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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沈从文的后半生》之后，全面展示沈从文一生的精神转变

　　张新颖教授继《沈从文的后半生》（该书获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之后，对沈从文完整一生的展现，深入呈现三个阶段不同身份的转变——从出色的文学家，到痛苦的思想者，到沉默的物质文化研究者。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变中，展现一个个体生命的痛苦、扭曲、顽强和再生的力量。

　　☆停止创作，却差一点手捧诺贝尔文学奖

　　大部分人知道沈从文是《边城》的作者，但很少人知道他1949年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更少人知道他1988年因早早过世与诺奖失之交臂。为什么他后半生不再写小说？是江郎才尽，还是别有原因？为什么当时人评他为“中国的托尔斯泰”？为什么沈从文能获得国际文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度疯癫，十七年书写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近年传统物质文化备受关注，人们突然发现这类著作里竟出现了作家沈从文的名字，《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作者孙机老师也师从沈从文。沈从文为什么发疯？为什么发疯后转向了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周总理提议编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怎样经过十七年的波折终于印行？

内容简介

　　

　　《沈从文九讲》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重新理解他的文学和思想，看他从一个“得其自”的文学家，如何转变为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又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下成为处于时代边缘却深入历史文化深处的实践者。

　　本书开篇，以对话突破一般读者和学者的既有印象，为讨论沈从文打开空间。一至九讲，沿着沈从文的一生的经历和书写展开，透过字里行间，剖析他在不同阶段的文学、思想、实践，勾连成一条变化的、丰富的生命轨迹；全书最后，以余华、贾平凹、王安忆为例，探讨沈从文身后形成的绵延不绝的“沈从文传统”在当代的回响（该篇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作者简介

　　张新颖，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第十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当代文学评论《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等；随笔《读书这么好的事》、《迷恋记》、《此生》、《有情》等。

目录

开 篇 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一、三个阶段，三种形象

二、重新认识他的文学

三、从文学到痛苦的思想

四、偏离时代却走入历史文化深处的个人实践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二、地方性

三、小孩读大书

四、看杀人

五、无量快乐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七、自传面向将来

第二讲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一、奇特的写作情景

二、没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的“看”

三、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五、在这条河上的过往生命经验和他的文学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第四讲 《长河》：“常”与“变”

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三、“来了”

四、“无边的恐怖”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与“信仰”

第六讲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六、文学

七、恢复，新生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一、简单的引言

二、声声入耳

三、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四、“有情”与“事功”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六、简单的结论

第八讲 文物研究：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一、另一条长河

二、“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

六、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第九讲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一、沈从文传统在当代

二、活着，命运，历史，以及如何叙述

三、个人的实感经验，乡土衰败的趋势，没有写出来的部分

四、物的通观，文学和历史的通感，“抽象的抒情”

五、回响：小叩小鸣，大叩大鸣

简要参考书（篇）目

后记

精彩书摘

　　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

　　他是先看“新书”的，可是只看了一会儿；如果说是“目力”不济的原因，那看《史记》也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或许那个《史记》选本的排印比“新书”节省“目力”？但他能够在油灯下“反复来看”，以至“度过长夜”，看来还主要是“情调”的原因。

　　“新书”怎么就“情调”不符呢？这里的“新书”具体是哪一本或哪几本，不能确指；但这一时期沈从文书信中多次谈到的“新书”，指的就是与当时形势结合紧密的土改文学，范围再大一点，是指符合新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新兴文学。书信中多次提到的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虽然是一九四三年发表和出版的，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土改中，仍然是“新时代”文学的标高之作。就在五天前（一月二十日），他还在看赵树理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早在路上乘船时，沈从文就给两个儿子写信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但跟妻子说起自己打算写的东西，却和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 “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写过程不大透……背景略于表现……是美中不足处。”后来，当他实际接触到农村土改中的人事，他对孩子的口气也变了：他说，现实中的人事“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甚至说，“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而对置身在土改现实中，却忽略现实而去看土改小说的人，他更是不以为然：“年青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

　　他所说的“新书”，未必就是指赵树理和周立波的作品；如果是其他的土改作品，他大半就更看不上眼了。那么，这些新兴文学为什么就与他“情调”不济呢？他觉得新兴文学有什么问题呢？

　　还在去土改途中，船过巫山时，沈从文对两岸自然景观十分动情，他很想能在沿江的小村镇住一段时间，觉得这对他“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要把大自然的沉静和历史巨变的人事之动结合起来，而在这一点上，即使是赵树理的作品，也不免“背景略于表现”。表面上这似乎是个写法上的问题，其实却关涉到如何认识人事、历史巨变在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不可不谓大。而根据沈从文自己的经验，自然背景其实远远大于人事变动，哪怕是剧烈的变动。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他参加一个五千人大会，那个会“解决”了一个“大恶霸”，同时还押来约有四百名地主批斗，场面大而且热闹，“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但是这样的大场面和时代程序如果和自然背景一对照，就产生出“离奇”的情形：“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沈从文一谈到文学、一谈到自然，往往就“忘乎所以”，他产生这种感受的当时没想到，这种时代巨变“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的感受，显然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规约。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和经历，实在说起来——和他自己对文物的热爱分开来说——是非常不“抒情”的。根本上，他是想另创一番事业，而馆中领导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本意却未必是想让他做什么事，所以他受到的是“冷处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要面对打击，也算不上特别出人意料。但他都忍受下来了。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一九七八年三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呆了近三十年。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有人考虑到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与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沈从文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工作当然比坐办公室谈天、看书为辛苦。可是，知识或基本常识，便越来越落实了。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常识一会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实好些，基础踏实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有些问题比较专门，而且是国内过去研究中的空白点，也还是从实践学来的。比如说，看了过十万绸缎，又结合文献，我当然懂的就比较落实了。”

　　去库房和陈列室与大量实物进行实际接触，这样一种实践和在实践中的提高，使沈从文得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见解和主张。虽然早在一九二五年，王国维就在清华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上，提出了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讲，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并非怎么“新鲜”和“独创”；但是沈从文的见解和主张确是他一己经验的总结，他对理论一向没有多大兴趣，他的结论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自然得出的。而事实上，他的这种主张和方式也确实和人不同，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这份申诉材料中质问道：“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他相信自己的这种笨方法能够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与他的这种方法相比较，博物馆通行的两种研究方式，他以为都不怎么“顶用”：“博物馆还是个新事业，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实在并不多。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看出问题。”

　　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沈从文的工作和抱负所要应对的，却是非常艰苦的条件和干扰不断的环境。五十年代，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个“内部浪费展览会”，沈从文陪同外省同行参观，展出的是他买来的“废品”，如花三十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学的著作，花四块钱买来的一整匹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宋体字。意在给他难堪，他却觉得“有趣”。一九五七年，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其实照目前情况，说‘研究’条件也十分差，那像个研究办法？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处境，从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到他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的时候，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倘若当初不选择文物研究而选择一个“作家”的名头，最好也不过如昔日同行；比较起来，沈从文心中自有掂量：“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如果不明白沈从文的事业性抱负和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这段话就可能会被当成酸溜溜的牢骚了。

　　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选择，是在特殊的时代压力下做出的，其中却也包含了他个人孤独的努力和追求。这种孤独的努力和追求之不被理解，更凸现出其坚持的艰难和可贵。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前言/序言

　　这本小小的论文集，凝聚了我们一种愿望。
　　“礼学”到底是什么？是研究上古制度，还是儒家理想？是考古，还是实践？《三礼》经文叙述不够详备，也有相互冲突之处，历来学者调和矛盾，填补空白，以什么作为依据？由于标准暧昧，因而当我们面对古代学者五花八门、甚至对立的礼学观点时，往往感到迷茫、无所适从。
　　《周礼正义》集清代礼学之大成，梳理不同学说，折中一是，应是最便学习。然孙诒让所定结论，是历史事实，还是经书虚构，无法轻下判断；至于被孙诒让否定的历代学说，似乎也不宜径视为谬误，作为过时言论来忽略。“礼学”无法用“二重证据法”在清代学术的成果上继续往前发展，因为两千年的礼学史，显然不以探求上古事实为目标。
　　当我们对清代礼学及其近代发展感到迷茫时，朱熹的礼学以巨大魅力吸引了我们。
　　除了周公、孔子、子夏、荀子等先秦人物外，经学史上具典范意义的学者，无疑是郑玄与朱熹。元明至清代前期，礼学即以朱熹为宗。而在乾隆年间，以《四库提要》为代表的汉学、宋学对立概念开始普遍流传，使得嘉庆以后的礼学着作较少引用参考朱熹着作，但朱熹经学的深刻影响自无可否认。近代以来，朱熹则以哲学思想为学者所重，朱熹礼学渐为学者淡忘。如今回顾两千年经学史或礼学史，朱熹尤其重要，一则以其元明前后五百年主导学术之重要历史意义，二则以近两百多年来学术界对朱熹礼学的陌生。
　　我们想了解朱熹如何研究礼学。礼学既然不能专用理气哲学为说，朱熹如何分析经书，建立一套礼学理论？朱熹礼学与唐代以前或清代学者之间有何本质差别？这些都是吸引我们的重要问题。研究朱熹礼学，我们认为，除了有争议的《家礼》，还是以《仪礼经传通解》为最关键的材料。朱熹没有完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丧礼》、《祭礼》二部分是由高足黄干续编，或以为《祭礼》由杨复编撰。不了解整部书的编辑情况，其内容与朱熹经学之间的关联也就说不清楚。过去有关的论述，对最基本的文献材料都无法完全掌握，只能参考散见于《文集》、《语录》的言论，从外围谈论朱熹礼学，始终是隔靴搔痒。
　　长期以来，《仪礼经传通解》并非常见书，更非礼学必读书，近百年来通读过的人恐怕屈指可数吧。因此，我们的工作从梳理《仪礼经传通解》的版本情况开始。别看朱熹是历代最受推崇的大学者，我们要读《仪礼经传通解》，都不知道该读什么版本。目前比较方便取得的，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也有2002年安徽教育、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的《朱子全书》排印本，但底本来源都不太可靠。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又得力于诸多师友的支持，我们已经出版《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年，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和影印宋刊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201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仪礼经传通解》在文献学方面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于是，我们约请十几位师友，参与讨论朱熹的礼学。2012年夏季先后办过两次聚会，又经两年的调整，形成这本论文集。纵览本书，笔者不禁感到欣慰，认为本书已经对我们当初的疑问提供了初步的答案，至少提供了探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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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他们就是海盗的后裔，遗传或者宿命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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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着粗旷的生活，在风暴动荡里。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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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阶段，三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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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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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意见，对于古文与时文或“俗下文字”是在文学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斗争着的倾向来说，无疑地是正确的。但从整个文学史实及其社会背景来加以考察，则中唐古文家如何对待进士科举及应举之文乃至其他“俗下文字”，其情况又似乎还要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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