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大学如何应对市场化压力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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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大学如何应对市场化压力》为探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名作，立场鲜明地提出了大学如何面对市场化压力的对策，为学术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的首推著作。

内容简介

　　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出了越来越有力的公司化伦理，即一种竞争学生、教职员和资金的体制。《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大学如何应对市场化压力》一书检视了驱动着传统美国高等教育的自由民主理念与向学生颁发文凭及提供更具交易价值的知识这样的市场压力之间的冲突。本书作者古尔德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他认为，大学没有能够重建新的课程体系以整合负责任的社会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与现实的经济和文化需求，造成了当前大学的道义危机。古尔德在书中分析了影响高等教育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他声称，大学需要为本科生提供更为普遍和民主的教育，以提高他们对权力关系（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权力 关系）的批判能力，使学生能够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它们往往栖身于理念、意识的形态和“零点理告白”当中——如何塑造当前的公众思想和舆论。

作者简介

　　（美）埃里克·古尔德（Eric Gould），美国丹佛大学教授，2003年美国“弗兰德森图书奖”得主。

目录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市场文化中的复合使命
通识教育的不满
知识的交易价值和象征意义价值
市场文化
市场霸权
市场矛盾
第二章 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
螺旋式上升的学费
做生意的成本
更像一个公司
第三章 公司文化特征
卓越
文化霸权
知识和资本
第四章 教职员和劳动力分工
劳动力的分工
现代大学里的公司主义和教员生活
异化和意识形态
文化矛盾和“自由焦虑”
第五章 通识教育的理想
古典文化遗产
关于通识劝说
智力培训
通识教育在美国的情况
第六章 知识、现代性和实用主义
知识的现代化
实用主义
启蒙胧、现代性和真理
文化和真理
第七章 民主教育
真理和修辞
为了民主的教育
英汉译名对照
注释

前言/序言

　　前言


　　一百多年来，随着19世纪后期新工业经济的兴起，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成为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书所探讨的正是这种教育市场对民主教育理想的形成以及对知识更新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书中实际讨论的范围并没有这里所说的这么宽泛，因为本书想要探讨的重点并非新技术的影响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也不在于大学里那些得到资助的研究项目复杂的政治背景。这些问题已经在其他论著里得到充分的讨论。［1］我所注重的细节，正如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1918年很有预见性地提到的那样，是大学如何变成了一个“学习的公司”。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大学的经济、政治，以及庞杂的架构，怎样影响了知识的本质，市场经济究竟对教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了怎样不同寻常的影响。
公司及政府政治与大学之间通过研究经费的提供和其他特殊的相互关系形成的联系，可用以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更难以察觉而又同等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对我们界定通识文理科目（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对本科阶段的教育影响更大。长期以来，这种界定存在于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领域。各大学在文理各学科中只是提供综合的介绍性“样板”教育，同时辅之以适量的素质教育和人文主义理论教育。做到这些也许已经足够了，但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能够以课程分配来满足通识教育的需要。本书对现代大学中通识教育的霸权地位不做任何推断，也不轻易定义通识教育或综合教育，而是主要探讨美国大学的市场经济如何强有力地向通识文科学科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同时也要探讨我们可以如何修正通识教育的一些基本原则，开发出更强大、更连贯的大学阶段的民主通识教育体系。笔者所从事的研究，旨在说明大学文化的市场效应及其对知识体系发展的影响，同时近距离观察通识教育体系及其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本书不同于其他一些对大学提出批评的著作，致力于能对高等教育的实力政策产生一点影响，同时也不假设美国大学文化的市场性质将会改变。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的市场文化中演化出一种复杂而颇具雄心的公众使命，教育界的政策制订者们至今仍在关注并探索其重要性的先后排序。或许我们今天通过探讨大学的社会使命最能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大学常提的信念就是要使大学里的所有行为都有公众责任感，无论是研究，还是综合教育、公民教育、专业教育，都要同公众利益有机地结合。文理各科系都要部分承担民主教育的任务，即复制并传播形成自由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的社会、学术、文化及政治理念。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大学理念，能够将文理科教育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与社会理想主义和关注社会公正结合起来。
由于大学内部知识开发和外部压力所引发的种种原因，现代美国大学变成极其矛盾的文化机构，甚至对“文化”一词也产生了很多疑问。这种以学习为产品的公司，在管理、公共关系、知识体系开发等方面，都逐步形成了影响深广的公司式的效率机制。它既是专业培训机构，又致力于学术研究，它是全世界众多伟大的科研人员、学者和教师的家。现代美国大学的复杂性令人望而生畏，其塑造社会理想、产生新知识的力量又是非凡的。然而美国大学的市场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问题，因为它明显地倾向于具有交易价值的知识，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它支持竞争，支持创业思维，但却没有为高质量教育铺设坦途。高等教育的经济前景，不论是对其机构还是客户，都有点麻烦。另外，美国人正为高等教育的使命不包括整合社会与学术理想而苦苦挣扎。我们对当代大学没有确切的概念，在与其他更大的商业化市场的关系中，我们采用了更创新，而不是理论性的路径来自我定义。我们太过轻易地说出了为社会服务，却没有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来说明我们所指的服务意味着什么，我们试图塑造怎样的世界，或者在调解对资本主义的广泛不满时，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当代美国大学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创造性地应对来自艺术、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市场压力。当然其他作者也曾这样说过，曾提议我们超越公司大学的概念，或者将大学分解开，创造真正的高等教育。［2］但大学仍将继续在市场文化中发挥作用，不会放缓对技术科学中重要知识的探求，大学里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不会比公司简单，学生们不会放弃为了工作而追求学分，在学费方面遇到的问题也不会更少。以课程为基础的文、理科知识的专业性不会降低，在一个有交易价值的知识比有象征意义的知识更受重视的市场中，人们不会再回到旧有的观念中，不会简单地认为通识教育本身就值得追求。在调解民主与市场文化间日益明显的矛盾时，对大学作用的要求不会变少。但以上种种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找到大学在这种文化状态中更令人信服的做法，也不是说我们不能重新考虑我们所指的通识教育和民主教育。我的论点是说，如果我们不为教育的种种使命排出优先顺序，不对什么是民主教育建立坚定的认识，大学就会在其自身企业本能的重压下产生内爆。
本书就是讨论教育理想和市场动力间的相互作用，在定义美国现代大学时对本科教育予以特别关注，因为这是所有教育企业中最理论化的部分。本书的论述结构如下：第一章提出大学的复合使命，并阐述了优先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通识教育在完成这一使命时遇到的问题，以及市场的力量对教育价值的影响。第二章详细说明高等教育的市场文化，包括学历制度、财务状况和商业实例，以及不民主的公共效应和对学生学习的影响。第三章解释了现代美国大学作为一种学习公司的发展，探索了其商业型文化的历史和内涵，以及这种文化对知识作为商品和资本的矛盾本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四章探讨大学的公司文化对教职员工的影响，即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和对现代大学中劳动力基本分配的影响。这些威胁和影响不仅改变教职员的工作，同时也引起了教职员工的许多焦虑。针对这一推动现代大学政治的市场化思考背景，第五章回顾了通识教育理想自古希腊以来直到现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探寻一种如何在市场文化中评价知识学习与人文学习的理论。为此笔者对各种有关知识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比较，如论证和雄辩的重要性，以及对知识本身的关注等等。随后，本书第六章在回顾通识教育理念历史的基础上，介绍了由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后又被所谓“知识经济”的发言人放弃的“实用主义的人文主义”（pragmatic humanism），探讨了用实用主义观点解释相关概念的做法，如文化与社会，启蒙与现代性，功利知识和人文知识等。第七章“民主教育”是对笔者整个观点的总结，其中也揭示了通识教育在公司式大学里权利与知识的对垒中所受到的关注，这也正是对所谓民主教育的准确解释。
本书探讨了美国大学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基本文化条件。第一即这种复合型使命是在市场体系中演化而成，并得到市场体系的支撑。大学间为生源和资金相互竞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插手帮助，同时创造零星的学术需求，但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的国家控制，也没有统一制定的学术成果标准、学位质量控制、公信标准或学习评价体系。众多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在通过一些自我约束的途径实现自我支撑，但也引发了很多争论，大都与平等的标准和价值观有关。这一事实对民主教育的原则形成了全面、有力的挑战，即为民主的目的提供教育，并为所有想受到教育也有资格受到教育的人提供教育。
第二个形成本书论点的文化条件是高等教育极其复杂的社会使命。美国的高等教育可能在其管理系统内被深深地公司化了，而对知识的开发又以其可交换价值为先决条件。高等教育同时也要顾及做正确的公众事业，所谓正确的事就是支持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为大多数人提供教育，并坚持探索新知识。所有这些都被各大学称为最佳意向的巧妙说辞。我们真的在大学体系中尽最大努力推行民主了吗？很容易论证的是，学术方面的文化冲突与驱动任何资本主义形式的民主的矛盾同源，都是来自文化和社会之间、现代和传统之间、自由市场思想和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以及在受支配的劳动力和愉快地参与工作的工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上述矛盾都存在，怎样才能解决它们呢？
任何一本这类的书都必然具有政治性，原因很简单，尽管美国公众期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但大家对美国大学应该保持的模式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很多理论家和学者发表著作，指出美国大学应该如何结合民主进程，以及如何吸收有关科学分类学习法的理论。很多人文学者向我们讲述人文学科的基本内容和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大学是被赋予了调解功能和再生产任务的社会机构，综合了重要的公共知识。但问题是，抛开其他不论，学术自身已经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也没有迹象表明大学的教师队伍比外界的学者更有效率。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这就是，高等教育的文化就是从过去的矛盾和冲突中不断演化而来的，夹杂着富有渊源但相互冲突的想法，学术的专业性和公司的管理战略，表现在容易引起争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世界中，源于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市场文化。该怎么理解以上种种现象呢？
探讨这场广泛的文化思辨时，我还发现大学过于有意识并且想当然地将自己置身于某些作者声称的毁坏了的状态中。［3］大学的确有麻烦，笔者在本书中对此有很大篇幅的描述，从公司化到教职员队伍的专业化，如果不加约束都会产生不良后果。除此之外，如果我们以社会关系不确定和战略规划不清晰来定义“麻烦”，那美国大学深陷麻烦之中已逾百年，正如全世界的大学所遇到的麻烦一样。大学的文化价值时起时伏，在最经意和最不经意时被高估或低估。毋庸置疑的另一点是，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过于理论化的，又是最缺乏资本的。能被定义为毁坏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假如过去大学曾经相当不同，并且比现在的大学好得多——但并没有研究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相反，现有的大学体系不仅和早在杜威之前很久就出现了的通识教育务实的理想密切相关，而且还演化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依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大学在资本主义民主中的生存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愉悦和困难。
当然，正如有些教育批评所指出的那样，人不应该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或者即便人必须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中，至少高等教育院校不应该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后一种想法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不止一次，但我将它作为一种被赋予的结果，因为美国人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并喜欢这种生活，而且他们喜欢自己的大学在原则上为实现全民民主做出贡献，并能调和资本主义的不足，所以高等教育院校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至于学校将来不得不调整其资本主义方式以求得生存则另当别论。但我既不是在假设理想中我们应该占据另一个世界，也不是一个反面乌托邦的鼓吹者。我们应该拥有我们想要并应有的教育体系，但学术界应该为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和调节自身的文化矛盾而更改某些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尽管我们也有一些认真的研究，但学术文化的理论化及传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课程设置也没有形成体系。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得几乎不了解大学的历史渊源，或其哲学根基。
取而代之的是，大学追求一种功利主义理性（utilitarian rationality），辅以对企业家精神卓越程度的浮夸宣传，并以此来让公众信服它们是负责任、有竞争力的商业机构，它们所出售的知识是领先的。它们经常表现出文化价值观和认知理性能力似乎不是本科教育的真正重点，在生活中领先他人才是重点，并且还以此来争辩哪些课程应该一直在课程表中出现，文化战争尚未结束等等。大学政治试图在公众中制造噪音和困扰，使其在美国社会中的付出和索取很少展示出深层思想体系上的差别。从很多方面来看，思想体系如今唯一的依托是高等教育，因为在多元化文化的其他方面，我们正在消除所有的界限，也会有人说我们正竭尽全力在大学中消除这些界限。严肃的政治区别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存在于高等教育的中心，因为大学必须立即与资本主义、追求知识、维护社会公正以及学术自由相结合。
笔者在论证过程中，尽量避免走向左倾或右倾。在关于当代大学的争论中，只有在抛开对谁坐在国王和王后的左、右边的关注，转而关注他或她是否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以及究竟谁在数选票等问题时，这些辩论才最有意义。毕竟，不完全信任当权者是美国的惯例，缺少对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的信任是大家的共通之处。现在很少有批评家或学者愿意去反对深植于美国教育体系中的民主冲动，这也是对的。现在关于高等教育平等使命的一些观点几乎被所有评论家所认可，民主和宪法权利被左派和右派以相同的热情强调。尽管我们在所有大学共同体表现出社会背景、种族、性别、政治观点和经济优势等方面的多样性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派和右派对大学都有很多公开的批评，而他们通常关注的恰恰是同一件事，只是关注的角度有所不同罢了，比如高等院校在社会上的失败，其狭窄的专业领域，无法提供民主的教育等等。左派断定高等院校在社会上的失败源自过分的学院利润和市场导向的思维方式，右派认为这种失败是因为多元文化通识教育体系和社会政治体制的反映。一旦一方抛开虚夸的外衣而以学院文化为生，就会发现上述两种原因其实都存在。大学中还有一种复杂的怀旧政治学，因为高等院校都梦想着过去的好时光，想象着那时的学生更聪明，通识教育就是一切。正是这些怀旧的人文学者，经常发表动人的演说，坚持将人文学科作为中心，认为这是关于如何做人的根本。我对这种观点深表同情，但是，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我认为一个人因其在社会里有广泛的所有权，可能更希望富有创意，甚或有审美能力。例如，高等院校的很多科目既不属于艺术课，也不属于人文课，但仍然对人类的行为具有有益的启迪。对此，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虽然不在高等院校工作但通过对文理科的正确评价而支持了人文学科的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所以笔者不赞同“通过人文学科培养人性”的狭隘的解决办法，不管这么做有多重要，因为人文主义并不是只与一两个部门发生关联的排外的学术事业，人文主义的最佳状态压根就不是学术事业。我也不渴望回到知识既无矛盾也不合作的时代，因为美国大学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要想让本书在当代美国大学这个主题上与众不同、实用并且具有新意，就需要比通常对通识教育的讨论更注重存在的经验，更注重讨论所涉及的前后关系和环境。首先要将大学的经济和政治作为课程的语境（context）来探究，不能将通识教育视为教职员工为了让自己和学生远离商学院而独立存在的宁静处所。本书要使高等院校的矛盾文化有意义，力图抓住各主要大学的观点对教育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激进或有专业敏感度的观点。本书还需要论证公民的职责和权利（其希腊语单词是我们现在政治一词的起源）始终具有政治性，并且一直在发展。大学是政治的，不单因为这里激发了人们对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兴趣，这里衍生了自私自利的谈判方式，出现过被动的还击和迂回联盟，以及大脑麻木的委员会讨论等等——大学的确如此——还因为这里是公民们定义幸福和在民主社会中对知识提出批评的场所。
抛开上述种种理论问题不论，笔者在写作本书时遇到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解决了针对美国高等教育使命及其成就的争论中存在的身首分离问题。但身首分离也有其好处，至少能在从两方面看问题方面力求诚实，承认理想主义与市场思维相争锋时的困境，以及美国习惯与欧洲习惯及后殖民习惯对垒时的困难。笔者早年曾在新西兰和英国成长并接受教育，当时这些地方的学习体系还没有市场化。我对美国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非凡能量和平等主义理想充满真实的感情，在这个国家做了三十年英语教授和大学管理人员的经验更使我对它产生了由衷的赞美和钦佩。说到底，这是一本很个人的书，我在书中和自己辩论，我熟悉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这一体系对我来说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国情调——我在这个体系中总能找到诱惑和刺激。
当然，我们现在常听到一种说法，即不是土生土长的人不可能完全领会某种文化。但我希望我已经很接近美国文化的内涵。如果是这样，我想要感谢这些年来的好朋友和同事，特别是在丹佛大学的同事，他们用多种市场导向的民主教育方法教育了我。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种文化的矛盾在书中多次暴露得相当尖锐。有些时刻，人们能够抛开学术界的傲慢，希望高等教育能更好地为公众及学术社会服务，并将自己的声誉和资源投入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良好愿望和聪明才智令人感到惊叹。但我不想说出曾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同事的名字——这里有我的教学同事、学生和行政人员等——因为我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对他们的事业有帮助，他们自己会知道我指的是谁，也会知道我在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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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观点新颖而富有激情，作者对大学商业化的评价值得关注。因为它既能俯瞰历史纵深，又能够理解大学在普遍企业化的美国生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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