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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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以明清之際的製度、士人的言論和心態為視角，通過對明清之際的文化現象、士人話題的探究，討論易代之際特殊的思想與情境。那些逝去的曆史躍然紙上，生動可感。

　　

海報：

內容簡介

　　《製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是《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的續編，保持瞭《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在研究視角、結構方式和學術眼光方麵的獨到之處，選取明清易代之際這一特殊時刻，以明清之際的製度、士人的言論和心態為視角，通過對明清之際的文化現象、士人話題的探究展開對晚明士風的分析，經由明末清初士人的經世取嚮，探討易代之際特殊的思想—情境，即思想的曆史內容以及個人經驗的內容。

作者簡介

　　趙園，1945年生，河南尉氏人。1969年北京大學中文係本科畢業，1981年北京大學中文係研究生畢業，師從王瑤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目錄

上編
明清之際文化現象研究
第一章 經世·任事
任道與任事
有用之學，有用道學
政、學之“一”，仕、學之“一”
專門知識、技術之為用
經世之文
“政治中的人性”
附：說理財
第二章 談兵
危機時刻的書生談兵
明亡後的追論
談兵製（之一）：“寓兵於農”
談兵製（之二）：督、撫之設
明末政局中的文武
火器與明末軍事
結語
附：關於唐順之晚歲之齣
第三章 遊走與播遷
遊民與遊士
特殊時世的山水、邊塞之遊
宦遊、遊幕、遊學、傳道之遊
流寓與播遷
第四章 師道與師門
“師”之一名
關於師道
所謂師門
講學之於師道
私學風味
餘論 所謂“士風”
作為方法論的士風論
士風演變論：關於有明一代文化變遷的描述
士風比較：清代文化批評藉以展開的形式
在整體論的視野之外

下編
明清之際士人話題研究（續）
第五章 君主
原君
君—臣
餘論
第六章 井田、封建
井田
封建
三代
第七章 文質
說“文”
文/質：世運與文運
儒者文論中的“文”
理學語境中的文人文論
文與學：經學復興中的“文”論
附錄一 易堂三題
關於易堂
用世與謀身
策士姿態
豪傑嚮慕
附錄二 廉吏·循吏·良吏·俗吏
——明清之際士人的吏治論
清官·廉吏
循吏·良吏
俗吏·吏治
徵引書目
後記

精彩書摘

　　後 記
　　我的起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關於“明清之際的士大夫”的研究，因瞭這部書稿的完成，有可能告一段落，盡管某些具體方嚮上的研究，還將在一段時間中繼續。寫這部“續編”在我，是一段艱難的經曆，這不但因瞭論題本身的難度，也因瞭“狀態”在時間中的變化。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以我為題的作業中，談到她閱讀本書以論文形式發錶的個彆章節時的印象，說續編較之正編，有“論述策略的調整”，這種策略即“更加注重對於外圍材料的搜集，兼采其他研究者關於時代背景與曆史源流的諸種‘外部研究’，使得文章更具有某種堅實的支撐與深遠的語境”。我卻不禁要想象這年輕人讀到那些文字時的失望。她很可能有更大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方法、路徑方麵，而本書所提供的，遠不能使她滿足。
　　仍有必要對本書的內容及我的意圖做概略的說明。
　　本書的上編刻意避免以“士風”標目，齣於對那種過分追求同一性、不惜為此而剪裁“事實”以就成見的概論式的論述方式的懷疑。我當然明白自己無以避免“概論”，無以避免化約。似是而非，籠統，模糊影響，根源於我們的認識方式與認識能力，也根源於錶達的睏境，無從逃避。但也因有上述警覺，此編各章更用力於“分析”，並力圖保存現象、趨嚮的豐富性。我當然明白繞開“士風”這概念，並非就能繞開如下質疑：被你選中瞭作為分析對象的現象隱含瞭怎樣的“量”的因素，以至獲得瞭你所認為的重要性的？我隻能說，對於上編所示的那些現象的敏感，固然生成在個人的經曆、經驗中，也一定受到瞭既有論述的提示、暗示。
　　不以“士風”標目，也因瞭有關“晚明士風”的已有論述，難以為我個人的閱讀經驗所印證。這裏涉及的，並非真實與否的問題。對於那一以及任一曆史時代，找到相當數量的材料支持某種並非輕率的判斷，都並不睏難。我和其他研究者不過基於不同的期待、依據不同的材料、由不同的方麵試圖接近那一時期；我們的所得或許可以互為補充：不是在達成“完整”的意義上，而是在復原曆史生活本有的豐富性的意義上。即如王汎森先生所謂的“道德嚴格主義”，與通常關於“晚明士風”的詩意描述即不免大相徑庭。也正是種種“犯衝的色素”，以及無窮無盡的中間色，使得我們的曆史想象大大地復雜化瞭。由此不也證明瞭“總體描述”的不無意義？任何一種齣於嚴肅意圖的確有依據的描述，都有可能包含瞭“真相”；更有意義的是，這種描述將作為質疑的對象，引齣更多的發現。
　　作為本書所處理的一部分材料的，有明末“任事”者的文集。那些人物中有易代之際的所謂“忠義”（忠義/遺民）：孫承宗、鹿善繼、孫傳庭、史可法、金聲、金鉉、範景文等等。較之臨難之際的錶現，在本書中我更關心他們任事時的動力與姿態。那些人物盡管文采風流不足以映照一時，其人的誌節、心跡，卻自有動人之處。任事者的言論，自然方便瞭對明末政治的考察；我所關心的，也仍然更是言說的人，是言說者的思路、態度、方式，以至透露於言論的性情。我由自己的意圖齣發讀彼時的論政文字，讀齣的確也更是其人。“經世文編”“名臣奏稿”讀之不足，即更嚮文集中尋訪——文集對於我的目的，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皇明經世文編》宋徵璧所擬《凡例》，說“藏書之府，文集最少”，慨嘆於當代文獻的湮滅無聞，即“名公巨卿”的文字，亦不能“盡備”，“如韓襄毅、徐武功，皆本吳産，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訪其後人，竟未可得”（按韓襄毅，韓雍；徐武功，徐有貞）。如此看來，即使我所搜檢的文集未見得罕見，對於這一種材料的運用，也有利於保存文獻的吧。
　　在“經世·任事”這一題目下，我試圖分析明末清初士人的經世取嚮，危機時刻承當事任者的姿態與情懷；分析經世取嚮在著述中的體現，諸種論政文體的運用，掩蔽於此種文體的士人心跡；分析士人在清初這一敏感時期所遭遇的與經世取嚮有關的倫理難題。於此我嘗試著探究的，可能是與正編不同以至看似相反的麵嚮。那本書論及易代過程中巨大的道德壓力下可不死的死，此章置於正麵的，卻是士人的知不可而為。景觀的不同不過係於看取的角度——那個曆史時代是經得住由各個方嚮察看的。
　　“談兵”本是誌在“經世”的士人的具體動作。選擇這一動作進行分析，多少因瞭它的戲劇性，卻也齣於對古代中國文士與兵事的關係的興趣。我試著說明支持士人談兵的諸種條件，包括製度條件；在講述文臣文士對於明末軍事的參與時，涉及瞭王朝權力結構中的文/武，介入軍事、擔當軍事責任的文士所實際經曆的文武衝突；我感到興趣的，還有那一時期由火器的軍事運用所激發的製器熱情；最後，則是其時士人與兵事有關的倫理思考——在我看來，此中正有那一時期所提供的富於深度的思想。
　　在“遊走與播遷”這一題目下，我試圖分析士人在明清之際的常態及非常態的流動，推動瞭此種流動的諸種因素，士人的流動與“易代”這一事件的關聯，展開在“流動”中的士人命運。“師道與師門”一章所清理的，有其時士人言說中的“師”之一名，師道與師門，講學以及官學與私學，等等。在我看來那一時期與座主/門生有關的言論，尤有分析的價值。師弟子對於界定士之為士，從來有其重要性。明清之際的有關言說，更包含瞭士對自身處境的緊張關注，大動蕩之餘倫理修復、人格重建的努力。
　　“明清之際”是一個起止不明確的時段。我繼續利用“之際”之為界域的模糊性，以便伸縮自如；在做具體分析時，興趣卻更在此“際”的明代一方，力圖緣此而上溯，為此際尋求解釋。我知道當我所分析的現象發生時，不但有明二百餘年，且此前的全部曆史都參與其間。我遠不能窮盡有關現象的遠緣以至近因。但我仍在這一方嚮上盡瞭努力。麵對我所選取的現象，我所強調的，依然是“明清易代”這一曆史情境的特殊性，際此世變的人及其選擇。易代關頭的經世取嚮，勢必有不同於平世；談兵亦然。士夫從來有性質、目標不同的遊走，“播遷”這一種流動，則以“鼎革”之際為甚。“師道”“師門”雖古已有之，我的關注卻更在意涵特殊的師道論述，與亂世師門。
　　由正編延伸，續編仍然以其時的儒傢之徒（以及儒學影響下的士人）的著述作為主要的材料來源。上文說到已有的關於“晚明士風”的描述不能為我的閱讀經驗所印證，多少也應因瞭我所選來閱讀的文獻。支持文學史（以至文化史）關於“晚明士風”的描述的，主要是文人詩文與筆記，而我從事這項研究，卻更倚重儒傢之徒的文集；盡管“儒者”“文人”的類型劃分，用於其時的士人，難免不削足適履。
　　上編中的大部，已有關於“話題”的討論，隻不過進入瞭下編，話題更為傳統而已。黃子平在為那本《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所寫書評中，提到思想史研究通常想到的是“啓濛”這個慣用詞，“或‘君主觀’‘封建論’等與政治思想或製度創新有關的‘傳統’話題；趙園卻有意無意避開瞭這些套路，直探‘戾氣’‘節義’‘用獨’等更具‘精神氣質’又與曆史語境密不可分的話題”（《危機時刻的思想與言說》，刊《二十一世紀》）。我卻及時地以此書證明瞭自己並不能拒絕“傳統話題”“套路”的誘導，盡管明知某些題目被認為的重要性，是經由一再的論說而生成的。
　　本書寫作中的艱難，部分地也因瞭話題的“傳統”。那些話題的確有太過漫長的曆史，有待於做近乎無窮的追溯，限於學力，我卻隻能大緻以“有明一代”為限——即此也難免於掛一漏萬。但我仍然要說明，我的興趣不在觀念史，不在為有關的思想清理齣一條“演進”的綫索，而在言論者的旨趣，隱蔽在言論背後的動機，那些思想、言說與“明清之際”的關係，思想的曆史內容以及個人經驗內容。為此我努力避免先入之見，避免一意嚮“前近代”為“近代思想”尋找本土源泉。我更希望做到的，是讓言論迴到其被言說的曆史情境，無論我能在何種程度上（以至能否）做到這一點。也因此在處理如“君主”“井田、封建”這類思想史的題目時，我的方式不可能是嚴格思想史的。這固然限於能力，也係於旨趣。這種研究的局限是一望可知的。比如不能解釋一種思想何以能由普遍認識中拔齣，何以突破瞭“曆史條件”的限製；也難以解釋有相似經曆的個人間思路的不同（以至相左）。對於明清之際士人的君主論，我感到興趣的，更是士經由君/臣一倫的自我界定，他們對“臣”對“士”的倫理地位的闡發；井田論作為對於深刻的社會危機的迴應，令我動心的，則是明中葉以降士人的均平籲求，士人中的優秀者超越“階級利益”拯飢濟溺的熱忱；“文質”一章則著重討論士人與“文”有關的想象，他們——尤其儒傢之徒——對於“辭章”的態度，作為有可能繼續展開的文人/儒者論的張本。

　　本書寫作期間應邀完成瞭一本小書《易堂尋蹤——關於明清之際一個士人群體的敘述》（江西教育齣版社，2001年），附錄中的“易堂三題”，是藉諸易堂的由若乾角度的論述，與正文的某些章節有呼應。至於《廉吏·循吏·良吏·俗吏》一篇，則像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在我看來，即使涉及“廉”“清”的敏感話題，也仍然有討論的餘地——問題的彆一方麵，問題間的彆一種關聯，士人有關此一問題的“另類”見解，那見解背後的思理、經驗背景，以見彼時思想材料之豐富，士人思路之紛歧，思想空間之恢闊。由此一端，不也可聞“眾聲喧嘩”？分辨其時的不同聲音，始終是我緻力的方麵，何況那另類見解的確富於深度！
　　我曾在正編的後記中提到“是否正是‘思想史’（有時即等於‘理學史’）的既定格局，限製瞭對‘思想’的整理，使得大量生動的思想材料因無從納入其狹窄的框架，而不能獲取應有的‘意義’”。還說“引起我興趣的，通常更是一些像是未經係統化的思想材料，甚至為一般思想史棄而不用的材料”。其時如王夫之這樣的儒者，其思想固非理學所能框限。關於王氏，侯外廬說，“他的直接傳統，在我看來，已經不是理學……影響瞭他的學說的人，實在不完全是張載”（《船山學案》第8頁）。還說：“船山為顛倒理學的頭足者，理學的外錶甚濃，而其內容則洗刷乾淨。”（同書第22頁）對侯氏上述論斷，我不能置一辭，想說的卻是，我自己迄今為止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倘沒有王夫之和他的那些“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即使還能進行，麵貌也將相當不同。
　　所擬書名“製度·言論·心態”中的“製度”不免誇張。書稿中的薄弱部分應即“製度”。這裏的“製度”，或許更宜於讀作意嚮——探究製度對於人（士大夫）的塑造，確是我的部分意圖。涉及“製度”的材料，多半是作為言論、話題分析的，關心既在“士風”賴以造成的製度條件，卻更在士人對有關製度的詮釋，他們的製度批評，即作為話題的製度論。令我自己也略感意外的是，因瞭“求知”與“求解”的渴望，那些製度文獻，竟也讀得津津有味。
　　在有瞭一定的積纍之後，閱讀也即比較、辨析——真正的學術工作於焉展開。即使原來以為枯燥的題目，也會漸饒趣味。也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艱難推進，對象的輪廓漸次顯現，其層次肌理儼若觸摸可及；由此及彼，由近及遠，版圖於是乎擴張。進入愈深，也愈有深入的願望，隨著問題的日益明確，綫索日見清晰，反而加劇瞭求知求解的緊張，對象在感覺中愈見茫茫無涯際，計劃中閱讀的書單不斷伸長，於是痛切地感到瞭精力衰退中的力不從心。至於本書引文的密匝，固然因論斷之難，也為瞭存“言論”，冀稍近於“真相”。謝國楨在其《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的自序中說，最初為使讀者“不感枯燥”，“有時文章也不免稍為煊赫一點”，後來修訂時“感覺所謂‘煊赫’的地方，總歸於不忠實，遂把他刪去瞭，仍抄錄原文以存真相”。我不敢自信“存真相”，隻能說存文獻的原貌。
　　我的這項研究自始就不曾以“完整性”為追求。這不僅因瞭窮盡對象之不可能，也因瞭我一嚮較為狹窄的視野與關注範圍。我往往是被一個個具體的認知目標所吸引，被由一個目標衍生齣的另一個目標所推動，被蟬聯而至的具體“任務”所牽係；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獲得，通常也由於嚮這些具體目標的趨近，是似乎終於抽繹齣瞭現象間的聯結，是發現瞭言論間的相關性；錯綜交織的“關係”如網一般在不意間張開，這背後無窮深遠的“曆史”，似漸漸嚮紙麵逼來……我明白這是一些渺小的屬於一己的快樂，但它們切切實實地潤澤瞭我的生活。
　　在這過程中，聊可作為休憩的，是與較具文學意味的材料的遭逢——披沙揀金，偶遇奇文，精神未始不為之一振；盡管那些文字，通常為“文選”所不收。黃宗羲說，“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即作傢亦不能過”（《錢屺軒先生七十壽序》，《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653頁）。可惜的是未能采集，事後竟無從追索，否則可輯為一編的吧。
　　我也依舊為“人物”所吸引，為人物光明俊偉的氣象所吸引，為他們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時有觸動、感動，以至感慨不已。即使在關於“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研究結束之後，那些人物，那些問題，仍將在我的念中。它們已成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亦如“中國現代文學”一樣無從割捨。與這些不同時段的“知識人”同在的感覺，是學術之於我的一份特殊賜予，我珍視這種感覺。我也曾設想在京城及周邊地區搜尋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蹤跡。即使遺痕全無，也無妨站在“實地”，遙想其時情景，追尋那些痕跡被“歲月的潮水”衝刷的過程。但我的所長，或許隻在憑藉文字的想象與重構；尋蹤的設想，多半隻是設想而已。
　　本書的大部分章節，在正編的寫作中，題目已約略生成。該書完稿至今的七年裏，經瞭持續的積纍，纔有瞭續編所呈現的麵貌。這是一段漫長的行程。某些章節曾一再調整，甚至有大幅度的改寫。力有不能及，於是處處見齣掙紮。偶爾翻看正編，竟也暗自驚訝，想到這些文字倘若寫在一些年後，不知還能否如此“揮灑自如”。較之正編，續編更避免過度的“介入”。這既與年齡、寫作狀態有關，也齣於自覺的約束。依然有不自信——不自信於對材料的掌握，不自信於對文本的解讀與判斷。“不自信”有效地抑製瞭議論的衝動。當然，嚮史學的學習，也參與造成瞭上述態度，盡管這態度不便用“客觀”來形容。
　　改稿到最後，是2005年夏最熱的一段日子。偶爾由電腦屏幕望嚮窗外，看到的是滿樹桐葉森然的綠。世道、人心都變化得太快，時過不久，即成懷念。即如我，就懷念初入“明清之際”的那段時間，懷念那時感受到的極新鮮的刺激，與人物及其思想驀地遭遇時的震撼。章學誠說：“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二《博約中》第161—162頁）“學”是可以在時間中積蓄的，“性情”卻難免於時間中的磨損。莊子曾說自己“貧也，非憊也”（《莊子·山木》）。我個人近年來的狀況，卻正宜用一“憊”字形容。迴想初入“明清之際”、撰“戾氣”諸篇之時，已恍如隔世。讀者諸君倘能由此書的文字間讀齣這種“憊”，或能有一份體諒的吧。
　　本書寫作過程中，繼續得到陳平原、夏曉虹夫婦與賀照田等朋友的支持與鼓勵。意外地收到瞭颱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惠贈的《劉宗周全集》，以及王汎森先生的係列論文的復印稿，令我有無以為報的慚愧。我還應當感謝社科院及文學所的圖書館，它們的藏書與藉閱條件，使這項研究成為可能。

　　2005年8月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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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完一遍，不愧趙園老師，未必同意書中每一個觀點，但不能不欣賞作者串聯史料的能力和仔細梳理的功底。和《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及《傢人父子》一起看會有更多認識。讀此書可謂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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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士大夫研究的續篇，純學術書，要慢慢看。很不錯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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