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内容简介

　　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人这个怪圈呢？

作者简介

　　金雁，女，1954年生于西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

目录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自序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
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集体化前“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
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20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1928-1929年问对富农的政策
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富农标准的下降与“富农”队伍的扩大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消灭富农”与全盘集体化
“消灭富农”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苏联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俄罗斯的村社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
“西学东渐”与村社制度的复兴
在文化冲突中重构苏联史
19世纪俄国的“离土不离乡”：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
“公社世界”的危机与身份壁垒
农民等级中的“边缘人”
身份制的废除与“离土不离乡”的消失
从奇吉林到鲁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近代史的“怪圈”
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
鲁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
鲁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
民粹主义：俄国与世界，昨天与今天
民粹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徘徊
历史上的“革命民粹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斯托雷平改革与村社复兴运动
“分家”：瓦解“公社世界”
改革的原则与特点
改革的成果与影响
改革走向反动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1905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雪崩”、“人民专制”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政治专制下的经济改革：“斯托雷平奇迹”的甜头与苦果
“公社世界”的复兴：“反传统”还是“超传统”
1917年革命还是“十月革命”
政治风云与苏联地名学
俄国地名政治性更改的传统
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精彩书摘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苏俄历史观之重构
　　“在坚持俄国的公社制度方面，极左与极右离奇地结合起来”。最“革命”的民粹派与最反动的“警察”都在大力鼓吹集体主义、米尔精神、公社制和“共耕制”，极力抵制“个人主义”与自由财产，都力图维护俄罗斯“国粹”而反对“西方瘟疫”，并且为实现这一切又都寄希望于农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怪圈。
　　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运动，从批评领袖个人及个别政策的错误，到对理论、制度模式的反省。而对于中苏等国来说(与因苏军占领而“输入”社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不同)，追溯旧模式的社会—文化根源，对旧模式中反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进行全民族的自我反省，可称为反思的第三阶段，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这一阶段在我国已全面展开，在苏联自1987年起也已为少数思想敏锐者所提出。但背着“发达的超级强国”包袱、国内民族问题又十分尖锐的苏联，进行这种反思显然比已在民族危机中挣扎了100多年的中国更困难。西方学者对此虽然注意较早，但出于反社会主义偏见，往往简单地把“斯大林现象”与历史上的沙皇专制作类比，因而也难以科学地看待这一问题。
　　我国与苏联革命前同是不发达国家，有某些类似的文化传统，又长期实行苏式体制，因此这个问题对我国目前的改革与反思运动也有重大意义。作为外国人研究俄罗斯传统有困难的一面，但也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受俄国民族情绪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偏见的影响，科学地认识苏联历史的传统文化之根，应该是可能的。
　　转型危机中的精英与大众
　　1906年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是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历史大潮，但其改革方式缺乏公正的社会规则，它是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贵族、地主、富农享受改革的利益，而贫弱阶层承担改革的代价。这种不公正竞争的力量与反竞争的“公正”要求不断积累，最终使沙俄与改革均被葬送，俄国历史遂转向了相反的方向。而在改革期间把“路标”转向“保守主义”的自由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一转向的牺牲品。
　　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于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教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

前言/序言

　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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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将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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