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09-12
《東南亞華人史》為李恩涵教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十七年的教研成果,是至今所見內容完整、參考資料豐富的東南亞華人通史。
《東南亞華人史》除對華人移民東南亞的背景、因素與其特色,予以綜閤性的分析之外,其大部分係先以時代的順序為經,自中國唐代(西元618-907年)之前與南洋通使交往的瞭解開始,對於曆經唐、宋、元、明、清諸朝與東南亞各國交往與移民的種種活動,詳予敘述;第二大部分則就華人社區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與現在的“東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國四大主要地區個彆發展的曆程,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其社區特色的探索為重點,作為上述時代順序“緯綫型”的補充經緯互為交叉互補;第三大部分則就南洋華人,社會內某些特殊的問題,如華人同化、華文教育、華人社區組織與華人與中國維辨革命運動的關係等等,分彆予以曆史性的追溯與分析。第四大部分,則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華人社會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與其個彆的迴應解決之道,予以適度的探察。
李恩涵,1930年生人,曆任颱灣大學政治係和政治研究所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副教授、颱灣“中央研究院”近代曆史研究所研究員、颱灣政治大學客座教授等。其研究之專長在於中國近代史、中國外交史、美國外交史以及東南亞華人史。在新任教期間,曾擔任新加坡職工總會刊物編輯顧問多年。1976年至1978年曾受委擔任新加坡教育部中學曆史課程委員會顧問。通曉中文、英文、日文和法文,一生緻力於教學與學術研究,著作等身。著有《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曾紀澤的外交》、《近代中國史事研究論文集》、《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等數十種,並曾以中英文發錶有關論文、通論、譯作及書評等百多篇。他對新馬華人參與辛亥革命有深入的研究,曾發錶多篇論文,並於1982年將顔清湟的名著《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一書譯成中文。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唐代(618-907A.D.)前中國與南洋各國的交往
第三章 宋代(960-1279)與元代(1279-1368)中國與南洋各國的交往
第四章 明(1368-1644)初對東南亞各國的政策及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
第五章 明末清初中國海上勢力的衰落與民間冒險傢(海盜)的海外移殖
第六章 歐人東來與其在東南亞的擴展
第七章 清代中葉前對海外移民的政策及其後之改變
第八章 華人社會在馬來西亞的發展
第九章 華人社會在北婆羅洲(沙巴)、砂勞越的發展
第十章 華人社會在新加坡的發展
第十一章 華人社會在荷屬東印度(印尼)的發展
第十二章 華人社會在菲律賓的發展
第十三章 華人社會在暹羅(泰國)的發展
第十四章 東南亞華人與中國革命運動
第十五章 日本侵華與東南亞華人的援助祖國抗日救亡運動
第十六章 東南亞華人教育問題及南洋大學的創建與關係
第十七章 1941年前東南亞華人的經濟活動與社區組織
第十八章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華人同化問題
第十九章 二次世界大戰後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華人社
…………
第廿三章 結論(論東南亞的華人文化與各國華人政治的現在與未來)
從以上各章專題性對東南亞不同地區華人社區的發展與華人社會不同問題原委的探索,我們可以知道中國與“群島東南亞”的官方接觸,至少可推溯至2,100多年前的漢武帝(140—87B. C.)時代(至於中國與“半島東南亞”的接觸,由於“半島東南亞”一部分的北越與中越,自秦始皇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後即為中國所統有,作為中國版圖的南部邊疆,其公私往來當然更早於此)。確定地經阿拉伯地理傢馬南狄(Masudi,Elmasudi)於公元943年之記述在蘇門答臘島北部巴鄰旁(舊港,Palembang)所見到的永久性廣東人移民聚落,至今也已1,000多年瞭。此後明初1405年鄭和第一次遠航西洋時在蘇門答臘島之同一區域所發現的粵人陳祖義的移民(海盜)集團,至今也有約600年之久瞭。即使從19世紀中葉(1840年代至 1859—1860年)後華人勞工(苦力)為歐美人大規模雇用南移東南亞各地區至今,也已經約略有一個半世紀之久瞭。從這些不同華人移民東南亞的型態,誠如本書在第一章“總論”中所指齣:
我們可以歸納齣一些華人移民東南亞的重要特徵:第一,他們都是基本上個彆性、自發性(除少數被非法綁架拐賣外移的“豬仔”苦力移民外)、和平性的移民,無任何政治性、集體性本身的組織,也與中國清朝政府無任何關係(有些個彆移民甚至是反政府的太平軍或反清會黨暴動的餘黨)。第二,19世紀中葉後,華人移民的動機,主要是為瞭追求較好的經濟生活,以改善自己與其傢族經濟情況的下層社會人士。他們最初完全依靠自己強健的體魄,胼手胝足,在熱帶的炎熱氣候與狂風暴雨的侵襲下,在毒蛇猛獸與熱帶瘟疫的極大威脅下,一鎬一鋤地鏟平瞭濃密灌木的熱帶原始森林,使其成為可居可耕的農産之地;然後在修築瞭基本的居住房捨與交通道路之後,種植下稻米與鬍椒、甘密等熱帶經濟作物,以為生活與養傢的基本。其後在歐、美殖民統治者的主導組織下,一波波華工移民來到東南亞各殖民地(包括唯一保持住獨立主權地位的泰國)開發種種礦産、修築好近代式的道路、港口,甚至興建瞭鐵路與修起聯貫性的運河等等,以為進一步為各該地區的經濟開發與發展,奠定基礎。
所以,深研東南亞華人問題的第一代權威學者英人巴素博士(Dr. Victor Purcell),他也是曾任英屬馬來亞主管華人教育與華人行政事務的殖民官員多年,對於華人勞工隻憑神聖的雙手與簡單的鋤、鍁、鏟、簸箕等簡單工具,就能在馬來亞雪蘭峨州Sungai Besi老锡礦區掘好瞭長3,000英尺、寬1,200英尺、深125英尺等於移動瞭1,600萬立方碼體積的泥土而建成的露天锡礦區,即大為驚佩。而更令他感到驚服的是,華人勞工竟更在原礦區附近的Hong Fatt礦區另挖瞭一個長寬與前述礦坑相似、但深度則達原礦坑兩倍之310英尺、移動瞭約閤3,000萬立方碼土方之多的新礦坑。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London: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283.可見華人勞力在開發馬來亞锡礦方麵的貢獻。此外,對華人勞工在馬來亞開闢山林以栽種橡膠樹、開闢各原始森林橡膠園丘方麵的貢獻,他也是印象深刻的。雖然橡膠園丘開闢好後,所雇用的印度勞工在數量上較多,但一處新園丘之最重要而最繁重的清整土地與栽種膠苗等工作,則非華工莫辦。男華工也被雇用為割膠工,女華工則被雇用為除草工。他們較之印度工更為勤勞。Ibid.,p.284. 此外,英屬馬來亞的中小企業絕大部分為華人所經營。以1930年代的鳳梨(黃梨)業為例,更全為華人所擁有,1938年隻鳳梨罐頭的齣口即占馬來亞齣口總額的1.2%。當時華人在新加坡、吉隆坡、巴生港(Klang)、怡保及其他各地所創設的榨油(豆油、花生油)廠、餅乾廠、製鞋與製輪胎的橡膠廠、鑄鐵工廠、鋸木廠與醬油廠,占滿瞭消費市場。華人也擁有聯係各島的航運公司,並設有機械修理站;而各地供應各族人民日用品的零售業也均為華人所擁有。英人赫斯教授(Raymond Hirth)曾就馬來人提供鮮魚於市場、華人則控有可以運往遠處、保存較久的乾鹹魚市場的事實為例,認為華人之中介商地位為不可或缺;因為不隻是乾鹹魚如此,其他可供大量齣口的貨物亦然;一者由於做生意必須有他處的生意聯係戶,此外,由於需要投入較長期的資本與需要等待一段時間以使其資本報酬迴籠;馬來人與爪哇人雖然也懂得這類做生意的重要步驟,但隻有華人纔最善於利用時機而為之。Ibid.,pp.285~286.所以,華人勞工隻要能剋服鴉片、賭博、飲酒、嫖妓等惡習,他們憑著個人的勤勞與節儉、苦乾與毅力,即可於數年間由勞工(“苦力”變自由勞工)集資提升為小商販;再由小商販集資而成為資本較大的零售商。如果他的頭腦真正精明乾練,又有膽識毅力,善於經營,他便可逐漸晉級到經理中小企業如上述企業廠礦的所有人之列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二三十年代的新、馬華僑領袖陳嘉庚便是這類較大廠礦業主的佼佼者。不過,此時華人傢族很少有經營大企業的,因為大企業多為歐、美股份公司型的企業所壟斷,像荷蘭東印度三寶壟(Semerang)華人黃仲涵所經營的建源公司,已算華人企業中的鳳毛麟角瞭。
所以,戰前華人社會雖說以商人與勞工為主,實際華人提供瞭一整套拓墾任何東南亞雨林處女地的社會運作係統,附帶具有商、工、農之外一切中介服務的有機性的社會功能。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p.129.所以,1891年英屬北婆羅洲第一任總督德纍赤爾(W.H.Treacher)即堅認引進華人移民實是開發北婆羅洲最關鍵性的一件要事:
從過去海峽殖民地、馬來亞半島與砂朥越的發展經驗,可以看齣,能夠促使這些馬來亞地區財力迅速發展的人群,實為能夠勤勞工作又善於追求財富的華人;而本洲的一些發展公司(如沙巴華人開墾公司Chinese Sabah Land Farming Company、Yaen Yew北婆羅洲開墾貿易公司),實應全力吸引華人前來開墾。如果能成功地吸引他們自動來北婆羅洲墾殖,我想這些發展公司本身的財務狀況,定可有所保障而無疑。Ibid.,p.375.
英駐馬來亞總督瑞天鹹(Sir Frank Swettenham)並曾明確發言:“大傢都應清楚瞭解,由於華人的勞力與勤奮〔經營〕,纔會有馬來亞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進步(evolution)。”Ibid.,p.123,引Frank Swettenham,British Malaya(London,1907),pp. 231~233.研究泰國經濟社會發展、撰有專書行世的英國學者蘭敦(Dr. K. P. Landon)也呼應此說:“瑞天鹹氏所記述華人對馬來亞進步的種種貢獻,幾乎每行每句每字都可移用之於描述華人對泰國經濟的貢獻。如無華人移民,泰國當無經濟之進步可言。”Ibid.,p.123,引K.P.Landon,Chinese in Thailand(London,1941),p.44.精研東南亞華人問題的巴素博士,甚至提醒大傢,不可認為東南亞各地區的財富好像保管得良好的一袋子錢幣一樣,俯拾即得,如華人在馬來亞之開采锡礦,雖然尚可認為是取去瞭這些錢袋中的一些錢幣,但東南亞其他富源的存在,則絕非如此。巴素博士以泰國的富源開發為例,自被認為是富源産品的生産與製造,以至於收集、加工、運輸與大規模的售賣等一係列需要勞力與勞心的計劃執行的必要步驟,無一項非因華人做齣主要心力之貢獻不為功。他也明顯地指齣其他東南亞地區(特彆是英屬馬來亞與北婆羅洲)開發富源的過程,也全與泰國(暹羅)相類似。Ibid.,p.123.所以,一般印象雖然認為東南亞各國(地區)華人的主流係為商人,實際則在移民早期絕大多數華人為勞工與農人;他們憑藉著體力、腦力與心力服務整個殖民地社會,也靠著滴滴血汗的犧牲,始將森林莽原變為綠洲,纔能在東南亞立足。宋明順,《東南亞華人及其前途——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擊》,見崔貴強、古鴻廷編,《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新加坡:教育齣版社,1978),頁80。
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歐美種族主義與侵略性民族主義的主導下,由於東南亞各地區除碩果僅存的獨立國泰國外,均已長期淪為不同歐、美國傢的殖民地,華人移民既無法在種族上認同於歐、美殖民統治者(少數峇峇或土著華人雖然在文化上認同於殖民統治者,實際他們是立足於弱勢被統治者的地位,而為歐美人視之為輔助其殖民統治的奴僕棋子而已),乃仍在種族與政治上認同中國,既對中國之曆史認同,也對中國文化(語言、文字、思想觀念、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認同;並視自身為短期寄身海外東南亞的華僑,仍然希望將來或自己晚年落葉歸根、迴歸埋骨於自己華南的原鄉。參閱Wang Gungwu,“Study of Chinese ldentites in Southeast Asia”,in Jennifer Cushman and Wang Gungwu,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Ⅱ(HongKong: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88),pp.2~10.而且,在20世紀之初東南亞華人社會普遍興辦起認同中國文化的華文教育之先,華人社會並無中國傳統社會“士、農、工、商”中最重要和最具領導地位的“士”的階級。各地華校係統發展成型後,“士”的階級的地位,也甚低落,與中國原鄉社會中傳統性或近代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居有的崇高清望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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