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日本陆军兴亡史》是一部全面描述近现代日本陆军发展历史的书籍。它全面追溯了日本陆军的起源、发展,作为实现日本的地区和全球野心的机器的影响力,以及在19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如何充当日本国家军事化的催化剂。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作者解释了饱含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战争风格是如何塑造了军队、限定了其选择空间、影响了其具体决策,以及如何使其成为征服大半个亚洲的组织的。作者同时也解释了这支军队是如何随着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思想和信念,进而,这支军队又对塑造日本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战略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影响。
作者描述了日本是如何将其巨量的国家财政收入用于现代化、职业化建设和军队训练,肇因于此,日本陆军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在政治上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创造了一套高效的学校教育体系,一套组织有序的现役和后备役力量,以及一个随时思考着应对地区威胁的专业化的军官群体,还有配备了先进武器的、训练有素的士兵队伍。
围绕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国内各军种关系等问题,作者的专业研究同时抓住了塑造日本帝国陆军的关键性人物:从强悍的地缘政治战略家山县有朋到在二战的最后岁月仍极力鼓动部队战斗至死的阿南惟几。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提出,如果一支军队将自身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那它就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
作者简介
爱德华·德瑞(Edward Drea),毕业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凯尼休斯学院,曾在日本和越南服过兵役。后经学习,在日本东京上智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的文科硕士,并又于堪萨斯大学取得了日本现代史专业的博士学位。他曾任教于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他还曾担任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研究与分析部门的主管。他的其他著作包括《麦克阿瑟的超极机密:对日密码战 1942-1945》(MacArthur’s ULTRA:Codebreaking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2-1945)和《效忠天皇:日本陆军研究文集》(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Essays 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精彩书评
★这是一本说服力极强的、不偏不倚的、可读性极强的历史著作,它不仅对我们理解战争前和战争中日本的军国主义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对我们理解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颇有助益。
——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 入江昭(Akira Iriye) ★这是一份颠覆性的研究,它以简洁有力的框架书写,必将在未来许多年成为标准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争中的日本:口述的历史》作者之一 西奥多﹒库克(Theodore F. Cook) ★德瑞把自己放在了作为现代世界中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记录者和分析者的位置。
——《太阳升起:日本海军空中力量的崛起》作者 马克﹒皮迪(Mark R. Peattie) 目录
译者序 / 1
前言 / 1
1. 维新的序幕 / 1
2. 内战与新军 / 14
3. 对付武士 / 50
4. 明治陆军 / 66
5. 进军亚洲:中日甲午战争 / 101
6. 回师大陆:日俄战争 / 141
7. 国家军事战略的制度化 / 182
8. 短期战还是总体战? / 212
9. 密谋、政变与陆军的蜕变 / 237
10. 关键之年 (1937—1941年) / 279
11. 亚洲—太平洋战争 / 326
12. 结 语 / 373
附录一 历代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总长名录?/?387
附录二 日本陆军在华司令部之变动:1937—1939年 /?392
参考文献 /?394
精彩书摘
1. 维新的序幕
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准将及其“黑船”的到来粉碎了日本自主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而幕府——也就是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将军的政府——却无力有效应付外国势力的侵入。尽管国内抗议声浪高涨,幕府还是在五年内与外强缔结了一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八个通商口岸,并设定了单边有利的关税税率,而且还建立了治外法权。但幕府的软弱却诱使它的敌人蠢蠢欲动。于是,为了收揽民心,幕府的首席参议官(译者注:即“老中”掘田正睦)打破传统做法,寻求让当时在京都的孝明天皇(Emperor Komei)批准条约。1 但天皇拒绝了这项请求。这让幕府和朝廷双方陷入分裂对立,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动乱。其间伴有各种阴谋、暴力、恐吓以及谈判。最终,幕府政权崩溃了。在那动荡喧嚣的十年间,尊皇的中低级武士阶层是推翻幕府运动的排头兵。其中很多人排外仇外,但在欧美强大的军事威力面前,无论是高傲自负的武士还是幕府官员都不得不冷静下来、接受现实。
1860年,北京惨遭英法联军蹂躏。而俄国在对马岛地区开展的考察也近在眼前。有鉴于此,幕府建立了可以生产青铜炮的兵工厂,从荷兰订购了一艘蒸汽动力战舰,并进口了数以万计的轻武器。它还从西方——主要是法国——招揽军事和技术专家,以便把自己的军队改造成近代的陆海军。2 及至1862年,幕府得以重振军力,并优先投资海军,以控制那些严重受到外国军事力量侵扰的港口和海岸。为数不多的小型护卫舰(Frigate)和巡防舰(Corvette)则控制着濑户内海的航运线,使幕府能迅速将部队移动到潜藏危机的地点。但重组后的幕府陆军则境遇欠佳,因为它是由各藩藩主挑选的武士组成的。此外,幕府还通过不得人心的强制配额来填充行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藩都不一定会把自己的精兵强将送给将军,而将军也无力随心所欲地推行军事改革。而且很多武士对新奇的西式锁步(Lock-step)训练不屑一顾,并对火器和刺刀嗤之以鼻。他们还是钟爱传统的日本刀和长枪。但他们抗拒变革的表现则首次预示着武士阶层即将失去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权。3
京都现在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里,主张“尊王攘夷”的西南长州藩尊王派和朝廷显贵谋求击败幕府的温和派官员、南方九州萨摩藩的武士以及宣扬“公武合体”的贵族。1863年1月,在激进改革派的压力下,孝明天皇命令幕府必须最迟于6月将西方蛮夷逐出日本。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外强后来并没有找幕府的麻烦,而是狠狠教训了那些主动挑衅的地方强藩。
幕府领导集团的温和派清楚西方军事技术和火枪大炮的厉害,明白自己无力抗衡,所以更希望采取一种消极抵抗政策。但6月末,在本州岛南端,长州极端分子为了执行圣令,袭击了穿行于狭窄下关海峡的外国商船,并炮击了一艘法国军舰,而且后来还伤及一艘荷兰商船。7月26日,列强的报复行动开始了。美国炮舰“怀俄明”号(Wyoming)在长州老旧大炮的射程外,击沉、击伤各一艘长州舰船,随后还摧毁了几门岸防大炮。4 数天后,法国军舰首先轰炸了长州城堡,其后又派遣一支部队登岸破坏大炮,夺取来复枪和战刀,并烧毁了附近几处房屋。这是19世纪列强典型的海外征讨行动。它让那些胆敢对抗西方权力的人认识到,如果不知悔改,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约一个月之后,正值8月中旬,英国舰队出现在九州鹿儿岛海滨,逼迫萨摩藩兑现幕府答应过的赔款,并交出一名肇事武士,因为一个英国人去年就死在这位武士的刀下。英国舰队刚到就遇到了一场台风。尽管当时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英国旗舰指挥官仍坚持开战。然而他却不经意间将舰队领到了萨摩炮台的射程内,从而为训练有素的日本炮手提供了上好的活靶子。正当英舰队在樱岛火山和鹿儿岛城之间狂风怒号的海上苦苦挣扎时,10组、总计83门萨摩岸炮突然一齐开火,造成英方66人伤亡。但鹿儿岛在英舰的还击下损失更大。相比萨摩的岸炮,英国的重炮在射程上更胜一筹,并将前者摧毁殆尽。由于当时风势强劲,英国燃烧火箭在落入城中后威力大增,焚毁了大片木质住房。5 战斗最后不分胜负,英国舰队扬帆而去,而日本武士则忙着浇水灭火。
尽管对外夷痛恨得咬牙切齿,但像长州和萨摩这样的藩国为了强化对抗幕府的军力,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演练西式大炮,并与西方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6 所以,这样看来,下面这件事就一点也不稀奇了:萨摩藩在尝到苦头后即通过英国驻日外交官雇用英国军事顾问、企图重整军队。萨摩武士很快就从他们的外国顾问那里学会了新型散兵战法而抛弃了传统集群进攻队形。萨摩的领导人们也修改了政策。1863年9月,为了操控朝政,他们一面与日本东北的会津藩武士结盟,一面让更多温和派显贵在京都复职。
面对战败,长州藩的应对措施是组建武士与平民混编的来复枪队,而队长是当时24岁的高杉晋作(Takasugi Shinsaku)。他是个攘夷极端分子,曾因纵火焚烧英国领事馆而被罚以流放。但后被召回整顿藩军。19世纪50年代晚期,高杉是尊王派领袖和思想家吉田松阴(Yoshida Shoin)的门徒,并通过他结识了其他激进的年轻武士,比如前原一诚(Maebara Issei,时年25岁)、伊藤博文(Ito Hirobumi,时年18岁)和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时年21岁)。高杉胆识过人,对激进改革事业投入了极大热情。但他纤弱的身板以及风流、酗酒的名声往往掩盖了其真实的一面。
高杉远不仅是一名雇佣军人。他机敏聪慧、精通西式兵法,而且曾哀叹世袭武士胆小怯懦、不愿为维新而战。为了表达对自身阶层的鄙夷,他曾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惊人举动——削除发髻(武士地位的象征)。到1863年中期,为了替换那些畏缩不前、踌躇不定的武士,高杉组建了由武士、农民和商贩组成的、凡是有志者均可参加的“奇兵队”(Kiheitai)。“奇兵”得名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训诫“以正合、以奇胜”,也就是说让常规部队(正兵)在正面吸引住敌人,并另派一支部队(奇兵)从其他方向出其不意地袭击对手,打他个措手不及。7 奇兵队的民兵队伍起初被当作长州武士正规军的支援力量,其士兵装备低劣、配以各式陈旧的滑膛枪和火绳枪,而其任务通常是巡视长州地区的海岸线。
长州极端派的激进主义最终惊动了朝廷。在萨摩—会津联手发动政变(译者注:即“文久政变”,发生于1863年9月30日,也就是文久三年8月18日。)后,长州分子逃离了京都。但由于拿不出对付外患的有效策略,幕府不得不继续推行安抚政策。然而,幕府对外卑躬屈膝却助长了长州藩的激进势力。1864年8月中旬,他们向京都进军以扶正天皇。但萨摩和会津的一支联合部队挡住了他们的路,于是双方在禁门(进入皇宫的数个通道之一)前爆发了战斗。
在一天的战斗中,会津武士的传统白刃格斗技巧以及萨摩的近代炮兵彻底击败了包括奇兵队在内的长州义军。轰鸣的大炮、爆炸以及纵火摧毁了京都上千栋住房。大火肆虐了三天。昔日住所化为焦土,河岸边则挤满了难民。他们背负着任何可以携带的财物离开家园。16名长州军头目及其副手在首都郊外自杀。那些激进的朝廷显贵们慌忙从京都出逃,而朝廷则命令幕府将军讨伐长州。
9月4日,长州再遭败绩。一支联军舰队(英、法、美、荷)开进了下关海峡。它包括18艘战舰,载有逾5000士兵和近300门火炮。在次日的浓雾中,舰队不经意间驶入了奇兵队炮台的射程范围。一位名叫山县有朋的年轻武士点火开炮,击伤了联军旗舰。舰队也立刻开火还击。中午时分,约2000人的西方军队成功登陆并驱散了长州守军。接下来的两天里,外国军队夺取了所有岸防阵地,破坏了大炮并将剩余弹药倾倒入海。在被攻占的炮台上摄影留念后,登陆部队把那些刀剑、盔甲以及武士头盔当作战利品一并带走了。8
同时,幕府将军得到了天皇下达的讨逆命令,于1864年下半年发动了第一场长州征伐战。但实际上根本没发生旷日持久的战斗。单单15万讨伐联军压倒性的声威就足以让长州藩赶走了那些名誉扫地且孤立无援的激进尊王派。幕府将军后来把保守派官僚安插进来填补空缺。在处分了那些怂恿尊王派的长州高官并执行了其他惩罚措施后,将军最终于1865年1月中旬解散了讨逆军。
长州的青年改革人士在被驱离京都后总结认为,禁门前的失败并非“奇兵队”的理念有误,而是因为武器不如人。他们严正抵制长州新藩府解散奇兵队的计划,并指责温和派领导人不仅压制了激进派的改革事业,还竟然屈从于幕府羞辱性的要求。他们还看不起那些固守传统战法的武士,并鼓励建立更多平民与武士混编、使用西式战术和武器的志愿军队。
正当尊王派的事业止步不前时,高杉扩充了奇兵队的农民民兵和来复枪队,并用秘密运抵长州的近代兵器武装他们。这些武器是由萨摩代理人从上海的英国军火商那里购得的。高杉厉行军纪。通过处决反对者和脱逃者,奇兵队得到了整肃。长州还有另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长州军事改革家,名叫大村益次郎(Omura Masujiro),他用西式近代散兵战术来训练奇兵队的来复枪队。大村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战术家。他利用荷兰军事手册的译本为奇兵队发展了一套游击战的战术理论。由此,奇兵队就可以支援常规部队的作战。9 1865年初,高杉的奇兵队突袭了下关的藩地首府,从而使长州陷入了内战。
武士和平民混编的奇兵队在运用新式武器方面展示了极高的战术技巧,因此很快就成了革新的武装先锋。及至1865年3月,高杉已控制了下关地区,并击退了前来讨伐的政府军。他随后还赶走了站在幕府一边的长州保守人士。正当此时,他却因感染了肺结核而一病不起,最终逝于1867年。由于高杉的体质每况愈下,长州藩遂任命大村益次郎来重整军队。大村精通军事,而且他没那么排外,在思想意识上更倾向于“尊王”。这一点使他深受长州新领导层的赏识,因为当时藩府正试图以更温和的姿态与朝廷和幕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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