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在一起》比市面上单纯报道“留守儿童”故事的书更加深刻和有建设意义，不仅全面探讨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并提出了政策解决之道及社会关爱之路，是目前难得的系统、全面又贴近这一群体现状的调查报告。

内容简介

　　《在一起——中国留守儿童报告》是为中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而作。这本书直面全国各地农村中被命运抛在“孤岛”上的儿童，他们茕茕孑立的身影、需要保护的眼神敲打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他们的日记和书信里，满满都是对家人的思念、对亲情的渴望。本书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深刻剖析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从国家治理改革的高度上研究“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之道。书中收录的几十篇“留守儿童”日记感人至深，马伊琍等社会爱心人士也在书中撰文吐露心声。

作者简介

　　南方周末，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一份享誉海内外的综合类周报，也是中国发行量zui大、传阅率高、影响尤为广泛、公信力强的新闻周报。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本书，是为中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而作。触摸那些仍在加剧的情感、性格甚至身体创伤，我们想说：对这6100万孩子，“留守”这两个字中包含了太多负面信息，会反噬他们的自我。他们不是问题儿童，“大人”才是问题所在，其中，尤其是父母“大人”。

　　——南方周末

目录

总序 呼唤更人道的价值排序

序言一 为了“在一起”

序言二 留守儿童的历史记录与政策的历史转折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国家行动】

从被忽视，到顶层设计——三十年两代人留守史

多方发力，破解留守儿童工作难题——专访民政部部长李立国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地方样本】

湖北：从解决温饱到心理矫正——免费午餐第一县的攻心难题

贵州：大山里的图书馆——“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多读书”

安徽定远：留守儿童寄宿制样本——让老师变成“代理家长”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特别关注】

“罪童”——在工读学校里留守

谁能守护2800万留守女童——319起性侵案：可怕的性安全教育盲区

那些“留在学校的儿童”——“一个人”的心理世界

千里寻母之后的选择题——“这一次，她决定再也不离开了”

正在消失的“洋娃娃”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公益力量】

马伊琍：哪有父母愿意离开孩子

“做，总比不做好”——留守儿童的“童伴妈妈”

“每个人，都不应该是一座孤岛”——写给留守儿童的“家书”

留守儿童健康之家夭折——专业化缺失下的速死

邓飞：建设比愤怒更富价值

谭晶：那些与我生命交汇的孩子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留守心声】

留守儿童日记选：我最喜欢骑在爸爸宽大的肩上

廖伟棠：“孩子是容易被忽略、被牺牲的一群人”

邬霞：打工诗人与留守儿童的轮回

张洁：90后“牧羊女”的回家路

邹小雪：问题少年知返记

刘岚：离别，为了不再漂泊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影像纪录】

孩子，愿你的前路不再孤独——摄影师和留守儿童生活了几天

闲置校车、网吧和狗 ——纪录片里的留守儿童

农民的孩子只能是农民吗？——作家春桃的皖西调查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政策建议】

公立学校无法进，打工学校名难正——三百公里上学路

农村留守儿童，不算最惨，还能更好

“‘留守’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长期的”——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儿童会

他山之石：建立多层次的儿童保护网络

【中国留守儿童报告·数字表情】

精彩书摘

　　以偷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东富泉村，凌非几乎成了“传奇”。

　　两米高的院墙他一翻就过；偷完东西被人堵在网吧，做个假动作从边上跑掉了；从别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块，10条烟，包括两条“大中华”，两条“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贵的烟；像电影里一样，他还偷到过美元，但不认识直接扔掉了；邵阳的市长热线也接过很多投诉他的电话……

　　“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贫寒、破碎的家。

　　因为穷，凌非的父亲三四十岁时花钱娶回一个云南女人。村里这么干的，有二三十个。可没过几年，云南经济搞活，女人们陆续回家，没回家的也改嫁到邵东县城或邻近的富裕乡村。“可当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个都没带走。”

　　凌非的母亲属于后者，改嫁后便断了联系。在凌非口中，母亲是绝对的禁区。聊天时，他虽然也会提到“爸妈”，但这个字眼儿只对应着爸爸一人。提到妈妈，只有一句话，“我不想说这个人”。或许他并不知道，几年前，母亲已不在人世。

　　七八岁时，将凌非一手拉扯大的父亲离开偏远的湖南农村，远赴广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这样的选择并不稀奇。面对几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刘庆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村里310多户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挣钱、留下孩子在家读书的，大概占到四成。

　　凌非不愿读书，村里人给他凑出学费，他也不读。“为了他，我们村上给他家搞了两个低保指标。”村委会副主任宁建生说，一个低保指标每月90块，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这样。

　　有时，刘庆新也会叫凌非到家里吃饭，“主要是找他谈，看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但凌非每次硬是不肯张口。一餐吃过，对村主任家该偷照偷。

　　无人管束的日子里，凌非的生活就是四处搞钱，谁家钱放在哪里、谁家人几点回家，他一清二楚。凌家1949年之前垒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彻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门来，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就当是点补偿”。

　　没家的日子，凌非就缩在别人家的厕所里；有时，猪圈上面铺着喂牛的干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觉。村里有人出远门多日不归，他就撬开房门，躺在别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们村书记在外面治病，经常不在家，他在村书记家也睡了好久。”“还有一个人家结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说着，五六个被他偷过的村民，一阵哄笑。

　　“本事”再好也难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顿暴打。每一次，凌非都大方承认偷钱的事实，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会哭，流着泪大叫：“我改嘛，我会改嘛！”

　　最严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电线杆上扇耳光、拳打脚踢，几十人围着看。刘庆新听说后，怕他被人打坏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赶过去把他救了下来。“后来他家里人说，这孩子被人打废了”。

　　但凌非不肯承认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后来也不会去想。”

　　在凌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凌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打过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满了12辆面包车和三辆小车；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轮盘边，转到谁，谁就要吸麻古、K粉；为了惩罚一个出卖过自己和哥们儿的女孩，他们把她绑到山里、铐在树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欢身材好的女孩，交过两三个女友，在工读学校里还因为写情书被周红用橡胶水管抽过几下……

　　“他打过架、吸过麻古，但剁手这种事他绝对不敢的。”周红说，这些“事迹”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给女孩写情书，这确实发生过，但男主角是一个“家长送来的”男孩。“他都不太会写字，怎么可能写情书？”

　　村里人也说，凌非的问题就是“偷”。“派出所从没说他做过什么暴力的事，也没见他交往过什么女孩。”

　　“我不是她妈妈”

　　每次凌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镇上领人，刘庆新、宁建生至少去领过6次。“派出所对他也很头疼”。

　　为了村里的治安，也为了凌非不再挨打，刘庆新以监护人和村干部的双重身份在“工读学校学生入学审批表”上签了字。 2012年11月，宁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凌家亲属一起，将凌非送到了邵阳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刚来的时候11岁多，50多斤，这么一点点高。”周红没想到，这个小孩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2015年春节才被父亲接走。离开时，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点”已经快有一米七了，体重涨到了90多斤。但出去仅仅4个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来，还是因为偷。

　　“不是我们不让他出去，”周红说，“要出去必须有家长签字领人，但他家里没人来。”

　　与凌非相似，一些政府送来的孩子，没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们生活的常态，就像在家时也很少见到父母一样。

　　和张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杰13岁，父母离异，父亲在四川打工音信全无，母亲和继父在怀化做生意，很少回家。从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亲和爷爷只在大年初二时来过一次，带了他爱吃的鸡爪、香肠、麻花、卤蛋，和他待了20分钟。但金成杰对此非常满足，“之前我以为他们不愿意来看我了，有时就会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张波的家人过年都没来，甚至没打过一次电话。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带走后，叔叔曾给远在广东的妈妈打过一通电话，但张波害怕挨骂，没敢接。在张波的印象里，妈妈快40岁了，长长的头发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记不住妈妈或爸爸的电话号码，只能等着他们打来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来过问。几年前，政府送来一个15岁的女孩，父亲在外打工，她和母亲留守在家。师范还没毕业，女孩就因为不检点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疗时，周红拨通了女孩妈妈的电话，对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妈妈，我是她的邻居，她妈妈在广州打工。”

　　还有一次，一个有阑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学校里旧疾复发，周红给他在外打工的父亲打通了电话，希望家里委托一名亲戚来医院签字手术。“结果他爸爸说，反正孩子是在你们学校生的病，就由你们学校负责。死也好、活也好，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就可以了。”后来是周红签了字，孩子手术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连一声问候也没送来。

　　“等我出去以后，我要去广州、深圳那样的大城市打工。我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看毛爷爷。我在电视里看过，天安门又大又好玩。”凌非自认在工读学校里蹉跎了两年的光阴，但身为一个没学历、没技术的15岁少年，他并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去饭店端盘子吧？”“端盘子要受气的，你端得下吗？”一名老师问道。凌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乱搞，又要被送进来了。”

　　3月13日，凌非又找到周红，“书记，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你估计什么时候出去？”“起码两年。”凌非的火气一下蹿了上来，“反正没人来接。老家伙（父亲）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没来看过一次，电话也不打一个过来，死到哪里去了？”

　　看着凌非躁动而迷茫的脸，周红无言以对。

　　十几米外的操场边，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练习手语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啊。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怀念着，伤害我们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钱锦对本文亦有贡献）

　　【决策参考】如果想要预防留守儿童犯罪，我会引用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建立起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监护制度，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而不是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犯罪上。

　　——姚建龙（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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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留守儿童的历史记录与政策的历史转折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

　　我与贫困儿童结缘始于2001 年开始推进城市低保。那时湖南常德市的慈善家杨邵军已经开始举办阳光孤儿院，收养了上百名孤儿，我作为救灾司长，地方民政部门邀我实地考察，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慈善家的情怀和贫困儿童问题的严重性。2003年，张家界发生洪水灾害，我到达灾区后遇到了父母遇难的两个孩子，当时就只好委托杨院长帮助照料，同时也引发我从政策上解决全国所有灾后孤儿问题的想法。后来民政部领导决定让救灾司普查全国的孤儿数量，我就是这次排查工作的负责人。2008年汶川救灾之后，我调入社会福利慈善司任司长，又直接负责处理孤儿事务，由此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了儿童问题。尽管在我的直接参与下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孤儿保障制度，中央财政下拨了25亿元的年度预算资金，但我发现儿童问题远远不止孤儿，留守儿童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在离开民政部的时候，我建立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就与民政部和联合国儿基会合作，在较为贫困的5个省12个县的120个村庄开展建立“儿童之家”与“儿童福利主任”的示范活动，把这些村庄中的近8万名儿童（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留守儿童）全部纳入照料的范围，并建立起了较为严密的儿童福利工作系统，示范取得了较大的成功。2015年，联合国儿基会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一项目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民政部则决定以“百县千村”的规模向全国推广这一经验。

　　2015年夏，发生了贵州毕节地区几个儿童自杀的事件。留守儿童的照料问题再一次被呈现于社会大众的视野，并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当时我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讨论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我直截了当地谈到，在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着一个空档，那就是，没有一个行政部门负责留守儿童事务。没有想到事过不久，国务院就做出了决定，民政部门负责留守儿童事务，并规定了相当具体的政策，这是留守儿童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应该说，作为一个既从事理论研究又参与实务工作的人员来讨论留守儿童问题，可能与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不那么相同。当然，我很清楚地知道，没有记者们的及时报道与深度分析，就不会使全社会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并急迫地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更多地是思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设计出体制性的解决办法。

　　其实，留守儿童问题，从允许农民进城一开始，就正式产生了。可以说，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史上，产生广泛大量留守儿童问题的国家，确实只有我国一个。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我们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计划经济的一个体制性框架，就是建立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这两个户口实际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在这个体制下，农民进城务工很难将子女带在身边，其主要障碍就是户籍制度，它使得儿童就学产生了极大的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开展了多个方面的讨论。

　　需要提醒的是，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还与我国的儿童福利制度的缺位有着直接联系。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农村儿童有留守儿童问题，即使在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曾经随之使全国幼儿园的数量从2000年175836个锐减为2001年111706个，一年之内减少6万多个，可以想像这一年会有几百万个城市儿童失去了幼儿园，而城市幼儿园的缺失至今还是困扰家长们的一个较大社会问题。印度的所有在校小学生都可得到免费午餐，而我国至今也只是在贫困地区推广了这一福利。我国的儿童福利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就不是如同一般的户籍问题那样牵涉面较大，而只是一个社会认识问题。我们对世界各国儿童福利制度的认知是相当缺乏的。其实，如果能够给予全国所有的儿童以更好的福利，并且建立起系统的保护体系，那样，留守儿童问题解决起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2016年2月，国务院已经发出《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留守儿童的照料与保护做出了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民政部门开始承担起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的职责。2016年，可能是留守儿童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转折之年。在这个时期，《南方周末》将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结集出版，再次呼吁全社会关注这一关系到我国发展前途的根本问题，相信必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借此机会，我也再一次呼吁全社会重视儿童福利制度建设问题，应该将《儿童福利法》的制定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

　　2010年初，在推进孤儿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我曾经向有关部门解释，孤儿的生活得不到好的保障，将会影响全国儿童的成长，因为所有的家长都有可能将孤儿的生活状况作为一个教育和提升的参照。如果我们的参照点如此之低，怎么会让子女有更高的追求呢？

　　现在，我也要说类似的话：如果我们整个社会不能够理解6000多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困苦并使之真正得到解决，我们真正能够使城市的孩子得到健康成长吗？为了我们所有的儿童，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更为幸福的成长，我们需要从体制与机制上尽快建立起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与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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