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以“美到极点,都有些凄凉”的小说赢得了章诒和的称赞。小说入选“20世纪华文小说100强”。
★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正如章诒和所说:“他所有的东西,从文字表达看,很多意识流等东西一看就是中国的东西,现实感与历史性兼具,这里面他的独特性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的。”
★夏志清说:“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过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白先勇精选集》精选白先勇长篇代表作《孽子》及中短篇代表作《谪仙记》《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等。
内容简介
“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白先勇精选集》收入白先勇长篇代表作《孽子》及中短篇代表作《谪仙记》《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等。
《孽子》是白先勇的长篇小说,除描写父子亲情外,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有不避讳的描写。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谈论。
《台北人》是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台北土生土长的,而是随着国民党政府迁台的。他们拥有许多特殊的“过往”,这使他们在台湾的“新生活”的诸多不适应中时时缅怀曾经的身分、荣耀、排场、爱情,全书弥漫着氤氲的“文化乡愁”。本书所选《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系列的首篇。《游园惊梦》也与《永远的尹雪艳》有着相同的气质。
《纽约客》是白先勇以留美期间的亲身体验和切身感受为基础创作的一个小说系列,留学生群体是这个系列的主要描写对象,作品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感受,有身处异乡的疏离和惆怅情绪,也有接受和感触西方文化的心理反射。本书所选《谪仙记》是《纽约客》首篇。
作者简介
白先勇(1937—),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生于广西桂林,童年时代随父母辗转各地;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迁居台湾。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在大学期间,与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196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白先勇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并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
精彩书评
★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台湾不少比他享誉更隆、创作更丰的小说家,很惭愧我都没有机会详读,假如他们的“才”比白先勇更高,“质”更精,我当然会更高兴,为中国文坛庆幸。但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我倒读了不少,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过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夏志清
★白先勇小说里的文字,很显露出他的才华。他的白话,恐怕中国作家没有两三个能和他比的。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中短篇小说类型而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是精彩杰出的一个创作品。
——欧阳子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蔓延开来,贯穿下去。
——章诒和
目录
为逝去的“情”与“美”造像 刘俊
中短篇小说
玉卿嫂
谪仙记
永远的尹雪艳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游园惊梦
长篇小说
孽子
创作要目
(本书目由刘俊选定)
精彩书摘
大概玉卿嫂确实长得太好了些,来到我们家里不上几天就出了许多故事。自从她跨进了我家大门,我们屋里那群斋狠了的男光棍佣人们,竟如同苍蝇见了血,玉卿嫂一走过他们跟前,个个的眼睛瞪得牛那么大,张着嘴,口水都快流出了似的。胖子大娘骂他们像狗舔屎一样,好馋。这伙人一背过脸,就叽叽喳喳,不知在闹些什么鬼。我只是听不见罢咧,要是给我捉到了他们在嚼嘴混说我们玉卿嫂我可就要他们好看!
有一晚吃了饭,我去找门房瞎子老袁,要爬到他肩上骑马嘟嘟,到我们花园去采玉兰。我们花园好大,绕一圈要走老半天,我最喜欢骑在老袁肩上爬到树上去摘花了。其实老袁这个人样样都好,就是太爱看女人,胖子大娘讲他害火眼准是瞧女人瞧出来的。我走到大门口,看见他房里挤了好些人在聊天,湖南骡子老曾,厨房里打杂的小王,还有菜园里浇粪的秦麻子,一群人交头接耳不知在编派谁,我心里很不受用,忙垫了脚走到窗户底下,竖起耳朵用力听。
“妈那巴子!老子今天早晨看见玉卿嫂在晾衣服,一双奶子鼓起那么高,把老子火都勾了上来了。呸!有这么俏的婊子,和她睡一夜,死都愿了。”讲话的是小王,这个人顶下作,上次把我们家里一个丫头睡起了肚子,我妈气得把他撵了出去,他老子跑来跪倒死求活求,我妈才算了。
“你呀,算了罢,舔人家的洗脚水还攀不上呢。”老曾和小王是死对头,一讲话就要顶火的。
“罢、罢、罢,”老袁摇手插嘴道,“这几天,你送小少爷回来,怎么一径赶着要替小少爷提书包上楼呢?还不是想去闻闻骚?”讲得他们都笑起来了,老曾气得咿呀唔呀的,塞得一嘴巴湖南话,说也说不清楚。
秦麻子忙指着老袁道:“你莫在这里装好了,昨天玉卿嫂替太太买柿子回来,我明明瞧见你忙着狗颠屁股似的去接她的篮子,可不知又安着什么心!”
几个七嘴八舌,愈讲愈难听,我气得一脚踢开了门,叉起腰恨恨地骂道:
“喂!你们再敢多说一句,我马上就去告诉玉卿嫂去,看她饶不饶得过你们。”
哪晓得小王却涎着脸笑嘻嘻地向我央道:“我的好少爷,别的你千万莫跟她说,你只问她我小王要和她睡觉,她肯不肯。”
那几个鬼东西哄然笑了起来,我让他们笑呆了,迟疑了好一会儿,连忙回头跑到楼上找到玉卿嫂,气喘喘地跟她讲:“他们都在说你坏话,小王讲他要和你睡觉呢!你还不快点去打他的嘴。”
玉卿嫂红了脸笑着说:“这起混账男人哪有什么好话说,快别理他们,只装听不见算了。”
我不依,要逼着她去找他们算账,玉卿嫂说她是新来的,自然要落得他们嚼些牙巴,现在当作一件正经事闹开来,太太晓得不是要说她不识数了?
可是第二天就有事情来了。姑婆请我妈去看如意珠的《昭君和番》,屋里头的人乘机溜了一半,那晚我留在房中拼命背书,生怕又挨老师罚。
“嘀嗒嘀,
嘀嗒嘀,
钟摆往来不停息,
不停息,
不停息,
——”
我的头都背大了,还塞不进去,气得把书一丢,一回头,却看到玉卿嫂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头发乱了,掉了一绺下来,把耳坠都遮住了,她喘得好厉害,胸脯一起一伏的。我忙问她怎么回事,她喘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问她是不是小王欺负她了,她点了一点头,我气得忙道:
“你莫怕,我等我妈回来马上就讲出来,怕不撵他出去呢!”玉卿嫂忙抓住,再三求我不要告诉我妈,她说: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少爷千万别闹出来,反倒让别人讲我轻狂,那个死鬼吃了我的苦头,谅他下次再也不敢了。”
第二天,我看见小王眼皮肿得像核桃那么大,青青的一块,他说是屙尿跌青的,听得我直抿着嘴巴笑。
……
前言/序言
为逝去的“情”与“美”造像
刘俊
白先勇,广西桂林人。1937年7月生于广西南宁,其时正逢“七七事变”。其父为北伐、抗日名将白崇禧。抗战爆发,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先勇与其他兄弟姐妹随母亲马佩璋留在家乡。由于战争频仍,白先勇曾在桂林、重庆、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接受小学教育,中学先就读于香港的一个教会学校,后进入台北的建国中学。
1956年,白先勇高中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成功大学水利系,1957年因“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加上在书店看到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于是决定改考台湾大学外文系。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与李欧梵、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同班。1958年在老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1960年与同班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该杂志于1973年暂时停刊,1977年复刊,1984年终刊。六七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在推动和深化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方面对台湾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3年大学毕业后,白先勇入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硕士学位。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任教,先后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白先勇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长篇小说《孽子》;散文/文论集《蓦然回首》《明星咖啡馆》《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电影/话剧剧本《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游园惊梦》等。此外,白先勇还编著有数种与昆曲相关的作品《白先勇说昆曲》《姹紫嫣红牡丹亭》《牡丹还魂》等。200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文集》五卷。1999年白先勇的《台北人》名列三十本“台湾文学经典”小说类的首位。同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台北人》名列第七。
……
从总体上看,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散文创作则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戏剧、戏曲的创作有两个时期比较突出,电影剧本的创作则因应着电影制作的要求进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本文重点介绍白先勇的小说、散文创作,兼及他的戏剧、戏曲创作(制作)。
白先勇小说创作的五大阶段主要为:第一阶段——1958至1962年,为出国前的小说创作;第二阶段——1964至1965年,为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第三阶段——1965至1971年,为《台北人》小说集的创作期;第四阶段——1971至1977年,为长篇小说《孽子》的创作期;第五阶段——1979至今,为后期创作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的小说有:《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这些作品大都描写“情感”的世界,这无疑与创作这些小说时的白先勇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大学生有关——年轻人总是更多地与“情感”的话题联系在一起。不过,在白先勇的这些小说中,情感总是残缺的,人在情感的世界中似乎总是遭遇失败:《金大奶奶》中的金大奶奶爱金大,金大却不爱她;《闷雷》中的福生嫂最后是自己关上了和刘英之间“爱”的大门;《玉卿嫂》中玉卿嫂对庆生那份强烈的爱得到的却是背叛;《黑虹》中的耿素棠真正的“爱”只属于过去;《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和姐姐是如此的相爱,但对于深爱的人却必须用欺骗的方式把她送进医院的精神科;甚至在得到了“爱”的《那晚的月光》中,得到的“爱”也变了质。至于《月梦》《青春》《藏在裤袋里的手》《寂寞的十七岁》等涉及特殊情感心理(《藏在裤袋里的手》)和性向形态(含有同性恋情感的《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其“爱”的结果也无一不是以悲剧收场。年轻的白先勇在这一时期虽然写的是青年人热衷的情感领域,但他在其中隐含的意味却相当沉重:他是在以残缺的爱为视阈,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在情感领域的表现。
第二阶段包括的小说有:《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谪仙记》等。此时白先勇已来到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进行创作研究。出国对于白先勇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国外的人生经验和人生感受也与以往显著不同,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白先勇创作的主题转向了对文化冲突和生命放逐的书写。《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从他的名字中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之间无所归依的被放逐的中国人,他的“死亡”几乎是一种必然(因为他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魂”了)。其他几篇或写一个追求艺术的姐姐到美国后却变成了一个“物质女郎”(《上摩天楼去》),或写一个试图坚守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甚至在自己的家庭中都无法“坚守”的悲哀(《安乐乡的一日》),或写受到现代西方观念“洗礼”的女性使富有传统文化精神的男性险遭“灭顶之灾”(《火岛之行》),或写身在国外因遭历史、家庭变故而失魂落魄、自我放纵的“流浪”的中国人——李彤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女性“吴汉魂”(《谪仙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中国人在海外(美国)的人生图景和精神世界,体现了白先勇对于中西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以及对20世纪中国人在海外的悲剧人生的深切同情。由于在国外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名著,并在“作家工作坊”受到了系统的写作训练,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小说创作相对于早期创作,在艺术上有了质的飞跃——更理性更节制,更懂得情绪控制和节奏把握,更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第三阶段的小说后来基本上都收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包括《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岁除》《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思旧赋》《梁父吟》《孤恋花》《花桥荣记》《秋思》《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游园惊梦》《冬夜》《国葬》等。初到美国的文化“震撼”逐渐平复之后,积淀在白先勇心灵深处的个人和家族记忆开始涌动——而他的个人和家族记忆是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密切相关的,于是,经由个人、家族的生活见闻和历史记忆,书写那个时代的沧桑流变和置身动荡年代的人物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台北人》的核心内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北人》中的人物,上到将军、将军夫人,下到士兵、妓女,不论他们的身份有多大的区别、地位有多大的差距,却都在历史洪流的作弄下,难逃“失败”的命运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是在通过这些人物向我们昭示:他们虽然属于那个时代,可他们的意义却并不只限于他们所属的时代,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具有着一种寓言性和象征性——他们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说到底是人类在“时间”和“命运”双重作用下的一种宿命。
第四阶段是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一部描写同性恋者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小说。小说以四位年轻的同性恋者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辐射出同性恋社会的各个侧面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由排斥到同情再到接纳的过程。李青、小玉、老鼠、吴敏由于是同性恋者,遭到家庭和社会的放逐——“父亲”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是家庭和社会的象征。于是,李青等人(包括傅卫、龙子、阿凤)或不被“父亲”理解、谅解而遭“父亲”驱逐,或没有“父亲”,在被家庭和社会(以“父亲”为代表)放逐之后,他们开始了“寻父”——也是寻求社会的理解——的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傅老爷子的出现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理解和接受。小说通过为傅老爷子送葬这一情节,让李青等人完成了从“孽子”向“人子”的回归,表明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最终接纳。白先勇在《孽子》中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同性恋者形象,意在向世人表明“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既贯穿着道德反思,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第五阶段的小说创作包括《夜曲》《骨灰》《DannyBoy》《TeaforTwo》等。这一时期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向两个方向拓展、深化。相对于在此之前小说创作对中国大陆的涉及只限于1949年之前,《夜曲》和《骨灰》描写的范围则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DannyBoy》和《TeaforTwo》以极为敏感的领域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的人生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篇小说是对《孽子》的深化,它将隐含在《孽子》中的“同性恋者也是人”这一思想推广到“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也是人”,小说对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病中岁月的艰辛以及彼此的互助、扶持进行了艺术的描绘,也对社会予以他们的理解、同情和关爱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作为白先勇后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这些作品在主题上有所拓展、深化,在艺术手法上则保持了他一贯的圆熟、精致并有所发展。
……白先勇对20世纪华文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传统”和“现代”的几近完美的融合。20世纪的华文文学,几乎是宿命地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考验着20世纪华文文学中的每一位作家。从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中我们看到,白先勇成功地回应了这个时代的文学对作家提出的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当成功的契合点。白先勇的小说在最外在的阅读层次上给人的感觉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他的大多数小说中,有人物,有情节,有发展,有结局,语言明白晓畅,非常符合华人传统的审美心理和阅读习惯。然而,在这个表面的阅读层的背后,白先勇的小说又极具“现代主义”色彩:从大胆叛逆的精神气质的流露,到观念上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和表达;从对一些惊世骇俗题材的一再涉及(如同性恋),到意识流手法的“中国化”运用……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白先勇小说的“现代”特征。在白先勇的笔下,其文学世界是在“传统”的外壳下潜隐着“现代”的内核,“传统”是其根基,“现代”是其精髓。“现代”被融入“传统”,以“传统”表现着“现代”。在20世纪的华文作家中,能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得如此圆融的,白先勇应当说是典范之一。
(2)塑造了一群唯有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才会出现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早期《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金大奶奶、玉卿嫂、杨云峰,还是后来《台北人》中的尹雪艳、朱青、金大班、钱夫人、娟娟、赖鸣升、余嵌磊,更不用说《孽子》中的李青、小玉、阿凤、王夔龙,这些人物虽然地位不同,身份各异(有军人有贵妇人,有学者名流有普通中学生,有妓女有同性恋者),但在穿越两个世界(或是生死之间,或是爱恨之间,或是大陆台湾之间,或是世俗社会和同性恋世界之间)、难以忘怀过去、敢爱敢恨、充满沧桑感、颇具神秘性等方面,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在20世纪的华文文学中,如此专注和执着地表现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并通过他们展现人性中的某些“原罪”“原欲”,以及人生中的诸多“不可测因素”乃至“宿命”,比白先勇更用心的作家,应该不多。
(3)具有强烈而又深厚的“历史感”。中国文学历来有着青睐“历史”的传统,文学中对“历史”的涉及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为对历史的直接代入,一为在作品中灌注进历史感。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历史”不仅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海外著名学者夏志清教授就认为“《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更体现为作者的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在白先勇的笔下,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下层百姓,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些“历史中人”都生活在现实环境和历史回忆的错位之中——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他们的这种处境的深刻揭示,流露出他对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似状态的轮回、对人在历史面前的渺小,以及对历史给人留下的沧桑感的洞察、体认、自觉和感慨。
(4)自成一格的语言形态。20世纪华文白话新文学的语言相对于传统文学语言无疑是个质的改变——从以文言为正宗转而为以白话为主体。这种转变是突进式的,然而在确立了白话的正宗地位之后,现代白话文学的语言迈向成熟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早期胡适的平白、鲁迅的艰深,到30年代老舍的密实、沈从文的稚拙,再到40年代张爱玲的玲珑、钱钟书的机巧,白话文学的语言自身其实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白先勇的出现应当说在语言上给现代白话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姿态和气象:它既糅合了传统白话的精髓(以《红楼梦》为代表),又融铸进现代白话的成果(鲁迅的简洁、郁达夫的流畅、吴组缃的清朗);既蕴涵了传统诗词的节奏和神韵,也吸纳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因此,白先勇的语言是在平实中富有变化,在晓畅中内蕴节奏,既雍容典雅,又平易近人,看似柔弱含蓄,实则内含劲道,寓浓情于淡笔,含悲悯于笔端,不温不躁,不疾不徐。与前辈作家相比,白先勇的语言比胡适典雅,比鲁迅顺畅,比沈从文精致,不像张爱玲那么冷辣,也没有钱钟书那么刻薄。白先勇的语言,是一种圆熟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现代白话语言,是一种从容大气、饱满而又细致的现代白话语言。
因此,如果要问白先勇为20世纪的华文文学提供了什么,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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