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第一章只有心胸宽厚,才能海纳百川
现实生活中,当遭遇不公、受到欺辱时,当面对利益纷争、受人陷害时,一般人很难做到包容。包容不仅需要“海量”,更是一种智慧。那些自以为是、斤斤计较、处处争先、得理不饶人、吃不得半点亏的人是无法做到包容的。
心胸宽广,才能淡定自若
有胸襟、有涵养的人才能淡然面对不平,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而这也是为人处世淡定自若的基础和标准。
与人交往,不论是客户,还是同事或朋友,都应该注意“一团和气”,避免偏激对人,不要为自己树敌。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个性格很急躁的同学,有一天他看到曾国藩把书桌放在窗前,就说:“你把光线给挡住了,我读书都看不清字了。你快拿开!”曾国藩便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半夜三更却点着灯念书,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曾国藩便不出声地默诵。
不久之后,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个人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本来该我中举人才是。”在一旁的同学听了都觉得气愤,就问他:“书桌的位置不是你自己放的吗?怎么能怪曾国藩呢?”那个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个人实在不可理喻,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是,曾国藩却毫不在意,他劝息同学,安慰同室,以自己的胸襟和涵养平息了同学之间的纷争。
后来,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由于他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次,一个骗子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之慨。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是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他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当谈论到用人须杜绝欺骗的时候,那个人正色说道:“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这样至诚盛德者,别人不忍欺;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其他的人就算不欺骗他,他也会怀疑自己受骗,上了当还不自知的,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觉得颇有道理,就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察一下我所用的人。”
第二天,那个人便去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回来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那个人就说是涂宗流和郭远堂。这正和曾国藩的看法一致,于是便大喜称善,将之待为上宾。但因一时没有合适的职务,便让其督造船炮。
过了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报告那人偷了造船炮的钱逃走了,请求派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不要追了。”只见曾国藩双手持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后想笑又不敢笑。又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便问他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回答说:“此人其实很有胆识和才华,现在他只是想骗些钱,如果派兵去追,把他逼急了,恐怕他会投入敌营、助纣为虐,那危害可就大了。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如果人们为人处世能像曾国藩那样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大度包容,就会得到他人的支持和帮助,事业也就有了成功的把握。
胸怀淡泊,独善其身
荣宠和耻辱在人们心中总是很重要。得到时惊喜万分,失去时心灰意冷。我们为何不刻意地收藏起自己的欲望,用看别人的眼光看自己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荣宠和耻辱的降临往往象征着个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所以人在得宠之时唯恐因一朝失去而受辱,因而不免时时处于自我惊恐之中。这种得宠之人怕失宠的心理是正常的。与得宠的荣耀相比,受辱当然是一件很丢脸面的事情,所以许多人在得失之间都不免惊慌失措。另外,当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容易欣喜若狂,甚至是得意忘形,这就为受辱埋下了祸根,因为他对成就太在意了。因此,淡泊名利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保全自己的办法。
唐朝某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润州西北的芙蓉楼上,来了两位诗人。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王昌龄,另一位则是他的朋友辛渐。
昨夜的漫江寒雨为芙蓉楼增添了几分萧瑟的秋意。两位朋友在这个清冷的地方,面对着滚滚流去的长江水,互相交谈着。王昌龄说:“辛兄,这次一别,不知何日再能见面啊。”原来,辛渐要从这里渡江北上,取道扬州到洛阳去,现在船已经停泊在岸边了。
辛渐说:“昌龄兄情深意长,你从江宁送我到润州,昨晚在这里为我饯行,今天又来送我,叫我如何报答呢!这回我们谈得畅快,使我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受到的委屈和折磨。希望你放开胸怀,好好保重自己!”
王昌龄曾因不拘小节,受到当时某些人的批评指责,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诽谤。为此,几年前他就被贬官岭南,然后又被任命为江宁丞,始终屈居在下级官吏的行列之中,对此王昌龄淡然处之。此刻,他感到惆怅的倒是辛渐走后,自己又少了一个知己。辛渐知道,王昌龄在洛阳有不少亲友,他们也一定听到了外界不利于王昌龄的非议。他便关心地问:“昌龄兄,我去洛阳,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那边的亲友吗?”
王昌龄昂起头,目光炯炯地说:“有!因为要给你饯行,我做了一首诗。”于是,他对着浩浩江水,朗声吟了题为《芙蓉楼送辛渐》的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辛渐被感人的诗句打动了,连连赞道:“好诗!好诗!‘一片冰心在玉壶’,这表明你始终坚持自己清白自守的节操,多么高尚,令我钦佩!这句诗,足可告慰你在洛阳的亲友了。我也很高兴,因为你的大作对我无疑是一件难得的珍宝!”两位朋友再次珍重道别,辛渐登上了江边的船,扬帆而去。岸边的王昌龄,遥望远处矗立的楚山,觉得自己也像楚山那样孤零零的。
“一片冰心在玉壶”,追求自身的高洁,用淡泊的心怀看待世事,这是高超的做人和处事的哲学。自己内心纯洁,就不怕别人的恶意诋毁和诽谤;抱着淡泊的胸怀,名利如浮云一般,入不得耳目,扰不了心志。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生看不破“名利”二字,就会受到终身的羁绊。名利就像是一副枷锁,束缚了人的本真,抑制了人们对于理想的追求。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年代,成就感的诱惑始终存在,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欲望,也有太多的痛苦,使人们身心疲惫不堪。如果一个人要以清醒的心志和从容的步履走过岁月,那么在他的精神中就不能缺少一种气魄,一种视功名利禄如浮云的气魄。
烦恼和羁绊都是由于自己的不能舍弃或是看得太重而引起的。不拘于物,是古往今来许多人一生的追求。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不必为过去的得失而纠结,也不必为现在的失意而烦恼,更不必为未来的不幸而忧愁。抛开名利的束缚和羁绊,做一个本色的自我,不为外物所拘,不以进退或喜或悲,待人接物豁然达观,不为俗世所滋扰。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幽默地说:“伟人只有在远处才发光,即使是国王或王子,也会在自己的仆人面前大失颜面。”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淡泊的心境,世界才又多了几丝温暖、几分快乐;也许正是少了几分对名利的追逐,世界才又多了几分自在、几般快慰、几分和谐。
看淡名利,活得从容
名利是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字眼,同时也是许多人立足社会、搏击人生的主动力。自古以来,功名利禄就是一些人的人生奋斗目标。有多少人为了光宗耀祖、福荫万世而削尖了脑袋挤仕宦之途,又有多少人因为人生的不得意而郁郁寡欢。综观古今,在这个世界上,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历史上留下来的更多的还是众多为名和利所困扰、所击败的悲剧。生活的道路本来是很宽阔的,人生的价值也并不全是能够用名和利来衡量的。因此,若想活得轻松自如些,你就应该看淡名利,活出生活的本色来。
孟子曾经说过:“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如果一个人心中的欲望是很有限的,那么对于他来说,外界获得的东西多少都与自己无关,少了不足以产生内心的不平衡,而多了也不会助长他的欲望。而假若一个人心中时刻充满着无尽的欲望,那么他永远也不会有舒心的时候。名轻利少则一心想着往上爬、挣大钱,名成利收之后,欲望又会再一次膨胀。如此循环下去,永远追求着名利,直至生命的尽头仍然不知满足。这样的生命还能有多大意义?
一个人如若具备看淡名利的人生态度,那么面对生活,他也就更易于找到乐观的一面。他所看到的是人生值得讴歌的部分,而对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没有兴趣。现代人面对着花花绿绿的精彩世界,更应该要有恬淡寡欲的思想,如此方能在纷繁的世界里,在众多的不公平中,在自己的心中,构筑一片宁静的田园。
要能够在纷繁的大千世界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就要有穷通达观的人生态度。所谓穷通达观的人生态度,就是指“穷亦乐,通亦乐”:身处贫穷之中能够找到生活的乐趣,感到快乐;身处富裕之中也能够心态平和,享受生活之乐。说到底,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采取一种顺应命运、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那么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能过快乐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不会庸人自扰,不会羡慕和嫉妒比自己过得好的人,不会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最后也就不会产生怨恨和仇恨。
一对夫妻年轻时共同创业,到了中年终于小有成就,公司净资产达到一千多万,而且发展势头良好。提起这对夫妻档,商界的朋友都伸出大拇指。然而,就在他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两人却隐退了,他们辞去了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将大部分股份卖给一个他们平时很欣赏的企业家,将房子和车委托给好朋友照管,两个人就潇洒地环游世界去了。消息传出后,大家都觉得太可惜,一些亲戚朋友也不理解,讽刺他们说:“年纪这么大了,办事却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大的家业说丢就丢,放着好好的老总不做,偏要去环游世界!”
在一些人眼里,这对夫妻确实很傻,竟然抛下名利,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体验不到当老总前呼后拥的风光和大把大把赚钱的乐趣了。其实,这对夫妻自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选择,他们抛弃了虚名浮利而选择感受生活的真正乐趣。
名,是一种荣誉,一种地位。有了名,通常可以万事亨通、光宗耀祖。名确实能给人带来诸多好处,因而不少人为了一时虚名所带来的好处,会忘我甚至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名。
然而,沉溺于名会让你找不到充实感,让你备感生活的空虚与落寞。尤为可怕的是,虚名在凡人看来往往闪着耀眼的光芒,引诱人们去追逐它。尽管虚名本身并无任何价值可言,也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虚名而展开搏杀。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的人都不会看重虚名。其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得到一个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虚名而去钩心斗角,弄得邻里、朋友,乃至兄弟之间反目成仇、自相残杀。
钱,是一种财富,是让生活更加舒适的保证。有了钱,就可以住豪宅、开名车、吃大餐,在一些人眼里,金钱甚至是一种带有魔力的,可以让人为所欲为的东西。然而任何事情都有相反的一面,金钱也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比如有了钱以后,你就得为自己的安全担忧,谁知道哪个家伙是不是正打着“劫富济贫”的算盘;有了钱,你就会失去很多朋友,你可能会担心对方是不是冲着你的钱来接近你的……
人的一生会面临许多关卡,许多事情都是难以预料的。不管是名分、地位还是财富,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高官厚禄、巨额钱财都有可能在顷刻之间离你而去,荣耀风光也许会成为黄粱一梦;一些人老谋深算,为了争名夺利,不择手段地算计他人,可在突然之间却发现已被他人算计……人何必活得这么辛苦,又何必活得这么低贱?因此,淡泊名利是宽容他人和人生幸福的重要前提。如果你渴望轻松、渴望真正地获得生命的意义,那么请记住——看淡名利。
如果你的心里还在为领导这次提拔了别人而没有提拔你而感到愤愤不平,如果你还在因为与你一起购买体育彩票的邻居中了大奖而你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久久不能释怀消气,那么看了上面的几个例子,你是不是觉得有所感悟?
宠辱不惊,去留无意
如果一个人把利益、得失看得太重,要做到包容是很难的。
人生在世,得失常有。就人生来说,喜与忧、乐与愁,名与辱、成与败,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正是这些不同的情景呈现和不同的情绪感受构成了阅历丰满的人生。为此,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失意时,我们都应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一般来看,道家思想是退缩的、保守的,但它有些话正切合了理论,尤其在为人处世上,主张以不伤害生命和真性为前提,也就是人是自在的,只有这种心性与自然达成和谐,才是最恰当的,否则就违反天性与人性。
人活在世上,总想比别人有钱和有势,也因此惹是生非,种下苦根。于是那些智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待功名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得不足喜,失不足忧,该放则放,该收则收。把“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视作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心境。
《庄子·田子方》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泰山之神肩吾问孙叔敖:“你三次出任令尹却不显出荣耀,三次被罢官也没有露出忧愁的神色,起初我确实不敢相信,如今看见你容颜是那么欢畅自适,你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呢?”
孙叔敖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不必去推却,它们的离去也不可以去阻止。我认为得与失都不是出自我自身,因而没有忧愁的神色。况且我不知道这官爵是落在他人身上呢,还是落在我身上。落在他人身上嘛,那就与我无关;落在我的身上,那就与他人无关。我正心安理得悠闲自在,我正踌躇满志四处忙碌,哪里有闲暇去顾及人的尊贵与卑贱啊!”
从孙叔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心性的宽阔、豁达和空灵,这正是人生的高深修养和极大智慧。客观来说,人生在世,很多时候宠辱得失并非为自己所能轻易控制的,要做到宠辱不惊,需要有看淡世事的胸怀。或许受宠时,做到淡然处之还算容易;而受辱时,要做到处之泰然则很难,只有胸襟宽广的人才能做到。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天资聪颖,敏而好学。19岁游学长安,21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可谓少年得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刘禹锡官至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加了永贞革新,与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称为“二王刘柳”。半年后,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开始被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行至江陵,然后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当时被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柳宗元也在其中。唐朝的朗州并不是一个好地方,和柳宗元当时待的永州一样,都是鸟不生蛋的南荒夷地。
中国古代的文人,被贬谪之后,几乎都是嗟叹命苦,所作诗文都可归入“贬怨”一类。刘禹锡被贬朗州的时候34岁,正当壮年,郁闷是肯定的。但是,他能够随遇而安,苦中作乐,恬淡情怀。同样是贬谪十年,再次在长安相遇的时候,柳宗元已是憔悴不堪,刘禹锡却依然是元气充沛。在长安待召期间,精力旺盛的刘禹锡游玄都观赏桃花,触动被贬官之往事,提笔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大有“看吧,满朝新贵,都是我刘郎被赶出长安后补的空缺”之意。不料,宪宗皇帝看后,觉其轻狂,心生不悦,心想:看来十年时间还收拾不了你!因这首诗“语涉讥刺”,又欲将刘禹锡贬往更为偏远艰苦的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余,与子死决,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加之柳宗元上奏要求和刘禹锡对调贬谪之所,最终将其改贬为连州刺史。刘禹锡任连州刺史的四年半,体察民情,勤廉守政,力行教育。在这位“怀宰相之才”的诗人的治理下,当时地处偏远的连州竟然有“科第甲通省”的美誉。元和十二年间,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刘禹锡欣喜写下《赠刘景擢第》:“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让清光。”之后,刘景之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后官至唐朝宰相。在连州待了几年后,刘禹锡被调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由于宰相裴度进言,刘禹锡后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
时隔十四年,刘禹锡再游玄都观。昔日桃花灼灼,今日却是满地野草。感慨之余,他又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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