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5
本书讲述古代“胡人”与中土交往的各种故事及其传入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并由此对中土之文化、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实例,再加以敷衍铺陈,图文并茂地予以介绍,令读者直观而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外来元素,以及古代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居民与中土频繁而全面的文明交流。
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其编撰意图在于,通过讲诉中国古代对外交流领域的传奇故事,让人们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之紧密乃是有着长远渊源的。本套丛书,执笔者不是学界大佬,就是后起新秀,所以史实可靠,文笔生动,而且利用其研究资源,提供了许多精美的图片以供鉴赏。
本套丛书,不但可用作教育研究的辅助读物,也可用作旅游观光的参考指南,还可供茶余饭后阅读怡情,更可为具有一定历史知识水平又喜好探古猎奇的读者提供许多惊喜。
芮传明,1990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自1995年起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古代中外关系史和内陆欧亚史的研究,相关专著有《东西纹饰比较》、《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古突厥碑铭研究》、《东方摩尼教研究》、《摩尼教敦煌吐鲁番文书译释与研究》等。
第一章
帝君与骏马
第一节 周穆王西征与八骏 / 2
第二节 马战和射术成就了赵武灵王 / 10
第三节 天马来兮从西极 / 20
第四节 唐太宗的昭陵六骏与十骥 / 30
第二章
域外珍宝与商胡
第一节 中原所见的域外珍宝 / 40
第二节 胡商觅宝中土 / 49
第三节 胡僧识宝传奇 / 60
第四节 琉璃与瑟瑟的华化 / 68
第三章
誉满中土的域外植物和药料
第一节 美味的葡萄与葡萄酒 / 76
第二节 神奇的檀香 / 85
第三节 神圣的菩提树 / 94
第四节 安息香和臭阿魏 / 103
第四章
“胡人”带来的日用品
第一节 胡床不是真正的床 / 112
第二节 馄饨源自域外 / 121
第三节 棉花与棉布的引进 / 128
第四节 火浣布的传说和现实 / 138
第五章
沿着丝路传播的胡乐与胡伎
第一节 琵琶的传播和演变 / 148
第二节 胡乐、胡舞闹中土 / 158
第三节 足以乱真的幻术 / 167
第四节 惊心动魄的杂技 / 176
第六章
“胡人”与中国社会
第一节 域外人士与中土佛教的传播 / 186
第二节 摩尼教的影响和遗迹 / 195
第三节 “北胡”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及和平 / 204
第四节 丝绸之路上的奇特角色—粟特人 / 214
第二节馄饨源自域外
馄饨,是古今常见的面制食品之一,尽管随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其称呼略有不同,以及随着制作者口味之异和技术高下,所包之馅及其滋味也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而言,馄饨的基本作料、形状则大同小异。明代人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比较详细地描绘了馄饨的制作方法:“白面一片,盐三钱,和如落索面。更频入水搜和为饼剂,少顷操百遍,摘为小块,擀开。绿豆粉为饽,四边要薄,入馅其皮坚。膘脂不可搭在精肉,用葱白先以油炒熟,则不荤气。花椒、姜末、杏仁、砂仁、酱,调和得所,更宜笋菜,炸过莱菔之类,或虾肉、蟹肉、藤花、诸鱼肉,尤妙。下锅煮时,先用汤搅动,置竹筱在汤内。沸,频频洒水,令汤常如鱼津样滚,则不破,其皮坚而滑。”这里所述的馄饨制法,是先和面,然后擀成小薄片,再把馅包入其中,最后用宽汤煮熟。虽然它在谈到每道工序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和面时要反复揉和,至少百遍以上;肉馅中还要加入花椒、姜末、杏仁、笋菜等物,甚至虾肉、蟹肉等,但是,它的基本制法与现代馄饨的加工法并无不同。总的说来,作为大众食品的馄饨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图27现代的大众食品馄饨
然而,如果谈到馄饨的最初起源,却颇有一些讲究了,因为它完全可能也如当代的“肯德基”、“匹萨饼”一样,是一种“外来食品”,至少,在中原汉人的心目中,馄饨源自域外。宋代的程大昌提到馄饨名号的来源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世言馄饨是塞外浑氏、屯氏为之。”(《演繁露》卷九)按照古代中原王朝的惯例,凡称“塞外”者,多指“外族”——远远近近的非汉族——的人员及其居地,所以此语显然表明,时至宋代,馄饨仍被视作“外来食品”。而程氏用“浑氏”、“屯氏”来附会“馄饨”之音,一方面并不能证明馄饨真的源自域外的所谓“浑氏”、“屯氏”,另一方面却也揭示了“馄饨”只是非汉语的译音,从而证实了此物确实源自域外。对于这点,可以说毫无疑义,因为“馄饨”还有着不少与之读音相近的异名,亦即许多非汉语的异译名。
例如,宋代司马光《类篇》云:“《博雅》:‘?肫,饼也’。?,亦作餫、餛。”是知馄饨亦可称“?肫”、“餫肫”。明代方以智则列举了“馄饨”的更多音近异名:“餫饨,本浑沌之转;鹘突,亦浑沌之转。……近时又名鹘突,《释稗》曰:鹘者,浑之入;突者,暾之入。《梦华录》有餶飿菜。《指南》引《名物考》:有骨董羹,烧树根为榾柮。……凡浑沌、馄饨、糊涂、鹘突、榾柮,皆声转。”(《通雅》卷三十九)由此看来,则馄饨、?肫、餫肫、浑沌、鹘突、浑暾、餶飿、骨董、榾柮、糊涂等等,都指的是同一种食品;也就是说,其名都是非汉语的同名异译,本来并无汉文的含义。
中国内地的馄饨如果真是来自“塞外”或“域外”,那么它的原型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下馄饨的总体模样:用擀薄的面粉皮子,内裹或荤或素的馅,再入水煮熟。煮熟后的形状则圆滚滚,光溜溜,浮在水面上。这种形状及其名称,可以令人联想起古代“夷狄”常用的一种渡水器具。清人余庆远在其《维西见闻记》中说道,云南的西北部多见用以渡河的革囊,其名则为“馄饨”或“皮馄饨”:“馄饨,即《元史》所载革囊也。不去毛而虿剥羖皮,扎三足,一足嘘气其中,令胀饱,扎之,骑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馄饨。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习之,至今沿其制。”不难想见,将羊、牛等家畜的整张皮毛,扎紧出口,使之充气鼓起,浮于水上,其形状确实与馄饨煮熟后浮于汤面上的模样十分相似。所以,说二者之间有着渊源关系,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这种“浑脱”或“皮馄饨”,不仅中国的史家有所记载,古代来自欧洲的旅行家们也注意到了。例如,公元十三世纪,罗马教皇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加宾尼出使蒙古,后者在他的游记《蒙古史》中详细地描绘了蒙古人行军渡水的方法:当蒙古人在行军途中遇到河流时,哪怕河面很阔,也总是用这样的方法渡河。他们在一张圆形皮的周边做成许多圈,然后用一根绳子穿过这些圈,再抽紧绳子,就做成了一个皮袋。他们把衣服和其他物件放入皮袋中,扎紧袋口。在陆地行走时,他们把马鞍和其他物件都放在皮袋上面,有时候人也坐在皮袋上。待到渡河之时,他们就把皮袋系在马尾上,人在前面与马一起涉水或游泳前进,装物的皮袋则浮于水面,随之过河。有时候,他们让马游水,人则驮在皮袋上,用桨划水,与皮袋一起渡到对岸。蒙古人无论贫富,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皮袋,其中装着他们最必需的生活用品。有了这样的皮袋,他们在水陆路上的交通要方便得多了。
加宾尼见到的这种皮袋,便是汉人所称的“浑脱”,用牛皮或羊皮制成。按加宾尼之说,这种浑脱既可作渡水器具,也用以盛装物件;但是按不少汉文记载,似乎浑脱只是用作为渡水工具。如李心衡在其《金川琐记》中载道,甘肃等地生活在黄河沿岸的居民都会制作和使用浑脱。所谓浑脱,即是把全羊掏空,去除骨、肉,将中空的羊皮充气而制成。此物能够轻浮水面,载人渡河。而王延德的《高昌行记》也谈到,西北地区黄河沿岸的居民多用羊皮制成皮囊,然后充气,使之饱满,便能浮于水面,载人或物渡水。
自古以来就活跃于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各游牧民族,其主要生活来源就依赖于他们所畜养的牛、羊、马等牲口;而其生活环境中,则除了水、草、沙石之外,却很少森林。因此,认为是游牧人始创了“浑脱”,用以渡河,应该没有疑问。不过,浑脱却非蒙古人首创,因为至少在唐代,这类“浑脱”就已经在中原的军队中使用过了,如《通典》记云:“(唐军)又用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扎其孔,束于腋下浮渡。”显然,“馄饨”与“浑脱”之所以互为异名,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某种类似之处,自同一语原引申而来。
……
引 子
本书的主题是谈“胡人”,所以在此先对“胡人”作一个大致的界定。虽然古代的域外异族有时候也自称为“胡”,——如匈奴单于曾自称“强胡”,以及“胡者,天之骄子”——但是一般而言,在中原汉人的心目中,“胡”都是对域外落后的非汉族的鄙称。因此之故,本书将十分谨慎地使用“胡人”一名,以免无意中伤害了诸非汉民族。古籍对于域外诸族,大体上以他们居地的方位而采用若干专称,例如,“北胡”通常用以指称活动在中原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东胡”一般指称原居地在今中国东三省地区的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西胡”的指称范围很大,凡是被认为源自“西域”的居民,均可被称为“西胡”。当然,构成“西胡”的主要成分是西亚的波斯人和中亚的粟特人。尽管似乎没有“南胡”的专称,但是对于南方域外(特别是海上)的民族,汉文古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如“昆仑奴”之类,是这些居民的专称之一。
在此要说明的另一点是,本书所谓的“域外”一词,只是就古代中原王朝的版图或普遍概念而言,并无明确的边界划分,因而与现代的“中国疆域”概念迥然不同,如今天的“新疆”在古代通常都被视为“域外”地区。这是读者们必须清楚理解的。
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当现代中国人躺在十分舒适的靠椅中,吃着鲜美的葡萄,喝着可口的葡萄酒,欣赏着包括琵琶在内的动听的“国乐”时,或者偶然进入某个佛寺,虔诚地瞻仰种种佛、菩萨的威仪时,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在两千年,或者一千几百年前,中国还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景象和享受;相反地,那时候,这些景象只出现在被中国人鄙视的“异域”之地,唯有被国人看不起的“胡人”才拥有它们。如果人们得知,如今自己习以为常的两条腿管的裤子,在两千年多年前竟也是“胡人”的“专利品”时,是不是会颇感意外,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呢?
然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其他“胡人”,其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既有独创,又有借鉴,更有融合的漫长过程。每个族群、每个社团,乃至每个私人,都离不开向他者的学习借鉴;完全独立和封闭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我们静思一番之后,多会情不自禁地莞尔而笑:今天的生活环境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是充满了“域外文明”的因素呢?我们今天自恃为“国粹”的事物,往往只要回溯若干时间,便会发现这原来曾是“胡人”的文明,或者,至少包含了不少“外来文化因素”在内!
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其实从古印度文化中借鉴了不少要素;如今民间崇拜万分的神灵“观音娘娘”,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却是典型的男身。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早在近现代“西方文明”蜂拥入华之前,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就已展开,并且似乎还相当频繁。中国所汲取的某些外来文明,对于它嗣后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如马与马术的传入便是一例。同样地,中土的精神、物质文明之外传,也促使域外的“胡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丝绸外销便是一例。
在成百上千年的交流中,既有大量的“胡文化”输入中土及大量汉文明传播至域外,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胡人”与汉人混杂相居,乃至通婚混血,致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难分“胡”、汉,终于成为“一家”。这类现象自古迄今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段,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于是,“胡人”以及中外交流便成了古代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许,它们对于当代的中国社会进步仍然有着极富启发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谈论的古代域外“胡人”及其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具备了相当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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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听说要有十个字才能给京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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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不错,关注很久,终于入手
评分好啊
评分内容有点凑数 干货太少 那些有的没的故事太多
评分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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