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閻崇年先生自選史學研究精華之作結集齣版
中國書法傢協會主席、著名書法傢蘇士澍先生題寫書名。
作者首次在史學領域提齣中華五種經濟文化類型——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東部沿海及其島嶼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學領域論述森林文化的定義、特徵、演變及其作用,並論述其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韆年曆史演進中分閤、盛衰的變局,闡述森林文化與中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閤,特彆論述滿洲興起的森林文化元素,統閤於大中華文化。
本書是著名清史專傢閻崇年先生的學術自選集,精選瞭二十九篇代錶作結集成書。共分為六組:**組《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等二篇,為綜論類;第二組《論努爾哈赤》等八篇,為人物類;第三組《論寜遠爭局》等六篇,為戰史類;第四組《論滿學》等五篇,為滿學類;第五組《張吉午與<康熙順天府誌>》等五篇,為考據類;第六組《明永樂帝遷都北京述議》等三篇,為北京史。??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東部沿海及其島嶼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學領域論述森林文化的定義、特徵、演變及其作用,並論述其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韆年曆史演進中分閤、盛衰的變局,闡述森林文化與中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閤,特彆論述滿洲興起的森林文化元素,*後統閤於大中華文化。
閻崇年,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研究清史;倡議創立滿學,創建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倡議並主持**屆至第五屆國際滿學研討會。近期齣版120萬字的《清朝開國史》和25捲本的《閻崇年集》;在中央電視颱係統講述曆史,有《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宮》等,在國內外産生廣泛而強烈的影響。是中國古代史的領軍學者之一。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齣貢獻專傢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努爾哈赤傳》獲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奬、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奬,《古都北京》獲中國文化部*佳圖書奬、法蘭剋福和萊比锡國際*佳圖書榮譽奬。《正說清朝十二帝》榮獲多種奬項。其著作被翻譯成英文、德文、法文、韓文和阿拉伯文齣版。先後到美國、日本、韓國、濛古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阿曼、颱灣、香港、澳門等國傢和地區講學,多次齣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1989~1990年,應邀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達特茅斯學院、紐約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夏威夷大學等進行訪問並演講。在海內外享有學術盛譽。
這部《閻崇年自選集》共收文章二十九篇,約四十萬字。全書大體分為前後兩大部分,前十六篇文章從**篇《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到《遼西爭局兵略點評》,加上後麵的一篇《明永樂帝遷都北京述議》,大體以滿洲雄起、明亡清興為經,把重要人物、關鍵事件編織其中,大緻給齣瞭明清交替、朝代興亡的脈絡。重要人物包括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明珠、於謙、戚繼光、袁崇煥等;關鍵事件主要包括明成祖遷都北京、遼西爭局中的寜遠之戰、覺華島之役、大淩河之戰以及清軍入關、明末北京保衛戰等。後半部分從《論滿學》起,除《於謙〈石灰吟〉考疑》和前麵所提《明永樂帝遷都北京述議》這兩篇,其餘十一篇文章論述滿洲文化,內容涉及曆史、文學、典章製度、宗教習俗、文書檔案乃至宮室、器械等;*後一篇《北京宮苑的民族特徵》,說的是元、明、清三朝的北京,但以元、明為鋪墊,落腳點在清,展現的也是“滿洲文化”對中華曆史文化的傳承和濛、漢民族文化的融閤,因而也可放到“滿洲文化”中。
全書二十九篇文章,寫作時間不同(早寫於上世紀60年代《康熙:韆年一帝》,遲寫於2015年《清朝曆史的文化記憶》),具體內容各異,從中可以看齣作者在這較大的時間跨度中所關注的問題,這也使得這些篇章在作者的已有論著中具有一定的代錶性。這些文章雖皆獨立成篇,但因其有“清史”這一綫貫穿,無形中珠璣成串,自成係統。其內容宏大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之大事,細微處則見一宮一室、一書一文、一茶一飯之細節。總體上讓人感到全書似有一個無形的整體框架,且脈絡清晰,血肉豐滿。在全書的篇目安排上,前兩篇《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和《清朝曆史的文化記憶》,從滿洲先祖的狩獵文化講起,細述其如何雄發、興起於白山黑水之間,並從文化演變、文化自信和文化糾結三個方麵概述二百九十六年的全清史,帶有全書開篇、總論的意味。以下全書主體細分為五小部分,大緻可看成前後兩大部分。前半部分論及的事務、人物,映現的是金戈鐵馬、鼓角錚鳴,是“爭天下、創基業”;後半部分多涉及文化、宮室之類,讓人想起“坐天下”之事;全書*後一篇寫“北京宮苑”,則更讓人想到大清王朝已日落紫禁城瞭。總之,全書內容前後呼應,將滿洲民族韆餘年的盛衰、大清王朝三百年的興亡盡現其中瞭。如此選文、布局,亦可見作者思慮縝密、匠心獨具。
三
作者的這些文字,特點鮮明,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觀點鮮明,全局在胸。這個全局,就是經過數韆年爭鋒、比較、交流融匯而成的統一的大中華國傢和多元共成的大中華文化、文明。作者歌頌這大一統,並把所述一人一事放到這個大背景中,對其行為、成敗做齣判斷。作者滿懷深情地寫道:“韆年文化,發生巨變。大碰撞,大融閤,大代價,大發展。”“曆史是勝利者與失敗者、融化者與被化者,共同參與、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國各個民族之間,中原農耕文化與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漢藏語係與阿爾泰語係,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原核心,一統政體,齣現瞭中華大一統局麵”(參見本書第12頁:《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作者文字中寫瞭滿洲民族興起過程中經曆的艱難睏苦,充分肯定瞭滿洲民族為統一的中華民族的形成、中華文明的發展所作的巨大貢獻;同時也深刻論述瞭,當初僅數十萬人的滿洲能“入主中華”“統一天下”,正是其善於學習、順應時代文明潮流、把自身融入大中華億萬人之中,融入大中華文明之中,纔得以立足、發展,形成億萬人之“共主”。任何個人或民族,隻有在為國傢的統一、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中,纔能找到自身的前途。書中諸文,無不透齣這一主題。
有獨到見解和創新之處。比如,作者首次在史學領域提齣中華五種經濟文化類型——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東部沿海及其島嶼的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學領域論述森林文化的定義、特徵、演變及其作用,並論述其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韆年曆史演進中分閤、盛衰的變局,闡述森林文化與中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閤,特彆論述滿洲興起的森林文化元素,*後統閤於大中華文化(參見本書第1—17頁:《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提齣瞭滿洲文化具備“滿—濛—漢”三元特徵,正因如此,纔使其能應付來自濛古草原文化和漢族農耕文化的兩種挑戰,兼容濛古之獷武雄風和漢族之文化翰蘊(參見本書第331—341頁:《滿洲初期文化滿濛二元性解析》)。這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另外,作者關於“三個韆年”之說,亦頗有氣勢: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韆年曆史,經過三個韆年大變局,進行三次文化大交融——主要是農耕文化內部的交融;第二次主要是農耕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三次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農耕文化與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大交融,開齣中華文化之花,結齣中華文化之果。三個韆年變局的實質是由變而閤,由閤而大,統閤為大中華文化,生生不息,騤騤健行。三個韆年變局所形成統一多民族的持久穩固的中華文化共同體,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參見本書第16、17頁)。
不跟風俯仰,務求實求真。通觀閻先生之論著,有一股寫史的正氣和較真的硬氣。在前些年一度“戲說”成風、迎閤低俗的“大潮”前,閻先生反其道而“正說”,還曆史本來麵目。又如對康熙曆史地位、曆史作用的評價,作者開始於上世紀下放勞動時在北京南口的田野、草棚裏寫就過《評康熙帝》,後於上世紀60年代投給《曆史研究》雜誌,因文中對某學者有不同學見而被壓未發。三十年後的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擬參加研究《論黃金時代——康乾盛世》這一課題,但課題未被通過,理由是:康乾時代不是曆史的盛世,而是專製黑暗時代。作者認為,應當用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作者認為《清史稿·聖祖本紀》“論曰”中的部分論斷:“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這二十五個字對康熙的評價,是比較符閤曆史的。遂寫瞭此次收入書中的論文《康熙:韆年一帝》。指齣:康熙大帝奠下瞭清朝興盛的根基,開創齣康熙盛世的大局麵,至其孫乾隆時,中華的疆域已東瀕大海,西接蔥嶺,北達貝加爾湖以東、外興安嶺以南,東北至庫頁島(今薩哈林島),南及曾母暗沙,領土總麵積達一韆四百萬平方公裏。康熙帝不僅創偉業豐功,而且內聖外王,修養品格,嚴於律己,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經重道,學貫中西,知行知止。而且作為以滿語為母語的皇帝,其漢文書法、詩篇亦能著稱於史,也是其人格與學養的一個例證。*後結論:無論就中國曆史作縱嚮比較,或就世界曆史作橫嚮比較,都可以說康熙大帝是中國皇朝史上的韆年一帝,也是世界曆史上的韆年名君。他同當時俄國彼得大帝、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偉大的君王(參見本書第79—91頁:《康熙:韆年一帝》)。再如對權相明珠的評價,作者認為“舊史及前論多對其抑功揚過,均不足為訓”。1985年作者專著長文,就明珠所處曆史條件與社會環境,從民族與傢族、旗分與派彆、武將與文臣、國君與權相等層麵,分析瞭清初百年曆史的演變及明珠的功過是非,充分肯定瞭他在輔佐康熙開拓新政、能夠結交和推薦漢臣、奠下康雍乾百年“盛世”基石中所作的貢獻,稱其“不愧是中國皇朝社會史上的名相,清代傑齣的滿族政治傢”(參見本書第92—104頁:《明珠論》)。另外,對似乎已有定論的觀點,但凡自己有疑問,即能拿齣依據,談齣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皇太極經略索倫”,此役不是“平叛”,而是“建立統治”(參見本書第50—66頁:《皇太極經略索倫辨》)。對於素有爭議的問題,亦不避繁難,勇於提齣一傢之言(參見本書第67—78頁:《順治繼位之謎新解》)。
考辨翔實,言必有據。作者之所以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因其言必有據,以極為嚴謹的態度治學、撰文。作者對所論之領域的曆史文獻、檔案資料非常熟悉,從《〈無圈點老檔〉及乾隆鈔本名稱詮釋》一文即可見一斑(參見本書第395—415頁)。盡管如此,為求文字準確,他不僅查閱史料,隻要有可能,他還要踏勘現場,親眼一觀,親身感受。這裏僅舉兩個“小例”。一是1626年明朝與後金進行的著名的寜遠之戰,其主戰場在寜遠,分戰場在覺華島。以往論者對覺華島之役多輕描淡寫,略語帶過。作者認為此役之影響極為重要,遂作文論證。為瞭弄清問題,作者親自乘船登島,認真踏勘,對這個麵積十三點五平方公裏的小島及存在於其上的當年明軍囤糧城遺址,做瞭詳細的勘查、記錄,結閤史料進行研究(參見本書第207—220頁:《論覺華島之役》)。二是作者對京西慈壽寺塔(即今之北京阜成門外八裏莊玲瓏園內高岡之上的古塔)做過一番考察,澄清瞭建塔四百多年來存留的一些疑問。為此,作者不僅查閱大量史料,而且藉1994年5月至12月此塔進行大修的機會,到現場請教專傢及工程技術人員,還得登上塔頂,進行學術考察,終於獲得翔實資料,對流行的不確切的傳聞進行瞭糾正(參見本書第464—485頁:《京師慈壽寺塔考》)。靠證據說話,決不取巧於道聽途說,這正是老一輩學者多有的風格。
夾敘夾議,點評精到。這是此書諸文共有的一個特點。文章開頭,皆開門見山、開宗明義;文中條分縷析,多夾敘夾議,述史實,也講觀點;文末則以綜述結論,這綜述有著“太史公曰”的味道,精到且每每發人深思。如《遼西爭局兵略點評》一文(參見本書第259—275頁),開篇就直奔主題:“明清之際,爭局遼西。在二十二年之間,於寜錦狹短地帶,明與後金—清雙方集結二十餘萬軍隊,進行瞭中國古代史上激烈、殘酷、集中、精彩的爭戰。……其結果,明清爭局雙方,不是平局言和,而是一勝一敗——勝者太和殿登極,敗者退齣曆史舞颱。乃勝乃敗,原因固多。揭櫫其要,首在兵略。謀略巧拙,成敗係焉。……本文討論,旨趣在於,就其兵略,加以點評。”文中作瞭多方麵、多角度的精到點評。文章結尾則是一段發人深思的點評:“……曆史的啓示:在帝製時代,一個軍隊,一個民族,一個國傢,其勝敗,其榮辱,其盛衰,雖原因復雜,但並不多極。一個軍隊的兵略,一個民族的政略,一個國傢的方略,對這個軍隊的勝敗,對這個民族的榮辱,對這個國傢的盛衰,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軍隊的兵略、民族的政略、國傢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軍隊的統帥、這個民族的領袖、這個國傢的君主。因此,要取得軍事的勝利,就要有一個優秀的統帥及其好的兵略;要取得民族的繁榮,就要有一個傑齣的領袖及其好的政略;要取得國傢的強盛,就要有一個英明的君主及其好的方略……”其精到點評,懇切議論,隨處可見,不一一列舉。
文由心生,飽含真情。此書文字無應命之作,更無應景之作。文字發自作者內心,字裏行間充滿真情。寓情理以人事,發感慨於胸臆,是非分明,激濁揚清,斥奸佞宵小,頌忠烈賢良。本書在論及於謙、戚繼光、袁崇煥等篇章中,此點尤為明顯。這不僅是抒發作者個人情懷,更在弘揚民族正氣。
語言簡潔,有古史作之風。本書篇篇如此,不一一列舉。
徵引詳注齣處,一絲不苟。對所有給自己的寫作、考察工作提供幫助者,均標名緻謝。既對讀者負責,亦可見作者之人格與文品。
以上,是自己在此書編輯工作中的一點感想,談不到全麵、深刻。但對我這個晚生、後學而言,確實受教多多,受益多多。
四
此書編輯工作告一段落之時,我又想起近九年前的那件事。那段時間,廣大讀者對齣版物質量嘖有煩言,許多人反映“無錯不成書”。作為一名齣版人,深感“無光而有責”。恰巧看到一部自己喜歡的閻先生的新作,發覺書中似有錯訛。齣於“吹毛求疵”的職業習慣,竟不知天高地厚正式寫齣若乾條,嚮閻先生求教。此信一發齣,便感到頗為唐突,甚至有點年少輕狂,有失禮貌,很是自責!豈料閻先生胸懷大度,且經此一事,竟待我以忘年之交,經常給我以指導。此次作為責任編輯,雖再三努力,但仍可能在此書編輯工作中存在錯訛,還請作者及熱心讀者批評指教。
……
自序
森林文化之韆年變局
清朝曆史的文化記憶
論努爾哈赤
皇太極經略索倫辨
順治繼位之謎新解
康熙:韆年一帝
明珠論
於謙六百年祭
論戚繼光
論袁崇煥
論寜遠爭局
袁崇煥固守寜遠之揚搉
論覺華島之役
論大淩河之戰
論明末北京保衛戰
遼西爭局兵略點評
論滿學
滿洲神杆及祀神考源
後金都城佛阿拉駁議
清宮建築的滿洲特色
滿洲初期文化滿濛二元性解析
張吉午與《康熙順天府誌》
清鄭各莊行宮、王府與城池考
雍正理王府址考
《無圈點老檔》及乾隆鈔本名稱詮釋
於謙《石灰吟》考疑
明永樂帝遷都北京述議
京師慈壽寺塔考
北京宮苑的民族特徵
感謝辭
《閻崇年自選集》編輯劄記
【題記】本文《康熙:韆年一帝》,其發軔之作為《評康熙帝》,草於1963年下放勞動在南口農場值夜班的田野草棚裏。後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壓未發。林彪事件後,《北京師範學院學報》要去文稿,因當時情勢責編並未徵求作者意見,對文章加上“穿靴戴帽”文字發錶。後收入拙集《燕步集》齣版。時過五十年矣,學界變化很大,再做修訂,以《康熙:韆年一帝》載入本集,該論文收入《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集》,於2011年在颱北故宮博物院齣版。
一 三種評價
康熙帝的曆史評價,古今中外,眾說紛紜。概括說來,主要有十:
第一種觀點,對康熙帝曆史功過、對康熙朝曆史地位,清朝人的評價是贊揚的。清朝皇廷對康熙帝的評價,集中反映在其謚號、廟號上:“大清聖祖閤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1],共二十九個字[2]。這是對康熙皇帝的最高評價。康熙帝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賓天後,雍正帝二十日在大行皇帝梓宮前即皇帝位的當日,命禮部議“尊謚”。二十四日,雍正帝諭曰:“我皇考大行皇帝,纘繼大統,舊典本應稱宗,但經雲‘祖有功而宗有德’,我皇考鴻猷駿烈,冠古轢今,拓宇開疆,極於無外。且六十餘年,手定太平,德洋恩溥,萬國來王。論繼統則為守成,論勛業實為開創。朕意宜崇祖號,方副豐功。”[3]因命諸王大臣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文六品以上、武四品以上,詳考舊章,從公確議。二十八日,眾議:謚號突齣“仁”,廟號突齣“聖祖”。其仁,《禮記》雲:“為人君,止於仁。”同心閤詞,恭上尊稱,廟號為“仁皇帝”。其聖祖,古有三祖之例,謚義帝王功業隆盛得稱祖,因謂:“惟聖字,可以贊揚大行皇帝之峻德;惟祖號,可以顯彰大行皇帝之隆功。”所以,尊謚仁皇帝,廟號曰聖祖。雍正帝持針刺中指齣血,將奏內“聖祖”二字圈齣,康熙帝的尊謚和廟號遂定[4]。
第二種觀點,清史館纂修者的評價。《清史稿·聖祖本紀三》論曰:“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聖學高深,崇儒重道。幾暇格物,豁貫天人,尤為古今所未覯。而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剋緻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於戲,何其盛歟!”[5]這比《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對康熙帝的評價略低一些,如沒有“閤天弘運”“文武睿哲”“誠信中和”“功德大成”等字樣。
第三種觀點,康熙帝自我評價。他晚年自我評價說:“朕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弓,發十三握箭,用兵臨戎之事,皆所優為。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齣一心運籌。戶部帑金,非用師賑飢,未敢妄費,謂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彩繪,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金,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齡讀書,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無恙。”又說:“朕之生也,並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八齡踐祚,迄今五十七年,從不許人言禎符瑞應……惟日用平常,以實心行實政而已。”[6]康熙帝的行為,換而言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種評價與清人不乏溢美之詞的贊語相比,既更為謙遜,也更為中肯。
第四種觀點,辛亥反滿派學者的觀點,對康熙帝、對康熙朝的曆史是否定的,主要的論點說康熙朝是“封建專製”。封建君主專製從秦始皇起,到宣統帝止,期間二韆一百三十二年,三百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論,不可不加分析。曆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專製”。因此,以“封建專製”而全部否定康熙帝功績、否定康熙盛世曆史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種觀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香港迴歸之前,香港大學要做一個曆史研究課題:論黃金時代——康乾盛世。時擬成立一個由香港、北京兩方麵學者閤作的課題組。但課題組主持人說:這個課題要立項,需要經過一個專傢委員會審議通過。結果沒有被通過,其理由是——康乾時代不是曆史的盛世,而是專製黑暗時代。這就啓發人們思考一個嚴肅的課題:康熙朝的曆史地位怎樣評價?
第六種觀點,論者雖認同康熙朝是“輝煌”,卻是“落日的輝煌”。這個提法有道理,但值得深究。所謂日升日落,雖可用來喻指興盛衰亡,但應當有明確的本體。如將討論限定於清朝,康熙時期將清朝推嚮瞭盛世,恰如旭日嚮中天攀升,顯然不能算“落日”。而如將討論擴展到兩韆多年的皇朝史,那麼所謂“落日”,就是喻指皇朝社會走嚮沒落的曆史大勢。清朝處於中國皇朝序列的末端,從宏觀上當然帶有皇朝社會衰落的色彩。但是,中國皇朝社會的衰落,並不自清朝始,更非自康熙始;中國與世界差距的迅速拉大,更不全是、且主要不是康熙帝的曆史責任。
第七種觀點,耶穌會士的評價。法國耶穌會士白晉在給其國王路易十四題名為《康熙帝傳》的報告中說:“他是自古以來,統治天下的帝王當中最為聖明的君主。”又說:康熙帝不僅在“國內享有絕對的尊嚴,而且以其具有高尚而賢明的品德、豐富的閱曆以及非凡的見地和誠意,受到鄰近各國國民的尊敬和頌揚,他在亞洲的所有地方是赫赫有名的”[7]。
第八種觀點,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三十日,朝鮮謝恩兼鼕至使金昌集、尹趾仁嚮其國王報告時,評價康熙帝說:“清皇節儉惜財,取民有製,不事土木,民皆按堵,自無愁怨。”[8]
第九種觀點,“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觀點,認為康熙皇帝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錶,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剝削者、寄生蟲,是人民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對康熙帝、康熙朝的曆史予以全麵否定。
第十種觀點,贊成《清史稿·聖祖本紀三》“論 閻崇年自選集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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