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09-12
◆初次度揭秘军国主义“思想刺刀”,震撼还原日本侵华“笔部队”罪行。
◆一份铁证如山的日本侵华真实“罪案”,撕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遮羞布。
◆用翔实的历史拆穿文化战犯的谎言,警戒日本右翼势力的第二次文化侵华。
◆全军军事文学重点扶持项目。
《刺刀书写的谎言》聚焦抗日历史的空白点,初次翔实揭露日本“笔部队”以笔代刀、协力侵华的暴行,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火野苇平、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日军“笔部队”为军国主义鼓噪,美化战争,炮制战争谎言,用笔助战,是文化战犯!这支被中国人遗忘的“笔部队”,战后逃脱惩罚,颠倒黑白,埋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祸根。《刺刀书写的谎言》用事实清算“笔部队”罪行。
王龙,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少校,《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擅长用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写人物故事。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等书。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四川文学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参与制作多部历史纪录片。
作为国内首部探究解密日本“笔部队”真相的文学拓荒之作,《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揭露了分属于“从军作家”“军队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型的 十多个“笔部队”骨干分子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掀开了至今仍蒙在日本右翼知识分子身上的那层遮羞面纱。借由这个窗口,让我们走近这群美化侵略暴行的战时文坛罪人,在心中鸣响警惕日本歪曲历史的警钟。
——《解放军报》
近年一直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青年军旅作家王龙,最近正在创作新书《刺刀书写的谎言》,这也是国内首部揭露日本侵华作家真相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王龙决心通过当年日本侵华作家这个独特群体,剥掉极右势力的带血面纱,让世人对这样的歌颂军国主义刺刀的“笔部队”抱有警惕之心。
——《文汇报》
不该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化战争” 乔良
第一辑 恶魔的吹鼓手——“从军作家”
石川达三:镣铐与灵魂的较量
面对黑云压城的“政治恐怖”,石川达三绝无仅有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兽行。然而惹火烧身后,他被迫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满纸荒唐言背后,远不止一把辛酸泪那么简单。
林芙美子:一场女人的战争
在日本军部的棋盘上,她是一颗极其重要的宣传棋子;在出版商的盘算里,她是一位值得炒作的当红作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她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汉口先锋”背后的狂热追捧,陆军班“头号功臣”的赫赫盛名,其实酝酿着繁华之中的危机,盛名之下的孤寂。大势已去,任她再抱薪救火,又怎能阻挡那为侵略者敲响的丧钟?
第二辑 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火野苇平:屠刀下的谎言
从默默无闻的小小伍长,到家喻户晓的“军队作家”;从化笔为刀的军国狂人,到暴得大名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是战争期间影响最大的“人气作家”。他不知疲倦炮制的侵华文学,蛊惑了难以计数的日本国民,煽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战争狂热。他用无数鲜血染就自己的功勋章,也让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充当了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可悲的是直到自杀身亡,他仍执迷不悟地坚称这是“爱国热情”。
藤田实彦:“铁甲武士”的疯狂战车
在所有侵华日军“兵队作家”中,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位。他率领坦克部队最先冲入南京城进行血腥杀戮,他还是关东军最后疯狂挣扎时的指挥官。在九死一生的战斗间隙,他“忠实记录”了进攻南京的全过程。奇人,奇书,奇事,注定了藤田实彦和他的《战车战记》成为极其罕有的侵略旁证。
岛崎曙海:滴血的橄榄枝
紧随日军隆隆开进的侵略战车,他们在战争废墟上如同戴着面具的能剧演员粉墨登场,在占领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企图分化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面对岛崎曙海笔下日军“宣抚班”虚情假意伸出的滴血橄榄枝,国、共、日、伪四方在这场复杂的“思想战”中展开了一番鲜为人知的激烈较量。
第三辑 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牛岛春子:黑白“异人种”
从“共产罪囚”到“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头顶耀眼光环走上“满洲文坛”。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让她激动不已,因而经不住诱惑为殖民政权树碑立传,塑造了许多“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形象。然而归根结蒂,牛岛春子和她笔下的中国汉奸一样,始终摆脱不了“异人种”的阴影噩梦,他们的灵魂终生都在漂泊流浪。
林房雄:“灵魂变色龙”
他是一条高深莫测的“灵魂变色龙”,他无数次“变脸”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从3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到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从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到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从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到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林房雄是20世纪日本文坛的“斯芬克斯”,他天人交战的人生抉择,云谲波诡的命运沉浮,其实代表了整个日本文化界的某种缩影。
第四辑 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与谢野晶子:迷途的“叛逆者”
一首惊世骇俗的反战诗,居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神圣的天皇!她是一位超尘脱俗的“火星来客”,永远凛然无畏,勇往直前。谁能料到,这位首屈一指的“反战诗人”,晚年思想却发生激烈蜕变,狂热无比地为虎作伥、以诗助虐。究竟是走火入魔,还是无可救药?她本质是“反战作家”,还是“天皇信徒”?
川端康成:默然的不安
在二战日本文坛,没有人比川端康成更懂得自由创作的可贵,也很少有他当初那种不甘低头的反抗。然而,对侵略战争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为何最终随波逐流、连自己也承认“既是风又是水”?
附录:被战火烧穿的文字——中国作家
王林:抗战小说被禁
在日军的疯狂“大扫荡”中,一部“当遗嘱写成”的抗战小说,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非议、屡遭批评。王林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后半生将全部耗费在这部作品上。他的曲折命运,成为一个时代令人唏嘘的历史标本,更给文艺创新的制度环境带来诸多深刻的思索。
阿垅:向日本“笔部队”宣战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 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阿垅,拿起笔愤怒地向日本侵略者讨还清白,自证公道。而他最后的人生悲剧,浓缩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矛盾和痛苦,也映射出20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
后记
《麦与士兵》在日本出版发行之后,在英国、美国、日本出现了三个版本的英译本,除此之外它还被译成德语、俄语、汉语等二十国语言。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部既“感动”了全体日本国民,还风靡全世界的侵华文学作品?
其间最耐人寻味的,是上文提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对《麦与士兵》的欣赏。这位1892年出生仅4个月后,就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的美国女性,在中国生活长达近40年。1942年,在听闻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后,她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针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灾难”,创作了长篇小说《龙种》,极度精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写出这样形神兼备的佳作。
而就是这样一位视中国为“故乡”的正直作家,却于1939 年 6 月 7 日在美国杂志《新共和》上撰写了《一个日本士兵》一文,极力向美国读者推荐她读到的《麦与士兵》一书,称赞作者富有“诗意”和“温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
其他美国批评家不但随声附和,还特别强调作者具有“人道情怀”,并以书中一个动人的情节为证:“我”因为看到一桶毛茸茸可爱的黄口小鸡,担心它们在战乱中饿死,便四处去找人来喂养,美国人据此认为作者富有“温暖的感情”。此书很快在美国行销了四十放版之多,火野苇平的“人道主义”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也冰释了他们怀疑日本当局觊觎侵略美国的“误解”。
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谜题。火野作品中时时闪现这样充满“悲悯”之心的场景。在他的小说中,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如同他自己曾经手书的一个条幅:“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
有人说,日本人最喜欢的四个字是“诚、梦、愁、美”。在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里,悲与美是相通的。日本人钟爱诸如天边残月、初绽蓓蕾和散落的花瓣,认为其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而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火野笔下那些“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的情节,正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是日本人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
唯其如此,火野才会在作品中写到“我”一面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炫耀:“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另一方面,他又直面杀戮之后日本军人灵魂中的灵魂挣扎,企图表现他们的“人性”之美: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这些“悲天悯人”的字里行间。如果仅看字面的描写,难免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但这些廉价的“温情”背后,却抽离出一个虚幻的背景。当他浓墨重彩地表现战场上那些惨不忍睹的“惨苦”“悲情”,一遍遍诱发读者的“感动”和“共鸣”时,早已悄然间遮断了读者理智判断的视线。阅读火野的《士兵三部曲》,会发现他在叙事策略上存在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战场细节真实生动,宏观背景模糊虚幻。
如果孤立地看,作品中个别人物的命运甚至局部场面的描写,不但显得非常真实,还不无激荡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但火野苇平明显有意回避了对战争伦理与道义、国家决策与个人命运之间的思考观照,而只是把战争背景作为一个模糊的远影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彻底剥离了战争正义或邪恶的因果关系,更逃避追问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
火野把一切可能引发对战争反思与怀疑的争议都尽可能地淡而化之,而把主要力气花在描写战斗的紧张惨烈、士兵的复杂内心、故事的原汁原味上。这样就割裂了作品的人物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战场细节的真实与宏观背景的虚幻之间极大的反差。最终,火野创作中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极其隐蔽。正如学者潘世圣所说,他置换了对战争本身应有的大是大非的诘问和思考,把作品变成了有血腥和感性但却没有是非善恶,有某种怜悯和哀伤但没有怀疑和追究勇气的文本。(潘世圣:《火野苇平及其<麦与士兵>的历史考察》
战后日本评论家分铜淳作认为火野苇平不过是“时代的悲剧的牺牲品”,他批判《麦与士兵》“不过是一篇不问战争的性质与目的,不问历史的意义所写成的战争的记录而已”,“( 火野) 放弃了自我,丧失了批判的精神”。他还指出《麦与士兵》所谓表面上的“人性”,其实是由圣战意识所产生的“人性”。虽有“人性”,但是仍然“不堪阅读”。
我国作家、评论家巴人早看到了火野的软肋。他于1939年在《文艺阵地》撰文,善意地提醒包括赛珍珠在内的美国友人,不要被《麦与士兵》所谓的“人道主义”所迷惑:
“试想一想,在生命的名义上,还有超过人类生命的吗?爱惜一窝小鸡却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决心,去帮助侵略者屠杀中国的广大民众,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肯这样做吗?不,决不!火野苇平的这一节叙述,不过是虚伪的同情的贩卖而已。”
不可否认,《麦与士兵》那些片段或瞬间式的描写中,依稀可以感受到作家作为“人”的某种感情的下意识流露。只是这种“人间温情”在对中国人更多的血腥杀戮面前,实在显得太过于孱弱和矫情了。巴人指出,火野苇平那种对于一窝小鸡的“虚伪的温情”,不过是出于生物本能的一点点同情罢了。人道主义不仅止于对生命的怜惜,还应充满正义与公理的内容,否则那就是十足的“反人道”。相反,火野自己在小说中写到中国士兵的肩章背面都写着一句话:“不怕死,爱国家;不贪财,爱百姓”,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对“人道”精神的坚守维护。
事实上,火野笔下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日军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见《土与士兵》)之类的事情;不过是对将被残酷屠杀的中国俘虏虚伪的怜悯。巴人在评论《麦与士兵》的时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兵士们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烟送给孩子,她们却非常怀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个兵拿出刀来大喝一声,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强受了。
巴人接着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这刀头下的恩惠,却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只有汉奸汪精卫才会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苇平所宣扬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这类情形的大炮下的怜悯。”
战争期间火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战友》,主要向即将归国的士兵传达火野个人的一些“期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告诫士兵应该有的准则:“我们必须反省这样一句话:只是强大却并不是武士。我们的军队是美丽的军队,这是指我们不能忘记反省如何可以成为真正的人,应当时常保持谦虚。”
从中我们似乎看到火野十分关心日本军队的形象,并且要求士兵关爱中国的民众。对于这种前后矛盾的叙述,安永武人在《战时下的文学》的中评论也许能给我们解开疑惑:
实际上是作为模范士兵以及富于古代武士情谊的他(火野苇平),在面对着在他内心所形成的被美化的,带有观念性的“皇军”的时候——认为这些(残忍行为——作者注)对于进行“宏大战争”的天皇神圣而又伟大的军队来说,是不应有的行为,并在此基础加以批判的。
由此可见,在火野的思想深处,日本军队是“伟大的军队”,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一场“宏伟的战争”。他认为“伟大”的日本军队不应该做出自损形象的残忍事情,并不是从什么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反省战争罪恶,更谈不上对中国人有什么真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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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看看过去的历史,值得深思。
评分好
评分帮朋友买的,包装得不错,没有破损。
评分可以
评分不错!正宗新书 价廉物美,物流特快 全打5分!
评分书很好,是正版!
评分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应该看看。
评分东西不错,价格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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