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在本书中,美学家潘知常说《红楼》,品《三国》,话《水浒》,从《金瓶梅》看“裸体的中国”,从《哈姆雷特》观“流行的宠儿”,揭开以爱为名的《悲惨世界》背后的苦难根源,体味安徒生的童话如何抚慰人心,剖析王国维的“生命绝唱”,探讨今天我们怎样解读鲁迅……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涉及古今中外典型文学、美学案例,但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至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这些论述来自于深刻的历史总结和一种由反思而来的“哲学美学”,所以确有其独到的视角,能切中问题的要害。而实际上,在本书中,他思考与追问的,是“人”的美学、“生命”的美学,以及“人”的未来性;他要探寻的,是人类世世代代走出黑暗的方式。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次美学演讲素材及内容的整理稿,共十五讲,涉及古今中外典型文学、美学案例,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性格特征等分析得非常透彻,全部立论围绕审美是一种至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头顶的星空”,作者从这一点出发,研究了杜甫诗歌、《三国演义》、《水浒传》、李后主词、鲁迅作品等中国经典,旁及了《哈姆雷特》、《悲惨世界》、安徒生童话、《日瓦格医生》等世界文学经典,探讨了美学与人文关怀的关系,意义深远。
作者简介
潘知常,美学家,生命美学创始人。南京大学国际传媒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出版《生命美学》、《生命美学论稿》、《没有美万万不能——美学导论》等学术专著。
精彩书评
他的看法非常有见地,切中问题的要害。他的论文,与笔者多年的看法,不谋而合;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相近的结论。笔者极其希望这种有益的学术探讨带来更大的收获。
——刘再复、林岗
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的相继去世,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和谐说、生命美学说等新三派。
——周来祥
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坚实地奠定在生命本体论的基础上,全部立论都是围绕审美是一种至高的生命活动这一命题展开的,因此保持理论自身的一贯性与严整性。比较实践美学,它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一个逻辑体系。
——闫国忠
精彩书摘
一、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755年
要了解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最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公元755年开始。
历史有如人的生命,在某些特殊的节点,会留下特别关键的印记。例如,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我经常说,其实有两个年份是最最重要的。在西方,是公元1500年。因为就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的基督教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因此,西方的一些著名历史著作都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分界的,例如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全球通史》就是分成两部分的:《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的分界的。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这一年和文艺复兴没有关系,而跟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与基督教登上西方历史舞台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分界。
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是哪一年最最重要呢?公元755年。因为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转而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衰落。
关于中国的公元755年,或许,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此期间出场的风云人物,对它也就若有所悟了。首先出场的,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恋爱的男女主角——唐玄宗、杨贵妃,他们两人差了34岁,一个56岁,一个22岁,但是,也正是他们两人,却演绎了一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爱情,从公元740年到公元755年。除此之外,应运出场的主角还有李白、杜甫、王维,当然,还有安禄山、史思明。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一些人,而且也同样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如大书法家颜真卿。不过,我相信,只要举出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要是对于中国历史稍微熟悉一些的读者就已经不难找到一个更加熟悉的词汇来称呼中国的公元755年了,这就是:安史之乱。
说到安史之乱,它真是开创了中国的很多很多历史之最。例如,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再如,它开创了中国的史上第一乱,而且导致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主要是华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有历史学家统计,在公元754年的时候,就是唐玄宗70岁的时候,中国有人口5288万,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但是到了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还剩下了多少人呢?到了公元764年的时候,中国还剩下的人口只有1690万了。可见,有2/3的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了。
不过,要弄清楚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仅仅从什么什么之最来解释,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不在于那些眩人耳目的什么什么之最,而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朝前面137年的繁荣和后面151年的混乱,它是转折点。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国和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它也是转折点。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从秦朝到清朝的朝代循环的精神木乃伊,也有人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是现在我们还可以进而再揭示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新的秘密,这就是从秦朝到清朝,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有2132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到公元75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了,唯一幸运的,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在文化上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来入侵者而已。因此,才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
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动乱”层出不穷。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屈指数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血流成河。第二个当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四个世纪,几乎是天天战乱不已。第三个,要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更是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呢?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结果。
与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都不同的是,安史之乱不是源于危机,而是源于盛世。人们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一共2132年的古代中国有四大盛世:汉代文景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安史之乱紧接着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它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治国初期,一共二十九年,公元713年12月—741年12月,当时天下大治,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无疑,这个特点为后人去正确解读安史之乱造成了莫大的困惑。
例如,因为困惑不解,后人往往就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唐玄宗个人的失误。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看来,唐玄宗在开元期间的二十九年里重用贤臣,励精图治,但是在天宝(公元742年正月—756年7月)期间的十五年,却沉湎于酒色,重用奸臣,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唐玄宗当然要对安史之乱负责,可是,这样的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其实根本于事无补,也对总结历史教训无益。试想,如果唐玄宗继续励精图治,是否仍旧难以避免安史之乱的灾难?再试想,即便唐玄宗不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偏偏出现这样巨大的历史灾难?历朝历代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比比皆是,比唐玄宗更昏庸无能的帝王更是所在皆是,可是,他们的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没有导致这样巨大的灾难?显然,把安史之乱归咎于唐玄宗的不再励精图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还是因为困惑不解,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也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失误。其实,这也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按照西方的政治的“无赖原则”,其实每一个执政者都难免无赖,关键的关键,是能否把所有的执政者关进牢笼。因此,在反思安史之乱的时候,需要追究的,当然也不能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当时的制度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竟然不能够把每一个执政者关进牢笼。
因为困惑不解,还导致了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又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杨贵妃、归咎于安禄山。前者是“女色误国”的演义,不值一驳。后者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像安禄山这样的人,一个父亲早逝的会讲九种藩语的“拖油瓶”孩子,30岁才混入军队,本来是根本没有机会作乱全国的,更不要说导致几百年的大倒退了。他的作用力无论如何比李林甫、杨国忠都要小很多,可是,他不但40岁成为节度使,49岁成为三镇节度使,而且最终作乱全国,甚至贻误中国千年,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安禄山这样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却只有唐朝天宝年间能够为他提供舞台,原因何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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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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