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4
《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以明清之际的制度、士人的言论和心态为视角,通过对明清之际的文化现象、士人话题的探究,讨论易代之际特殊的思想与情境。那些逝去的历史跃然纸上,生动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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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我的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的研究,因了这部书稿的完成,有可能告一段落,尽管某些具体方向上的研究,还将在一段时间中继续。写这部“续编”在我,是一段艰难的经历,这不但因了论题本身的难度,也因了“状态”在时间中的变化。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以我为题的作业中,谈到她阅读本书以论文形式发表的个别章节时的印象,说续编较之正编,有“论述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即“更加注重对于外围材料的搜集,兼采其他研究者关于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的诸种‘外部研究’,使得文章更具有某种坚实的支撑与深远的语境”。我却不禁要想象这年轻人读到那些文字时的失望。她很可能有更大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方法、路径方面,而本书所提供的,远不能使她满足。
仍有必要对本书的内容及我的意图做概略的说明。
本书的上编刻意避免以“士风”标目,出于对那种过分追求同一性、不惜为此而剪裁“事实”以就成见的概论式的论述方式的怀疑。我当然明白自己无以避免“概论”,无以避免化约。似是而非,笼统,模糊影响,根源于我们的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也根源于表达的困境,无从逃避。但也因有上述警觉,此编各章更用力于“分析”,并力图保存现象、趋向的丰富性。我当然明白绕开“士风”这概念,并非就能绕开如下质疑:被你选中了作为分析对象的现象隐含了怎样的“量”的因素,以至获得了你所认为的重要性的?我只能说,对于上编所示的那些现象的敏感,固然生成在个人的经历、经验中,也一定受到了既有论述的提示、暗示。
不以“士风”标目,也因了有关“晚明士风”的已有论述,难以为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所印证。这里涉及的,并非真实与否的问题。对于那一以及任一历史时代,找到相当数量的材料支持某种并非轻率的判断,都并不困难。我和其他研究者不过基于不同的期待、依据不同的材料、由不同的方面试图接近那一时期;我们的所得或许可以互为补充:不是在达成“完整”的意义上,而是在复原历史生活本有的丰富性的意义上。即如王汎森先生所谓的“道德严格主义”,与通常关于“晚明士风”的诗意描述即不免大相径庭。也正是种种“犯冲的色素”,以及无穷无尽的中间色,使得我们的历史想象大大地复杂化了。由此不也证明了“总体描述”的不无意义?任何一种出于严肃意图的确有依据的描述,都有可能包含了“真相”;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描述将作为质疑的对象,引出更多的发现。
作为本书所处理的一部分材料的,有明末“任事”者的文集。那些人物中有易代之际的所谓“忠义”(忠义/遗民):孙承宗、鹿善继、孙传庭、史可法、金声、金铉、范景文等等。较之临难之际的表现,在本书中我更关心他们任事时的动力与姿态。那些人物尽管文采风流不足以映照一时,其人的志节、心迹,却自有动人之处。任事者的言论,自然方便了对明末政治的考察;我所关心的,也仍然更是言说的人,是言说者的思路、态度、方式,以至透露于言论的性情。我由自己的意图出发读彼时的论政文字,读出的确也更是其人。“经世文编”“名臣奏稿”读之不足,即更向文集中寻访——文集对于我的目的,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皇明经世文编》宋徵璧所拟《凡例》,说“藏书之府,文集最少”,慨叹于当代文献的湮灭无闻,即“名公巨卿”的文字,亦不能“尽备”,“如韩襄毅、徐武功,皆本吴产,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访其后人,竟未可得”(按韩襄毅,韩雍;徐武功,徐有贞)。如此看来,即使我所搜检的文集未见得罕见,对于这一种材料的运用,也有利于保存文献的吧。
在“经世·任事”这一题目下,我试图分析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危机时刻承当事任者的姿态与情怀;分析经世取向在著述中的体现,诸种论政文体的运用,掩蔽于此种文体的士人心迹;分析士人在清初这一敏感时期所遭遇的与经世取向有关的伦理难题。于此我尝试着探究的,可能是与正编不同以至看似相反的面向。那本书论及易代过程中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可不死的死,此章置于正面的,却是士人的知不可而为。景观的不同不过系于看取的角度——那个历史时代是经得住由各个方向察看的。
“谈兵”本是志在“经世”的士人的具体动作。选择这一动作进行分析,多少因了它的戏剧性,却也出于对古代中国文士与兵事的关系的兴趣。我试着说明支持士人谈兵的诸种条件,包括制度条件;在讲述文臣文士对于明末军事的参与时,涉及了王朝权力结构中的文/武,介入军事、担当军事责任的文士所实际经历的文武冲突;我感到兴趣的,还有那一时期由火器的军事运用所激发的制器热情;最后,则是其时士人与兵事有关的伦理思考——在我看来,此中正有那一时期所提供的富于深度的思想。
在“游走与播迁”这一题目下,我试图分析士人在明清之际的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推动了此种流动的诸种因素,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事件的关联,展开在“流动”中的士人命运。“师道与师门”一章所清理的,有其时士人言说中的“师”之一名,师道与师门,讲学以及官学与私学,等等。在我看来那一时期与座主/门生有关的言论,尤有分析的价值。师弟子对于界定士之为士,从来有其重要性。明清之际的有关言说,更包含了士对自身处境的紧张关注,大动荡之余伦理修复、人格重建的努力。
“明清之际”是一个起止不明确的时段。我继续利用“之际”之为界域的模糊性,以便伸缩自如;在做具体分析时,兴趣却更在此“际”的明代一方,力图缘此而上溯,为此际寻求解释。我知道当我所分析的现象发生时,不但有明二百余年,且此前的全部历史都参与其间。我远不能穷尽有关现象的远缘以至近因。但我仍在这一方向上尽了努力。面对我所选取的现象,我所强调的,依然是“明清易代”这一历史情境的特殊性,际此世变的人及其选择。易代关头的经世取向,势必有不同于平世;谈兵亦然。士夫从来有性质、目标不同的游走,“播迁”这一种流动,则以“鼎革”之际为甚。“师道”“师门”虽古已有之,我的关注却更在意涵特殊的师道论述,与乱世师门。
由正编延伸,续编仍然以其时的儒家之徒(以及儒学影响下的士人)的著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上文说到已有的关于“晚明士风”的描述不能为我的阅读经验所印证,多少也应因了我所选来阅读的文献。支持文学史(以至文化史)关于“晚明士风”的描述的,主要是文人诗文与笔记,而我从事这项研究,却更倚重儒家之徒的文集;尽管“儒者”“文人”的类型划分,用于其时的士人,难免不削足适履。
上编中的大部,已有关于“话题”的讨论,只不过进入了下编,话题更为传统而已。黄子平在为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所写书评中,提到思想史研究通常想到的是“启蒙”这个惯用词,“或‘君主观’‘封建论’等与政治思想或制度创新有关的‘传统’话题;赵园却有意无意避开了这些套路,直探‘戾气’‘节义’‘用独’等更具‘精神气质’又与历史语境密不可分的话题”(《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刊《二十一世纪》)。我却及时地以此书证明了自己并不能拒绝“传统话题”“套路”的诱导,尽管明知某些题目被认为的重要性,是经由一再的论说而生成的。
本书写作中的艰难,部分地也因了话题的“传统”。那些话题的确有太过漫长的历史,有待于做近乎无穷的追溯,限于学力,我却只能大致以“有明一代”为限——即此也难免于挂一漏万。但我仍然要说明,我的兴趣不在观念史,不在为有关的思想清理出一条“演进”的线索,而在言论者的旨趣,隐蔽在言论背后的动机,那些思想、言说与“明清之际”的关系,思想的历史内容以及个人经验内容。为此我努力避免先入之见,避免一意向“前近代”为“近代思想”寻找本土源泉。我更希望做到的,是让言论回到其被言说的历史情境,无论我能在何种程度上(以至能否)做到这一点。也因此在处理如“君主”“井田、封建”这类思想史的题目时,我的方式不可能是严格思想史的。这固然限于能力,也系于旨趣。这种研究的局限是一望可知的。比如不能解释一种思想何以能由普遍认识中拔出,何以突破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也难以解释有相似经历的个人间思路的不同(以至相左)。对于明清之际士人的君主论,我感到兴趣的,更是士经由君/臣一伦的自我界定,他们对“臣”对“士”的伦理地位的阐发;井田论作为对于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回应,令我动心的,则是明中叶以降士人的均平吁求,士人中的优秀者超越“阶级利益”拯饥济溺的热忱;“文质”一章则着重讨论士人与“文”有关的想象,他们——尤其儒家之徒——对于“辞章”的态度,作为有可能继续展开的文人/儒者论的张本。
本书写作期间应邀完成了一本小书《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附录中的“易堂三题”,是借诸易堂的由若干角度的论述,与正文的某些章节有呼应。至于《廉吏·循吏·良吏·俗吏》一篇,则像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我看来,即使涉及“廉”“清”的敏感话题,也仍然有讨论的余地——问题的别一方面,问题间的别一种关联,士人有关此一问题的“另类”见解,那见解背后的思理、经验背景,以见彼时思想材料之丰富,士人思路之纷歧,思想空间之恢阔。由此一端,不也可闻“众声喧哗”?分辨其时的不同声音,始终是我致力的方面,何况那另类见解的确富于深度!
我曾在正编的后记中提到“是否正是‘思想史’(有时即等于‘理学史’)的既定格局,限制了对‘思想’的整理,使得大量生动的思想材料因无从纳入其狭窄的框架,而不能获取应有的‘意义’”。还说“引起我兴趣的,通常更是一些像是未经系统化的思想材料,甚至为一般思想史弃而不用的材料”。其时如王夫之这样的儒者,其思想固非理学所能框限。关于王氏,侯外庐说,“他的直接传统,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理学……影响了他的学说的人,实在不完全是张载”(《船山学案》第8页)。还说:“船山为颠倒理学的头足者,理学的外表甚浓,而其内容则洗刷干净。”(同书第22页)对侯氏上述论断,我不能置一辞,想说的却是,我自己迄今为止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倘没有王夫之和他的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即使还能进行,面貌也将相当不同。
所拟书名“制度·言论·心态”中的“制度”不免夸张。书稿中的薄弱部分应即“制度”。这里的“制度”,或许更宜于读作意向——探究制度对于人(士大夫)的塑造,确是我的部分意图。涉及“制度”的材料,多半是作为言论、话题分析的,关心既在“士风”赖以造成的制度条件,却更在士人对有关制度的诠释,他们的制度批评,即作为话题的制度论。令我自己也略感意外的是,因了“求知”与“求解”的渴望,那些制度文献,竟也读得津津有味。
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阅读也即比较、辨析——真正的学术工作于焉展开。即使原来以为枯燥的题目,也会渐饶趣味。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艰难推进,对象的轮廓渐次显现,其层次肌理俨若触摸可及;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版图于是乎扩张。进入愈深,也愈有深入的愿望,随着问题的日益明确,线索日见清晰,反而加剧了求知求解的紧张,对象在感觉中愈见茫茫无涯际,计划中阅读的书单不断伸长,于是痛切地感到了精力衰退中的力不从心。至于本书引文的密匝,固然因论断之难,也为了存“言论”,冀稍近于“真相”。谢国桢在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的自序中说,最初为使读者“不感枯燥”,“有时文章也不免稍为煊赫一点”,后来修订时“感觉所谓‘煊赫’的地方,总归于不忠实,遂把他删去了,仍抄录原文以存真相”。我不敢自信“存真相”,只能说存文献的原貌。
我的这项研究自始就不曾以“完整性”为追求。这不仅因了穷尽对象之不可能,也因了我一向较为狭窄的视野与关注范围。我往往是被一个个具体的认知目标所吸引,被由一个目标衍生出的另一个目标所推动,被蝉联而至的具体“任务”所牵系;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获得,通常也由于向这些具体目标的趋近,是似乎终于抽绎出了现象间的联结,是发现了言论间的相关性;错综交织的“关系”如网一般在不意间张开,这背后无穷深远的“历史”,似渐渐向纸面逼来……我明白这是一些渺小的属于一己的快乐,但它们切切实实地润泽了我的生活。
在这过程中,聊可作为休憩的,是与较具文学意味的材料的遭逢——披沙拣金,偶遇奇文,精神未始不为之一振;尽管那些文字,通常为“文选”所不收。黄宗羲说,“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见之一二篇者,其文即作家亦不能过”(《钱屺轩先生七十寿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53页)。可惜的是未能采集,事后竟无从追索,否则可辑为一编的吧。
我也依旧为“人物”所吸引,为人物光明俊伟的气象所吸引,为他们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时有触动、感动,以至感慨不已。即使在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结束之后,那些人物,那些问题,仍将在我的念中。它们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亦如“中国现代文学”一样无从割舍。与这些不同时段的“知识人”同在的感觉,是学术之于我的一份特殊赐予,我珍视这种感觉。我也曾设想在京城及周边地区搜寻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踪迹。即使遗痕全无,也无妨站在“实地”,遥想其时情景,追寻那些痕迹被“岁月的潮水”冲刷的过程。但我的所长,或许只在凭借文字的想象与重构;寻踪的设想,多半只是设想而已。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在正编的写作中,题目已约略生成。该书完稿至今的七年里,经了持续的积累,才有了续编所呈现的面貌。这是一段漫长的行程。某些章节曾一再调整,甚至有大幅度的改写。力有不能及,于是处处见出挣扎。偶尔翻看正编,竟也暗自惊讶,想到这些文字倘若写在一些年后,不知还能否如此“挥洒自如”。较之正编,续编更避免过度的“介入”。这既与年龄、写作状态有关,也出于自觉的约束。依然有不自信——不自信于对材料的掌握,不自信于对文本的解读与判断。“不自信”有效地抑制了议论的冲动。当然,向史学的学习,也参与造成了上述态度,尽管这态度不便用“客观”来形容。
改稿到最后,是2005年夏最热的一段日子。偶尔由电脑屏幕望向窗外,看到的是满树桐叶森然的绿。世道、人心都变化得太快,时过不久,即成怀念。即如我,就怀念初入“明清之际”的那段时间,怀念那时感受到的极新鲜的刺激,与人物及其思想蓦地遭遇时的震撼。章学诚说:“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中》第161—162页)“学”是可以在时间中积蓄的,“性情”却难免于时间中的磨损。庄子曾说自己“贫也,非惫也”(《庄子·山木》)。我个人近年来的状况,却正宜用一“惫”字形容。回想初入“明清之际”、撰“戾气”诸篇之时,已恍如隔世。读者诸君倘能由此书的文字间读出这种“惫”,或能有一份体谅的吧。
本书写作过程中,继续得到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与贺照田等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意外地收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惠赠的《刘宗周全集》,以及王汎森先生的系列论文的复印稿,令我有无以为报的惭愧。我还应当感谢社科院及文学所的图书馆,它们的藏书与借阅条件,使这项研究成为可能。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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