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越劇在二十世紀的上海經曆瞭從鄉村到城市、從男班到女班的脫胎換骨。來自嵊縣的鄉下姑娘在改造越劇的過程中改變瞭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她們所演繹的梁祝、紅樓、西廂等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凝聚著女性的生命體驗、詩性想象與政治訴求,是一個時代的經典,深刻地影響瞭現代中國人之私人情感世界,形塑瞭人們的婚姻、性彆和愛情觀。追蹤這一段轟轟烈烈卻未見於經傳的曆史,作者試圖在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之語境中探尋和思考越劇之意義。
作者簡介
薑進,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性彆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史研究中心主任。
目錄
自 序/i
導 論 女性、戲麯、浪漫的都市/001
第一章 轉型:近代戲劇中性彆格局的演變/035
京劇:晚清男性戲劇文化/038
新潮:民國戲劇的女性化/043
嵊縣小歌班的故事/051
嵊縣小戲進上海/060
女班:女子越劇之濫觴/066
第二章 提升:塑造“清白”的女子新越劇/079
女戲子的清白/082
阮玲玉之死/087
1930年代越劇女演員的境遇/093
愛情劇與女子越劇的崛起/101
與新文藝青年結盟/110
打造新越劇/111
愛國、愛情與色情的主題變奏/122
第三章 越界:都市女觀眾與彌漫的公共文化/143
戲班、戲院與觀眾/146
寜紹幫的移民文化/151
女人看戲/156
看戲的經濟/158
票友與票社/164
捧場的性彆/167
過房娘體係始末/171
越劇與現代傳媒/180
第四章 崛起:政治、傳媒與女藝人的新身份/193
二戰後上海的政治與文化/196
越劇《祥林嫂》與中共地下黨/200
工會事件:政治漩渦中的女演員/209
“十姐妹”義演《山河戀》:塑造新的身份認同/215
筱丹桂事件:在公共媒體中登場/222
從無聲處走來,嚮社會宣講/234
第五章 記述:從情節劇到民族誌/239
電影《舞颱姐妹》:一部革命情節劇/245
人民共和國早期的國傢與越劇/253
宏大敘事的問題/262
“文革”風暴/268
後革命時代/273
越劇《舞颱姐妹》:生命如歌/277
在曆史中尋找自我/288
第六章 創造:陰柔美的詩與政治/297
女子越劇的詩學/300
女小生:女性塑造的理想男性/307
獨一無二的全女班/314
女性的敘述/317
再造《紅樓夢》/325
為中華塑造愛/331
第七章 結論:越劇、革命與中國近現代史/341
女性價值/346
中國革命/349
曆史分期/352
新世紀/357
附 錄/364
參考書目/367
索 引/388
後 記/405
前言/序言
女子越劇也許是中國近代唯一保存至今的單性彆舞颱藝術,其清一色女演員的舞颱呈現及其以女性為主的觀眾群使之成為20世紀中國錶演藝術中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這一看似奇特的現象卻是中國女子社會角色和地位發生變化的一個體現,絕非偶然。女子越劇又是在近代上海都市大眾文化興起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越劇在上海的成長,錶徵瞭中國女性進入都市空間、參與塑造都市公共文化的曆史性功績。本書是一部有關女子越劇的社會文化史,試圖在這一現象淡齣曆史舞颱之時追溯其原委,並將其凝固在史學記載中。
越劇從浙江鄉下的小戲,發展到以言情戲為主、深受都市觀眾青睞的大劇種,在20世紀早、中期經曆瞭蛹化蝶的升華。在十年“文革”的狂風驟雨中備受摧殘後,越劇又迎來瞭新的十年繁榮。但是,進入20世紀的最後十年,越劇也難逃整個戲麯界的命運,觀眾大批流失,昔日的輝煌不再,成為小眾文藝。如果說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大眾文化,如果說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進入瞭一個搖滾樂和功夫電影風靡的全球文化時代,那麼越劇的豐姿綽約,則代錶瞭一個過去年代的風貌。雖然越劇還不會消亡,她賴以繁華的社會曆史條件已經一去不返,她所具有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意義也在迅速地消失,被一組截然不同的當代意義所取代。那些親手培植瞭越劇之花的演員和觀眾都已進入垂垂暮年,其中許多人已經去世。傾聽並記錄她們的聲音,瞭解她們與越劇的關係以及越劇對於她們的意義,就成瞭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同時,越劇早期的一些錶演雖然已經以視聽碟片的形式保存瞭下來,但塑造瞭這些作品的曆史背景和人脈資料需要及時地搶救,否則也將消散殆盡。
時值1995年,我及時到達現場,展開瞭第一輪調研和訪談。此次訪談的對象主要是第一、第二代上海越劇女演員,體現越劇輝煌成就的代錶人物。她們大多齣生於1920年代浙東貧窮地區的農村傢庭,不識字,10歲左右進入戲班學戲謀生,不久就跟隨浙江的移民潮於1930~1940年代進入上海。在此後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她們憑藉著在舞颱上下、劇院內外的精彩錶演,把越劇打造成瞭滬上最受觀眾喜愛的劇種。這些女演員所講述的故事,不僅是越劇曆史的見證,更揭示瞭她們是如何允許各種理論參與和影響她們對越劇曆史的敘述及作為越劇人的經曆和體驗的。
我所訪談的觀眾群體則大多來自中、上階層傢庭,教育程度從小學到大學不等。這些人代錶的是越劇觀眾中最重要的部分,曾經在經濟、社會和情感等各方麵支持和參與塑造瞭越劇。她們的講述,結閤女演員們對女戲迷和女捧客的迴憶,為我們瞭解當時中上層傢庭太太小姐們的社交生活和精神世界開啓瞭一扇難得的窗口。總體來說,越劇的演員和觀眾代錶瞭20世紀中期上海女性人口中很大的一個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忽略瞭這個為數不少的人群以及她們所創造的越劇文化。這一忽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現代中國以救亡圖存、建設一個現代化富強國傢相號召的知識精英和政治領導者對大眾文化的偏見。政治及知識精英都緻力於以民族國傢話語來發動人民,都力圖把大眾文化作為教化和宣傳動員人民的工具。在他們看來,以市場為導嚮的大眾文化將俗世和個人的生活作為關注點是自私、瑣碎的,甚至是有危害的,因為它使人沉溺於私人情感而不能獻身於民族國傢的事業。大多左翼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和國民黨學者對民國時期通俗文學的各個流派均持批評態度,一律貶稱之為“鴛鴦蝴蝶派”。同樣的,在大眾演藝、娛樂方麵,近代以來的上層政治精英對其不無鄙夷,或者試圖規範和控製之,或者在規範控製的同時力圖將其改造成宣傳工具。然而,與精英的偏見相反,大眾文化從整體上並不反對建造一個現代、富強的中國,許多通俗文化作品自動將其故事置於重大曆史事件的背景下。不同在於二者關注的焦點:精英意識形態將民族國傢置於首位,視民眾為國傢的附屬品,要求人民為國傢服務;通俗作品則聚焦人民和他們在一定民族國傢狀況下的日常生活。大眾文化領域因此而有其獨立的價值和意義結構,這種結構可能與精英意識形態有所不同,但其對現代國傢的國民建設的影響力絕不亞於後者,是史學研究應該關注的重要領域。
除瞭精英對大眾文化的偏見外,女子越劇更因整個社會長期以來對女性和女性文化的偏見而進一步遭到鄙視。中國近代知識和政治精英大力倡導婦女解放,要將女性從纏足、包辦婚姻、傢庭束縛等封建傳統中解放齣來。問題是精英們自認為是女性的解放者,將婦女解放事業置於民族國傢的框架之下,要求解放瞭的女性成為服務於民族國傢的賢妻良母和好老師、好工人,甚至好戰士。正如溫迪?拉森(Wendy Larson)指齣的那樣,國共兩黨都要求革命女性為本黨的政治綱領工作,將獨立的女性運動視為狹隘的,不必要的,不能接受的,不允許知識女性有建構女性主體立場的空間。(Larson,1998)對於國共兩黨而言,那些不識字的越劇女演員和去看越劇的太太小姐是一群沉溺於愛情和傢庭的落後分子,對國傢大事一無所知,而越劇則背上瞭渲染瑣碎的情愛卻對民族國傢之命運漠不關心的黑鍋。如此,在民族國傢的名義下,傳統“厭女”痼疾暗藏在現代婦女解放話語下,將女性存在和女性文化的曆史作用一筆抹殺。然而,如果我們跳齣精英意識形態的壁壘,把立足點轉移到人民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領域,就會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這裏,如越劇這樣的大眾演藝是主流,占據著舞颱的中心,吸引和主導著民眾的思想感情,而精英意識形態在此顯得遙遠而不甚相乾。
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對大眾文化和女性文化的歧視還與一個方法論問題相關,即對文本和印刷史料的高度依賴。因為這類資料絕大多數齣自男性政治和文化精英之手,主要是精英活動和思想的記載,對這些資料的依賴就不可避免地使曆史研究偏嚮於這些資料的生産者。傳統史學一路走來,碩果纍纍。雖然我們不能僅僅因其對文字史料的依賴而否定這些成果的學術價值,但由這些成果的纍積而形成的曆史知識,會過分強調精英分子的影響,而將大眾的活動視為隻是對精英意誌被動的反應,或抵抗或追隨,從而形成具有嚴重偏頗的曆史書寫。也就是說,來自文本以外的廣大非寫作人群的聲音的匱乏可能導緻的一個後果就是將人民大眾置於精英意圖的受眾位置,抹殺瞭大眾的主體性,而“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則成瞭一句空話。同樣,中國女性的失聲使她們成瞭曆史書寫中的邊緣群體,也使有關中國婦女的女性主義研究不能真正探討女性的生活和意義世界,而隻能滿足於對男性精英利用婦女問題來建構他們各自不同的意識形態話語的揭露和批判。因此,發掘文本之外的史料,通過口述和演藝等資料來發掘邊緣人群的聲音就變得至關重要,而越劇恰好為我們提供瞭這樣的機會。
我之“發現”越劇其實是一個上海女孩童年經曆的再發現。1962年,我上小學時,母親被分配到上海越劇院擔任行政管理工作。每當有演齣而傢裏又沒人照看我的時候,母親就會帶我去戲院,把我安排在前排為她留的座位上,自己到後颱工作。我的同學和朋友對此都非常羨慕,因為當時越劇很紅火,經常是一票難求。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乾部們,也包括對安排她去越劇院工作不滿意的母親,都看不起地方戲,認為它們落後、過時,編演的都是些瑣碎、庸俗、無足輕重的愛情故事。不可避免的,我在1978年初進大學後便沉浸在民族國傢的宏大敘事中,不再關心越劇,一段童年經驗便沉澱在瞭記憶的深處。直到1990年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期間,在方興未艾的新文化史研究的熏陶下,這段童年的記憶忽被喚醒,於是將女子越劇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希望能在曆史記載中留下這些女性的聲音和功績。
1995~1996年,當我迴上海搜集論文資料時,驚奇地發現母親也喜歡上瞭越劇。退休後,她喜歡聽越劇和京劇的錄音帶,而且每天都會看電視上的戲劇頻道。我父親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新文化人,還是個“話劇迷”。雖然年輕時的他認為地方戲落後、封建,但如今觀看戲劇頻道成瞭他的愛好。在眾多的地方戲中,越劇和京劇是我父母的最愛,母親喜歡越劇甚於京劇,而父親則喜愛京劇甚於越劇,摺射齣中國戲麯中典型的性彆分野。母親甚至後悔當年沒有用心寫一部越劇劇本。父母從來沒有解釋這一轉變的個中原因,似乎對傳統戲的興趣是自然而然、無須任何解釋的。他們從安排的工作崗位上退休,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從革命和革命話語中退休。現在他們可以靜靜地享受生活,可以從任何能夠引起他們情感共鳴的藝術中找到樂趣,而不必用外在的標準去衡量自己的感受是否正確。換句話說,他們對戲麯的欣賞,並不是齣於對戲麯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的感悟。他們對我選擇越劇來做博士論文甚感疑惑,因為在他們看來,博士論文的選題應該關注曆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而不是這樣一個無足輕重的娛樂形式。雖然母親非常敬佩她在越劇院的演員同事,視她們為獨立、聰明、勤奮的女性,我訪談的很多對象也都是母親介紹的,但她仍然認為我應該選擇一個比越劇更重要的課題。
有意思的是,大多數越劇演員和觀眾似乎並不介意精英話語影響下人們對越劇的不齒,而是在她們自己創造的價值體係中、以自己的視角來做齣價值判斷。越劇言情劇毫不臉紅、永不疲倦、絕不吝嗇地將整個舞颱用作渲染愛情、人情的空間,而越劇迷們則毫不掩飾地,有時甚至是無節製地在公共場閤對自己喜愛的女演員和劇種錶達齣強烈的情感,雖遭一般人恥笑亦不顧。政治和知識精英在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框架中無法理解越劇的世界,看不到越劇的意義。要進入越劇的世界,曆史學傢就必須深入瞭解越劇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將意識形態留在門外。正如彼得?富勒(Peter Fuller)所指齣的:“勇敢地堅持對經驗的忠誠能夠在一定的情況下打破意識形態的框架。人的經驗並非完全為意識形態所決定,反而常常與之相悖,在意識形態冰山內部不斷造成斷層和裂片。”(Fuller,1980:235)因此,對越劇的實證性研究很可能會産生一個生疏而又熟悉的女性世界的圖景,將女性的經驗納入史學研究中,豐富和刷新我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
以演員和觀眾的訪談及越劇戲目的研究為基礎,輔以檔案、報紙和其他史料,本書試圖重新構建一個對於演員和觀眾充滿意義的越劇的世界。豐富的口述和演齣資料為進入越劇女性經驗與想象的世界提供瞭入口。舞颱錶演、公眾的反應、演員對自己生活和藝術的講述、觀眾有關越劇對自己影響的敘述,都是絕好的資料,極大地幫助瞭我們分析和理解我所謂的“越劇現象”——在快速成長的都市社會中女性情思公然的自我錶達。
我們通過這樣的研究路徑看到的是一個與精英史學完全不同的曆史圖景。越劇不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拙劣的玩笑,而是應新興都市社會需求而産生的重要的文化生産形式。越劇言情劇代錶的是對在迅速現代化的都市中急劇轉變著的性、性彆、傢庭關係的思考和探索,是幫助都市居民理解並學習如何應付這種變化的一種努力,因而受到女性和一般民眾的喜愛和支持,逐漸成長為在全國和華語文化圈頗具影響的大劇種。越劇《梁山伯與祝英颱》《紅樓夢》《西廂記》等經典劇目於現代中國民眾對於情愛、性彆、傢庭,以及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倫理和審美産生瞭深遠的影響。
雖然大眾文化史的目的是在曆史研究中讓邊緣化的人群發聲,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這些工作是由曆史學傢代其完成的,並不是由失聲者自己完成的;而大多數曆史學者所寫的曆史主要還是給同行看的學術書。然而,正如斯圖亞特·海爾(Stuart Hall)在論述剋羅齊時所指齣的:“如果沒有‘平行的民眾運動’把參與的民眾提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將他們的影響力擴展到專傢階層,形成……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社會團體,就不會有相應的新理論、新學派的構成。”(Hall,1980:15-47)這就是說,“邊緣群體”事實上已經在社會上發齣瞭她/他們的聲音,産生瞭影響;她/他們不需要專業曆史學傢在這方麵的幫助。但是,這些民眾和她/他們所創造的社會文化現象在書寫的曆史中沒有得到充分的錶達,而曆史學傢的任務就是把他們的故事融入更廣闊的曆史敘事中。因此,作者既沒有企圖也不能聲稱是在為創造“越劇現象”的人們代言。本書隻是將越劇人的經驗和對生活的認識載入史冊並試圖理解這些故事在中國現代曆史上之重要性的一個努力。
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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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時代,茶館、劇院等公共場所都是男人的天下,把婦女隔離在傢中幾乎被視為維護社會公共道德的核心因素。1876年齣使英國的劉锡鴻在《英軺私記》中指控大使郭嵩燾犯下嚴重叛國罪,而十大罪狀的第一條卻是大使縱容小妾學英語並去欣賞歌劇。直至20世紀初,北京等地的劇場纔逐漸接納婦女進入這類商業娛樂場地。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一書中,王笛正確地指齣,“在中國,婦女在公共場所的被接受程度,實際上是衡量社會開放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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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體育迷,我一直以為體育文化纔是普羅大眾的文化,而戲劇文化是高雅文化,從這本書裏麵,我纔知道,在民國上海原來看越劇也可以是普通市民的文化,是許多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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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印刷好,內容好!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