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青年读者,知识分子 拉康传统重要继承人、欧洲左翼的精神导师
近三十年最为耀眼的欧陆哲学家、批判理论家之一
名列全球百大思想家齐泽克
以深刻而通俗的话语传递迷乱现实背后的时代精神
事件的发生只在一瞬之间,而思想可以让人久久不能忘
内容简介
《欢迎来到实在界的大荒漠》是西方知名学者齐泽克围绕“9?11”事件而引发的全方位反思,是其今年的代表作。哲学不仅是精神求索的工具,也是解剖现实的利器。齐泽克惯于将高深的哲学同琐碎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以哲学透彻分析生活,用寻常生活丰富哲学。“9?11”之后,各界学者纷纷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做出分析,齐泽克则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政治等角度对这些事实和见解予以回应,视角新颖,见解独特,通俗易懂。
作者简介
斯拉沃热·齐泽克(1949—),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美欧众多知名高等学府、研究机构客座教授。深受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影响,善于应用通俗文化理论,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解释拉康晦涩、抽象的理论,并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最新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在西方,齐泽克获得的巨大声誉可与爱德华·萨义德、以赛亚·伯林比肩。
季广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比较诗学。著有《思想的激流——20世纪社会思潮概论》《情感的天空——20世纪文学艺术概说》《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等学术专著,并译有多部外国理论著作,其中包括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等代表作品,多受读者好评。
精彩书评
★齐泽克发出了一种不寻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 ★他是欧洲数十年来精神分析,更确切地说是普通文化理论方面最杰出的代表。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
目录
中文版前言
引论:红墨水缺货
第一章 对实在界的激情,对表象的激情
第二章 再次挪用:奥马尔的教益
第三章 “911”后的幸福
第四章 从“笨蛋人”到“神圣人”
第五章 从“神圣人”到邻居
结语:爱的味道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有个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工人,守卫疑其偷窃。每天晚上他离开工厂时,都会若无其事地推辆独轮手推车,守卫对这辆手推车再三检查,结果毫无发现。手推车总是空空如也。后来守卫终于恍然大悟:那个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车。守卫检查手推车时,只关注内容,忽略了形式,这与分析家在考察骚乱的隐含意义时的做派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1990年发生的事件——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信号。曾经导致了极权主义灾难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不过,如果那个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我们正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迸发中,而且这种意义是清晰可辨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我们看到的抗议是零度抗议,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看到社会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家试图理解和帮助那些抗议者,就会领略其中的反讽意味。这些人不顾一切地把抗议行为转换为他们理解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骚乱提供的关键之谜。��
尽管抗议者们实际上社会地位低下,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绝对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没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捉襟见肘,在生理及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受尽压迫,但他们一直都能自我组织,并把自己转换成具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纲领。我们必须对此事实做出阐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政治的困境之中: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它自诩为“选择的社会”(society of choice),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达成民主共识方面,唯一的选择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动(acting 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义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个事实是对我们困境的严厉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那脍炙人口的“选择自由”又何用之有?��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日甚一日地体验为“无世界”(worldless)的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空间内,抗议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无意义的暴力。无论纳粹的排犹主义有多么恐怖,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它设置了一个敌人,即“犹太阴谋”,并以此描述它面临的危急情形;它制定了目标,并指出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纳粹主义是这样揭示现实的:它允许其臣民获得全球性的认知图绘,包括供其积极介入的空间。或许我们应该在此锁定资本主义的一大危险所处的方位: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也囊括了整个世界,但它支撑的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并使多数人丧失了有意义的认知图绘。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detotalizes meaning)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的层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的文明形态,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 without meaning)这个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 real of the global market mechanism)。��
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动荡局势的应对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保守派的应对,我们一猜便知:这样的恶意破坏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秩序;想进一步阻止此类骚乱的发生,需要做的不是宽容和社会救助,而是奉公守法、艰苦劳作和责任感,等等。这类解说的虚假之处,不仅在于它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令人绝望的社会情形驱使年轻人走向了暴力,而且在于(这一点或许更为重要),暴力以这种方式喷发,是对保守意识形态的秘密前提的应答。保守派在1990年代发动臭名昭著的“回复本原”运动时,它淫荡的补充物显然是由诺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t)的“永远不要羞于暴露保守派无意识中的肮脏秘密”暗示出来的:“人不仅是群居动物,还是领土动物(territorial animal),必须把满足部落制(tribalism)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的基本本能列入我们的议事日程。”这才是“回复本原”的言内之意:重新张扬潜藏于高尚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伪装之下的野蛮的“基本本能”。难道我们没有在充满暴力的抗议中遭遇同样的“基本本能”?不是卑躬屈膝的下九流阶层的“基本本能”,而是高高在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本能”?1960年代,为了解释当时流行的“性革命”——消除阻止自由性行为的传统障碍,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引入了“压制性的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一语:人的驱力是可以“去崇高化”的,是可以剥离其高尚的外壳的;但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保持其“压制性”的品格。我们如今在英国大街上看到的,不正是这种“压制性的去崇高化”吗?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沦为“天然野兽”的人,而是历史上特定的、由霸权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天然野兽”,即处于零层面(zero level)的资本主义主体。
因此,思考下列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面对骚乱,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做出了回应,相形之下,哪个回应更为糟糕?斯大林会说,它们全都糟糕透顶。关于这些暴力行为的真正危险之处,两方均提出了警告,两方的警告同样糟糕透顶。这些警告存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对骚乱做出的种族主义回应之中。预测这种回应,可谓易如反掌。绝对不应该给这种回应贴上“反动”的标签,将其一脚踢开。这种回应早已在自身“部落”活动的遮掩下发生:突然出现了区域群落(土耳其人、加勒比人、锡克教徒等)自己组织的自我防卫,他们以极快的速度,组织了民间警戒单位(vigilante units),保卫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产。在这场冲突中,我们同样应该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小店主是在保卫小资产阶级,反抗对体制的抗议(地地道道却又充满暴力的抗议)?或者,那些保卫者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反抗促使社会解体的力量?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几乎是专门以这些人为目标的。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洗劫的商店并不属于更富裕的街区:它们是某个阶层来之不易的财产的一部分,而抗议者就来自这个阶层。真正展示了这种形势的悲惨真相的是,这场冲突发生在处于两个极点的下层社会之间:一个极点在这个体制内成功地运作着,一个极点因为心灰意懒而难以为继,现在能够一展身手的,就是对自己群落的另一个极点发起攻击。因此,使骚乱得以进行下去的冲突,并非只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在最激进的层面上,冲突发生在非社会与社会之间(conflict between non-society and society),发生在将毫发无损的人和将丧失一切的人之间,发生在不承担丝毫群落风险的人与承担最高群落风险的人之间。��
但是,为什么抗议者会实施这种类型的暴力?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把这些骚乱描述为“有缺陷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行为时,已经跻身于右翼之列。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是,骚乱是消费主义的破坏行为大狂欢,是借助暴力展示出来的消费主义欲望。消费主义的欲望之所以通过暴力来展示,是因为无法以“正常”方式(购物)做到这一点。如此说来,骚乱也包含着如假包换的抗议的时刻,那就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讽性回答,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被这种意识形态狂轰滥炸:“你号召我们消费,同时又剥夺了我们以正常方式消费的可能性,那好吧,我们只能以我们仅有的方式消费!”因此,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以痛彻肌肤的方式展示意识形态的物质力量。骚乱本身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暴力性,而在于下列事实:这种暴力并非真的自我张扬,用尼采的话说,这种暴力是被动性的,而非主动性的。它是软弱无力的愤怒和绝望,却拉着无往不胜的架势。它是嫉妒,却装扮成了扬扬得意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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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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