为我们留下只言片语，尽管少得可怜。就算连这点言语的遗产也没有，我还是要感谢诗歌——感谢它至少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回忆起自己某年某月在写诗。更何况，我们的生命不也是和丢失的诗歌一样，将来会不知所踪吗？
　　还有一些努力，并不为世人所知，只有三两朋友知道。去年我写过一篇长诗，最后还是放弃收录在我的文集里。一来风格有些不统一，二来在一个流行各种禁忌与马赛克的时代，难免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最后能够见诸于世的，也只剩下一些片段了：
　　我梦想有道德的人不以暴力推行道德，让道德从暴力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有爱的人不以占有代替爱，让爱从占有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赞美真理的人不垄断真理，让真理从垄断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读书人继续保有书生气，让启蒙从暴力的伤害中复原。

　　我梦想农民收回祖先的田地，可以安心地把种子埋进泥里。
　　我梦想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了房屋，它不仅能帮我挡风挡雨，而且能挡民主和君王。
　　我梦想房前屋后有古树，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在树下读书击剑、宴饮宾朋。当我垂垂老矣，不会有人胆敢来挖树拆墙，哪怕那时我已经挥不动一根拐杖。

　　这些年，从农村到城市，我路过一些地方，得遇一些良人，见证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也时常黯然神伤。
　　虽不知生从何来，死将何往，我时时盼望自己全心全意，紧随理想的召唤。事实上，亲爱的读者，除了墓地与正直的生活，命运不会将我带向其他任何地方。
　　关于这一点，或许你我都一样。
　　——《梦想与光荣》
　　这是另一种未完成的诗，与灵感无关，只是无法完整发表而已。但因为留下了时代的烙印，也因此显得别有一番意味。相信聪明的读者能够借着我这些并不完整的诗与梦，读懂一个抱残守缺的时代；读懂我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也在努力保持内心的完整。
　　二
　　准备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回到江西永修我参与建设的图书馆。由于特殊原因，如今这个图书馆暂停了给学生们的服务。
　　我很遗憾这几年我所见证的时代似乎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在心里，我时常听到一个声音——我能承受时代之苦难，却不能承受时代之不美。我对审美的要求让我越来越厌倦目前的生活，正如厌倦漫天的雾霾。有时候更会觉得进退两难。我们做一些自以为美好的事情，一旦半路夭折，似乎又是徒增怨气。如狄金森诗中所说：
　　我本可以容忍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
　　成为更新的荒凉①[2]
　　当然，我并不气馁。生命中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比如相亲相爱，生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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