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傳媒公共性與市場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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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颱灣學者馮建三教授通過理論的梳理及對經典的迻譯，以及對歐洲、北美與亞洲傳媒進行個案研究，彰顯其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野，對中國公共傳媒界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內容簡介

　　“大眾傳媒”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形態，其公共性與市場性從誕生那一天起就引起廣泛爭議，作為大眾傳媒形態，它承載著一定的文化教育功能，而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又兼具逐利的本質。
　　《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傳媒公共性與市場》分為兩部分，上篇為通論，主要討論傳媒的公共性與市場的復雜關係。下篇為個案，作者藉鑒瞭大量西方傳播學者的研究成果並結閤歐美、韓國等各個國傢和地區的傳媒實際運行情況，進行深度解剖，這部分對中國傳媒界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傳媒公共性與市場》文獻豐富、觀點獨到、視野開闊，作者馮建三教授為未來中國公共媒體的建設提齣瞭自己的建議。

作者簡介

　　馮建三，颱灣政治大學新聞係學士與碩士，英國萊斯特大學傳播學博士，現任颱灣政治大學新聞係教授，颱灣社會研究季刊、媒體改造學社與颱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成員。在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國與西歐傳媒研究、市場社會主義與傳播媒體、傳播科技研究等領域頗有建樹。著有《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等六本學術專著，閤作翻譯作品十八本，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撰寫有關傳媒的報章雜誌評論數百篇。

目錄

前言
通論
第一章 傳播：自由使用、平等分享、不論疆界
第二章 傳播：西方馬剋思主義的盲點（史麥塞）
第三章 關於西方馬剋思主義的盲點（默多剋）
第四章 傳播、文化與勞動
第五章 反公共政策：科斯的傳媒論述
第六章 公共廣播電視的錢、人與問責

案例
第七章 論歐洲聯盟的《電視無疆界指令》
第八章 公共性的詭譎：公共電視的産權爭議
第九章 公共廣電、市場競爭與效率：關於BBC前途的論述
第十章 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價關電視機運動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批判傳播學·文論係列：傳媒公共性與市場》：
　　
　　第十章 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價關電視機運動
　　全世界第一個“關掉電視機”的定期活動，起源於1994年的美國，至今已經舉辦十二屆，為期都是一周的“關掉電視，開啓生活”（Turn�瞣ff TV， Turn�瞣n Life），均在每年四月實施。為瞭什麼而關機？在美國，這個活動似乎就是目的。它認定電視這樣的技術形式本身帶來瞭莫大的問題。推動這個活動的社團認為，人們應該把看電視的時間（美國傢庭電視機平均一日打開的長度是七小時四十分鍾，其中，一個人平均一日看四小時），用來轉為從事其他事情。1994年，這個組織列瞭51種活動讓參與關機運動的人參考，到瞭2005年，他們不但發展到瞭101種，並且還逐月有趣的是，一年中列瞭11個月，獨漏五月，原因為何，不詳。建議該月可以特彆從事的個人或團體活動（如拿齣傢庭相簿，迴想一下傢族史；聽收音機；參觀動物園；寫信給朋友或親戚；學習烹飪、植花伺草、園藝；開始寫日記；想一則故事寫下來等等）。推進這個運動的人似乎有個傾嚮，他們對於商業或非商業、製度與否，好像不怎麼特彆在意，他們要求者隻是在於美國人應該減少接觸電視這種有害身心、惡化瞭人際疏離且使人們退縮的傳媒。我們從該活動所提自問自答的十個問題之一可見一斑：“電視都不好嗎?收看公共電視頻道不好嗎？”他們提供的答案是：“所有電視都是被動、讓人久坐不起的。大多數人會一齣接著一齣看下去，而不是隻看一個節目就罷手的。關機運動就是不要參加者再去判斷什麼是好節目，什麼是壞節目，而是要使人集中心力去發現、去參與、去動手。”
　　對於新技術、新傳媒“本身”，特彆是對於聲光俱全的電視之厭惡，由來已久，就這個角度來看，以“關機”為目的、以之為一種深沉的抗議，並不新奇，也不特殊。比較有些意思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類不從“製度”層次，而隻是從技術本身來傳達人們對於電視的意見，在美國可能是比較發達的，相比之下，要求改變美國電視（及廣播）體製的力量與社會運動（比如，要求要有平衡的廣電産權結構，甚至要求以公共經營為主而不是私有利潤掛帥），在曆經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失敗後，一直要到2002年“自由傳媒學社”（Free Press）成軍後，纔告捲土重來。在部分美國學人眼中，舉世最為可取（當然，是相對的意思，不是說其錶現已然完善或沒有大問題）的廣電製度，從而其廣電節目的錶現比較符閤民眾的娛樂、信息與教育之需要的是英國Paulau， Burton（1981）；2003年美英領銜入侵伊拉剋前後，很多美國知識分子轉而通過網絡或其他管道，從英國的衛報或BBC接觸相關新聞與評論（Economist， 2003.5.3：60），其實也反映瞭美國傳媒信息係統的問題。，卻一直反而存在著聲浪，要求更加完善或擴充其公營廣電體製的組織。
　　然而，美國的有識之士難道不能察覺，電視作為一種文化內容所展現的技術形式，誠然是有些問題因技術形式使然而存在，但也另有一些更大的範圍，問題與其說是齣在技術形式，不如說是技術賴以運作的製度？應該不是。那麼，究竟是什麼道理，以至於要求改變美國電視的營運動力（利潤掛帥，並且歸由私人支配）隱沒瞭六七十年，到瞭三年前纔再次重新齣現？另一方麵，擺脫電視這種“技術”的訴求不但不絕如縷，並且早在十多年前擴大為更大規模的關機運動？
　　作為一個移民及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度，美國相比於歐洲，具有不少特點，包括主流政黨欠缺社會主義傳統。這個性質似乎隻能眼睜睜地坐視資本集團的統治更為緊密，錶現在電視體製的改革方麵，也就顯得無法拉高層級，造成一種傳播工具應該私有的律令，改革者是以僅能在有限的節目方麵作文章。除瞭這個背景因素，另一個造成美國改革社團的“政治無意識”（不認為能有重大的電視之結構改變）的原因，可能是齣在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FCC）身上。這個舉世知名的電信與廣電傳媒管製單位的錶現，讓美國想要改革電視的人，失去瞭對政府的信任。
　　美國學界對於FCC不錶信任，很早以前就已經存在。如曾經擔任FCC首席經濟學傢的史麥塞（Dallas W. Smythe）在20世紀50年代就指控，FCC已經淪落為私人産業的“欽定工具”。到瞭1960年代，FCC主席丹尼（C. Denny）在離職後六個月就去擔任他的規範對象，也就是全國電視網（NBC）的總裁，薪水是原職的三倍。鮑威爾（Michael Powell）在第一任期間，也就是1997年底至2002年，接受瞭媒體集團8萬4921美元、共44次的旅行招待。他又在2003年6月放寬單一財團所能持有的媒體資源上限。不過，前文提及的美國“傳媒改造學社”等團體群起反對，幾經訴訟，迫使FCC不得不接受法院的裁決，並在2005年初宣布將研擬新規定後，另再召開公聽會討論。曆任FCC主席當中最為知名、賢能的主席可能是米諾（Newton Minow），他在1961年對業者發錶瞭“荒原講演”（wasteland speech）。這是電視批評與願景的裏程碑，也是美國二十世紀百大講演之一，他說，美國三大電視網在1960年的毛收入是12.7億美元、稅前利潤是2.4億，獲利率達19.2%，但“你的産業獲利良好，我有信心。但對你的産品，我不敢恭維”，美國的電視“是貧乏不毛的荒原大漠……”。又過瞭四十多年，至今美國電視並沒有更好，而應該說是更為不堪瞭，這就使得許多美國人忍無可忍，他們在2004年夏天對“福斯新聞頻道”提起瞭訴訟，要求司法單位取消該頻道使用“公正與平衡”作為商標的權利，因為福斯的新聞實在是“誤導視聽、欺騙大眾”。美國的娛樂節目則充斥著主持人“自豪地”錶示，看的人夠多，他就可以大談特談“我和我太太所有姊妹上過床”、“我男朋友在拉皮條”，然後颱上颱下互相叫囂，至於誘使來賓在電視暴露隱私，事後造成當事人自殺，隻好是牟利過程的失誤。
　　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植根於曆史積纍而來的超穩定結構，使得私有産權體製原本動搖不易，這個背景，加上權大但不能依據公共利益而有效管製電視市場的政府機關FCC，可能是使得很多美國人“哀莫大於心死”的重要原因。但人心是不會永遠死寂的、是會蘇醒的，具有良知的美國人士在2002年後，也已經發動瞭傳媒（其中最重要者仍是電視）結構的改造運動。他們的努力是不是終究會有些成績，是不是能夠與“關機”運動社團産生有機的聯結，使得“關機”是目的，卻同時也是“策略”、是改造電視（産權及營運動力之）結構的策略，除瞭繼續觀察之外，我們應該在此先行錶明，假使關機隻是目的，不但目的無法達成，也將另外縱容或惡化特定製度之下，電視的反民主後果，這特彆是會使得民眾當中的低收入、高齡與兒童等背景的觀眾，因為不能從電視節目中，穩定且持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內容，以緻等於是被排除在閤宜的信息與娛樂環境之外，等同於遭到瞭歧視。
　　首先，雖然社會總體看電視的時間很高，也在持續增加央視索福瑞媒介研究和中國傳媒大學的《中國電視市場報告2004—2005》稱，全國觀眾平均收視時間由2003年的179分鍾，下降至2004年上半年的175分鍾（1997—2001年均保持在185分鍾上下）。但難以否認的是，即便沒有關機活動，社會上早就存在為數不少的“關機”人口。不過，這類關機的人，動機有彆，其中一種是在有選擇的條件下，刻意選擇不看；另一種是在沒有選擇下，被迫不能觀看。造成這兩種關機人的原因，雖然有主動與被動之分，相同的是，他們盡管不看，但電視對於他們的影響，無論是正麵還是負麵的，都同樣存在。這是因為，這些人雖然不看，卻還有更多的人在看，前者與後者這兩種人必然還是有所往來，必然間接地通過傳媒所設定的議題與社會氛圍，隔空産生互動，或是直接麵對麵聊天、談事情，談很多私人的或公共事務的話題而在生活中互動。於是，就這個層次觀察，不看電視的人等於是由看電視的人設定瞭大傢所必須共同麵對的社會話題與文化水平等等。不管是齣於無奈，還是齣於主動的選擇，關機最多僅能在特定時刻使關機的人免於受到電視的乾擾，但長期來看，這樣的獨善其身除瞭有所不能外，等於是讓對於自己勢將産生影響的傳媒環境，拱手讓人決定瞭。
　　這裏並不是說，人們不能通過主流電視以外，找到更能符閤自己需要的電視節目。事實上，主動選擇關機的人，多少已經自力救濟瞭。有位朋友是這樣說的，由於這段話相當傳神，就請允許我多引用一些：“我在大學裏教學生不要浪費生命在一個沉淪的大眾媒體所製造齣來的信息垃圾當中，我也大約從一年多以前就停訂有綫電視頻道。我們傢兩個小朋友不但沒有抗議，而且很高興一年省下的錢可以買很多Discovery與宮崎駿的精彩光盤！雖然傢裏唯一可以看的電視就是從公寓頂樓天綫接收的三颱半無綫電視（半颱是收訊不佳的公視），不過，好像也沒有損失什麼對於生命或社會有價值的訊息。”這是我的朋友吳泉源（清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在2004年4月26日發錶在《新新聞周報》第894期，頁58—59的文章片段，題目是《不要把生命浪費在媒體垃圾中》。讀到這裏，我們不難看齣，不滿意颱灣主流商業電視環境的人，類如這位朋友與筆者（我自己從2002年就不訂有綫電視瞭。我們都是俗稱的中産階級與知識階層），我們因為經濟條件比較寬裕，工作形態比較允許我們以較多時間與子女互動，允許我們引導年幼子女看些要另外花費纔能觀看的節目。簡而言之，我們因為有收入及時間的優勢，不但自己，而且也能讓傢小在每一天若乾時段（就說兩三小時吧），無須接觸飽受廣告牽製的節目，也不用接觸這些為迎閤最大收視習慣公約數所製作的節目。但是，看完瞭這些節目，看完瞭這些我們另行付費購置的光盤等影視節目之後呢？我想，我們終究還是不能離群索居，我們置之不理的電視，以及影響電視産生這種錶現的動力，還是兀自運轉，這就使得我們多少有瞭無所遁逃之領悟瞭。
　　更為值得提醒的是，在科技日新月異的進程中：“舊”廣電科技的重要性很可能因為所得分配的日趨不均衡，以緻其影視娛樂與信息的供輸價值，勢將更加突齣。這是說，高或中所得民眾因有餘裕，使用數字、DVD、按片按頻道付費等新科技的可能性，遠大於中低所得，（影視）文化消費的雙元結構，以後將更明顯，通過電視造成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境遇，未來會比現在嚴重。因此，假使關機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做為改善電視環境的策略，那麼，即便是救贖，得到救贖將隻能是中上階層。
　　……
　　應該看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曆史終結論的齣現，後現代的全球化逐漸取得瞭主流論述的上風，世界不需要有本質上的改變瞭、也不可能改變瞭，人的宏願不再可以依靠，人的信心徒然招惹訕笑。也許，在傳播研究的領域，樂觀而遭人理解為技術決定論的麥剋盧漢之捲土重來，再領風騷，可以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觀察。美國的關電視機運動錶麵上與麥剋盧漢對電視地球村的擁抱，背道而馳，然而，從另一個側麵考察，若說雙方都是輕視人之改變製度的能力，而專在技術之形式作文章，似乎並不為過。“關電視機”不能是一種目的，最多，關機可以是一種策略，目的在於讓電視更能夠符閤人們的需要，而不是弄得我們陷入在“娛樂至死”的傻樂，五色令人目盲的茫然無知，或弄得我們失去瞭人際互動的能力。關機如果是目的，除瞭忽略瞭人所設計的電視製度，纔決定瞭技術的命運，它也忘記瞭電視在當前製度下所具有的階級—城鄉—年齡等等的屬性。關機對於大多數人是不可能的任務，關機因此隻能是一種策略，目標則是要求人們共造閤適的電視製度。
　　……

前言/序言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對於徐誌摩來說，“愛情”無法從“市場”購買。不但詩人不能，我們同樣無法。這就凸顯一個簡單，但在“市場化不足、自由化不足”的話語中，反而隱晦不明的事實：我們所需要的、珍視的價值（情懷、財貨、對象或産品），是不可能通過價格機製得到滿足。
　　當然，稍經提醒，幾乎所有人都能同意，這是事實。未能解決的難題是，這樣的“時候”，還有多少？愛情不能買，最好是兩情相悅，也就是在分享中彼此趨嚮於完善。然而，還有哪些價值不能在市場上，經由價格的中介及買賣的行為完成呢？很多。親情、友誼、人與人的溝通是明顯的例子，依照不同的理解，（有些）公平正義也不（完全）能夠通過市場，取得讓人滿意的“供需”水平；甚至，當事人隻要知曉這些價值或行為，是從市場買來或透過金錢的交換而産生，頓時就會緻使這些價值變形，不再是價值，等而下之，還可能成為痛苦的來源。愛情、親情、友誼、人與人的溝通行為，以及公平正義等價值，若要運用市場機製的相關語匯描述，會齣問題。不但如此，即便是在市場經濟製度之下，不同類型的商品，齣於不同的原因，就其實務的運作來說，市場化的程度也有相當的差彆。
　　“商品”可以粗分為三類：政府對其乾預的力道，強勁微弱有彆，效能高低不等。
　　乾預最多的是“勞動力”商品，因此我們不能輕易跨國，任意前往他國受聘，他國人民，亦同，無法盡興入本國工作；很多國傢對於工作時數、最低工資或工作環境，也是高度規範。相比之下，“資本”商品比較自由，不但多數國傢原則上歡迎外來投資、買賣股票，資本也自己另找齣路，通過閤法或不閤法的手段，資本自由逃避海外，不讓本國課稅的資金。據說一年就有11.5兆美元，世界各國為此短收的稅金是2500億美元。
　　“勞動力”與“資本”之外，我們可以將第三類商品，稱作是“一般”商品，雖然其構成仍很復雜。其中，對於維持生計的農産品，各國都不敢掉以輕心，不願意完全讓市場決定農産品價值，因此常有大額補助。比如，相對富裕的“經濟閤作暨發展國傢組織”（OECD）之34個會員國，都是大量貼補農産品，2011年的額度是2520億美元，平均“隻占”所有國傢之農産總值的19%，但是，在人口較少或地狹人稠的挪威、瑞士、日本與韓國，這個比例是50%—60%。相對於口腹所需的農産品，人的“精神食糧”，也就是本書的主題，傳媒，各國對其規範，亦遠高於對製造業商品的管製。
　　“傳媒”的意思淺顯明白，主要就是指書報雜誌、收音機、電視、電影，以及因特網（互聯網）。手機與（平闆）計算機是終端接收設備，是製造業所生産的商品，不是本書所說的傳媒。對於這些社會效能不同的傳媒，各國政府介入規範的程度也不相等。即便在號稱匯流、全球自由化的現在，無綫廣電執照的所有權人在一般稱之為相當自由化的美國，還是受到嚴格的管製，如外國人控股必須低於25%。
　　這就提齣一個問題。何以美國政府聽任外國人購買其汽車廠、電影公司等，但不容許外國人購買無綫廣電公司，美國作此規範，不是著眼於“硬件”，不是禁止外國人擁有收音機或電視機的製造公司，而是收音機或電視機傳載的“內容”，這是真正注意的規範對象。但假使廣電“內容”要受這個規範，除瞭國籍考慮，再沒有其他因素嗎？甚至，國籍以外的因素，不能是同等或更重要的規範理由嗎？再者，同樣是傳媒所負載的“內容”，何以美國人對無綫廣電的“內容”有更高的規範力度，報章雜誌與電影或有綫及衛星頻道不也負載“內容”，何以美國及他國，對於後麵這些傳媒的産權與內容，規範少些？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相關提問，就是本書各章所要探索。也是本書名的由來。如果“傳媒公共性”是指，值得社會大眾知道、攸關公共利益的現象、事情與議題，能夠全麵充分與穩定持續地得到曝光的機會；那麼，“市場”機製與公共利益的關係，是些什麼？“誰”又有權，或雖然不應該有權，但事實上已經在決定“公共利益”的內涵？
　　這裏的“誰”，不處理“個人”。我們作為個彆的人，有各種身份，是消費者、是生産者、是公民，但我們不一定是“股東”；再者，即便我們是持有特定公司股票的人、是偶爾或經常進齣股市的人，大多數有錢購買這些股票的“我們”，對於公司的決策也沒有實質影響力，這樣的“我們”，最關注的事情，通常就是明日、下周、來年的股市行情，會不會高一點。
　　這裏的“誰”是“集體”，仍有多種可能身份。他也許是資産階級及其代理人所創立的公司行號，可能是公民通過選舉或其他方式産生的政府及其文官體係，可能是政府依據公民授權而立法創設的公法行政法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也可能是這些身份的不同組閤。
　　“市場”是什麼呢？比較復雜。這裏不談市場的結構，究竟是一傢廠商的獨占，或是數傢廠商的寡占，或是接近充分競爭的市場。這裏是要藉助英國學人岡恩（NicholasGarnham）的提醒。
　　岡恩1960年代在劍橋大學修習英格蘭文學，曾在BBC工作十餘年，一度對BBC疾聲批評，亦對某些文化研究很有意見。大學期間，他廣泛閱讀政治經濟學文獻，其後，是英語世界重要的左翼文化政經學人。1970年代末，岡恩創辦瞭標舉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刊物與學係，雙雙是舉世首創，但他提醒人們，自由派經濟學對市場的分析，如市場失靈及政府失靈等概念，仍然值得參考。1980年代，法國米耶（BernardMiege）的文化政治經濟學、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以及德國哈貝馬斯（JürgnHabermas）的公共領域觀，陸續進入英語傳播研究者的視野並漸得重視、終成顯學的過程，亦有岡恩與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引薦的貢獻。
　　1979年保守黨取得英國中央政府的權位後，岡恩在1983年為工黨執政的倫敦市政府綢繆，發錶瞭《文化諸概念：公共政策與文化工業》。他說，左派人士不能因為反對資本主義就一起反對市場，二者不是同義詞，不是隻有資本主義能夠運用市場。岡恩說，流行傳媒的市場運作，若無國傢的宏觀調節，往往無法産生閤適的結果，因此，政府應該“對廣告提齣特彆稅捐……廣告……將文化生産與發行納入其結構，卻不直接響應聽眾與觀眾的需求……課徵……特彆捐……藉此支持廣告不支持的文化”。
　　岡恩理解，因此主張運用市場，但不迷信而是責成政府宏觀介入，以求在閤適範疇與水平，駕馭而不是為市場所役使，抽取廣告捐隻是調節手段之一，從來不是全部，現在不是，以後也不是。從文化與傳媒公共政策的角度考慮，沒有社會不需要在領會世界通則後，因地製宜，進而轉化抽象的原則與概念，使成具體能夠操作的手段，務實但並不放棄以進步的願景圖謀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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