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第四次修订增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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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陆象淦 著,陆象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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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02544
版次:1
商品编码:12051825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88
字数:34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对“发展”作出理性反思并试图提供出路的著作。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以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一种批判的视角,从历史的、遗传学的角度出发,探寻“发展”的定义,并追溯“发展”理念从产生至今的演变过程。通过厘清“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进路,本书最后集中回应了“无增长”的争论以及对主流经济范式的质疑,甚至对整个经济“科学”提出质疑,最终作者认为可以设想存在一条“后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吉尔贝·李斯特(Gilbert Rist),瑞士学者,国际研究所博士,日内瓦高等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后发展理论思想领袖,发展概念和实践研究的奠基人。曾主持“欧洲—第三世界中心”,成效显著。主要研究课题是现代人类学如何使传统社会和异族社会脱颖而出。

目录

译 序/1
第四版序言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1
第三版序/1
第二版序/1
导 论/1
第一章 定义/10
日常思维/10
方法论的警示/12
一个定义的各种元素/16
一个引起争议的定义?/25
作为现代宗教元素的“发展”/28
第二章 一个西方神话变形记/34
变形的蕴含后果/35
西方对于历史解释的基石/38
结论/61
第三章 全球化的滥觞/67
殖民化/68
国际联盟与托管制/85
结论/96
第四章 发展概念的发明/100
杜鲁门总统的“第四点计划”/101
一种新世界观——“欠发达”/105
美国的霸权/109
一种新范式结构/112
“发展”的时代/113
第五章 学说和国际机构的建立/117
1955年4月18~24日的万隆会议/119
新的国际“发展”机构/128
第六章 介乎历史和预言之间的现代化/135
一种历史哲学/137
是反共主义还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45
异端的声音/151
第七章 外围与历史研究/158
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161
拉美的依附论派/164
新范式、旧假设/169
附录/175
第八章 社会的独立自主——过去之作为未来的模式/179
“乌贾玛”或曰坦桑尼亚的经验/183
自力更生的原则/195
结论/198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义高奏凯歌/204
国际经济新秩序/208
另辟蹊径:达格·哈马舍尔德报告(1975年)/225
彗星之尾/230
“基本需要”的进路/236
结论/248
第十章 环境——“发展”的新本质/250
回到古典经济学与人类心灵的补充/250
“可持续发展”还是永恒的增长?/261
全球峰会/275
结论/281
第十一章 现实主义与善良感情的混合/289
南方委员会/29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人道的发展”/300
第十二章 作为“发展”幻影的全球化/310
误解的功效/313
全球化——实现“发展”的最后希望?/325
作为信仰避风港的虚拟现实/329
第十三章 从消除贫困的斗争到发展千年目标/332
问题何在?/336
何谓穷人?/338
全面出击/341
千年目标:成为碎片的“发展”/342
对“发展”的援助:数字的操纵/347
结论/351
第十四章 大逆转?/352
“发展”风光不再/356
走向另一种模式?/361
减贫:一大成绩?/364
生态:危机的牺牲品/367
结论/371
第十五章 超越“发展”——从“无增长”到经济范式的转变/376
增长的反对者与“发展的信徒”/377
经济“科学”——一个过时的范式/385
结论/395
第十六章 结论/397
论断/398
“后发展”/400
经济范式的枯竭:盲信还是求知?/407
译名对照表/413
参考文献/436

前言/序言

译序——“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注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产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剀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20%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80%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4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还是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晖,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第四版序言 相信不可能:否认现实
撰写“发展史”——一个西方的信仰历史,面临一个陷阱。事实上,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这部历史延绵不断,尽管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它正在前进,迫使作者不得不增补其论述。
近几十年的进程中,“发展”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乏善可陈,因为国际环境被危机搅得天翻地覆。这场危机始于美国的银行,迅速传染了整个世界经济,使欧元区遭受重创。由此,对于南方国家“发展”的关注,在国际优先项目的排名中速降,尤其是不久前被看作“富国”的一些国家,而今陷入与它们惯常进行援助的国家相同的困境。
尽管诸如玻利维亚等一些国家努力另辟蹊径,试图用“美好生活”来替代消费品的囤积,而联合国以极端贫困减半为自豪,但这个十年的阶段总结丝毫也不令人鼓舞。北方国家在大多由其协力制造的债务重荷下濒临崩溃,而今注定以遵循宏观经济“大平衡”的名义紧缩预算,以期重回增长。因此,增长替代了内涵极其驳杂——被加上了人道的、社会的或者可持续的等附加词——的“发展”。然而,人们依然期望危机促使经济负责人认知的惊醒。为什么不质疑导致金融体系偏移乃至失范的深刻根源——对利润的无度贪欲?其实,原因很简单,而且构成人类历史的常量:教条始终压倒了对于现实的明智观察。换句话说,很不幸,信仰成为舒适的庇护所,免得提出种种麻烦的问题。
这些问题来自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一方面是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是生态领域。但最终都不得不让位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的决策。这些决策必须满足把他们推上权力巅峰的男女民众的诉求,保障其福利。惟其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条可行道路:不触动其他参数而重启增长?譬如说,近几次的G20峰会都曾许诺限制金融体系的过大权力。那么,为什么不能付诸实践呢?创造就业是否必须通过“生产”体系的扩张,或者能否在试图治愈其所造成的损害同时,重新思考这个体系呢?社会的不平等是否只能通过往往令被迫接受的男女民众感到憋屈的慈善措施来减缓吗?夫妇消费指数是否构成他们幸福,或者更乏味一点说,他们满足的唯一标准?这无关乎将某些严重问题——后果往往令探讨者们瞠目结舌的问题减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增长是否构成唯一的解决之道?近年来的进程中,在增长依然强劲时,社会不平等是否减缓了?“不文明生活”是否减少了?
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外,加上科学家们越来越精准地警告的生态威胁: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渔业资源枯竭,矿物能源储藏日益稀少等等。凡此种种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例子。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对之真正关注。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以失败收场,其原因是并未制定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来替代东京议定书。而且,联合国讨论可持续发展的会议(里约+20)同样也令人失望,原因不仅在于最强各国的国家首脑们拒绝到场,还在于其通过的建议再一次强调增长的“迫切性”,而不是把拯救我们每个人与之休戚相关的环境置于优先地位。
承认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不可能实现无限的增长,这是基本的常识。可惜的是,所有的经济政策皆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崇尚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却在信仰面前畏葸却步。这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经济功成名就,跻身于理性“科学”之列,立足于一系列时而不可验证时而错误的假设基础上。于是,骗局横行无阻:一些人假想自己遵循科学原理来施行经济政策,而看不到这些所谓的科学原理乃是为信仰乔装打扮的假货。建设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世界的空想远比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的现实美好,不是吗?更何况这种空想改头换面,是以人们信以为科学的形式出现的!
拆穿这种骗局的一天终将来临。有人已经开始对增长提出异议,或致力于提倡“有节制的富裕”。他们的运动正在不断扩展,虽然还远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更多关注眼前的现实需要而不顾他们子孙前途的人支持。无论如何,气候变化或者资源枯竭的风险,要比人们设想的速度更快地降临,严重挑战建立在“发展”和经济“科学”许诺基础上的脆弱前景。
眼下的第四版使笔者有机会增补新的一章,按照年代的次序插入前一版内。这一章叙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大动荡,以及以增长取代“发展”,政治领导人无视气候变化危险的自杀式的盲目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尽管一些异见人士的声音提出应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个世界,其却很难对这类人祸有所弥补。
吉尔贝·李斯特
2012年10月
第三版序
十年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发展”的步伐即将放缓,对我们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前景的估计将从此走向比较实用或者比较“现实主义”,扬弃作为主流经济学说基础的进步神话和种种过时假设所支撑的幻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生态问题抑制了不久之前占据压倒地位的乐观主义,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政治舞台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却依然始终将经济增长视为改善所有人命运的万灵妙药,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气候危机和世人力图缩小的不平等愈趋严重。控制着这种制度并从中获利的少数人对此不容置疑,他们津津乐道于宣扬人人都能分享财富。只要大言不惭地说不公平是暂时的,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状态的忧虑变得越来越急迫,“发展”虽然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挂在人们嘴边,却披上了所谓“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外衣,提出了从现在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减少一半的计划,据说这与我们要促使其摆脱市场规律的“世界公共财富”休戚相关。在主流思潮之外,增长本身成为争议的话题,尽管起初只是相当胆怯地申辩不可能有无限的增长,稍后则随着减缓增长派阵营的形成而更为理直气壮。一些“新发展派”始终力图保持对于“另一种发展”的信念,也就是说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最终实现诞生于19世纪的民主和群众性参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义无反顾地鼓吹所谓的“后发展”理论。随着早已形成的对于主流经济范式的批判的扩展和更具针对性,值得讨论的新进路很多: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难道不正是大多数当代社会深陷其中的困局的源头吗?
值本书列入其中的丛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增加了新的一章来阐述今天广泛争论的这些问题,并将前一版的后记改成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一章。最后,根据最新的统计修订了一些数据,删除了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议论,对于结论也做了很大修正。
笔者意识到这些修改增加了对敝人的立场进行评论的人们——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鄙人都感到不胜荣幸之至——的负担,因为新的文本显然不同于以前的版本,特别是最后一部分。但是,笔者不能放过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尤其是以自己作为通常是这种争论见证者的身份。不过,读者尽可以放心,笔者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于我们来说,对“发展”的批判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个受人膜拜的术语继续不断地被用来激发起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吉尔贝·李斯特
2007年10月
第二版序
自五年前出版以来,本书引起了某些争议。对此,如何能不感欣慰呢?如果说谦虚促使我们忽略那些因它阐明了与原本应有意义相悖的“发展”一词今天的实际含义而给予的褒奖之词,那么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可以分为两大阵营。
首先是所谓容忍派。这些人颇为愤懑地描述以“发展”之名冠冕堂皇进行的种种行动并将之或多或少归结为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此同时又容忍“发展”所激发起的巨大希望变得黯淡的悲剧。然而,为什么不应该承认最崇高的事业往往引发某些悲剧的结果呢?试举一例:曾经梦想财富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按需分配”的人们,梦醒时分看到的不仅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和电气化,而且还有物质的匮乏和古拉格集中营。如果历史可以在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那么为什么不如法炮制,指明将普遍幸福的希望与在“发展”的名义下加剧不平等并推行全世界无所不在的商品化的具体行动之间截然分开的鸿沟呢?
其次是所谓忠信派。这些人根本不考虑如何改善他人的命运——尽管有时获得某些成绩,而且唯恐一旦宣布“发展”终结,就会促使始终为数众多的穷国急切需要的援助进一步减少。希望“发展”或者希望活得更好,难道不合情合理吗?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本书既不想评价旨在实施“发展”的合作,也不想谴责国际援助。不过,如果说这些行动是必要的,那么它们就经济体系关于不可通融的逻辑所要求的诸多措施而言,始终是边缘因素。博爱之心是无可怀疑的,但它并非是决定南方和北方的最不幸人们的命运的首要因素。做出决策的难道首先不是政治?造成贫困的难道首先不是战争和独裁制度(例如在非洲),荒唐的经济政策(例如在苏联),金融投机(例如在亚洲),拒斥土改(例如在拉丁美洲),以及减弱国家再分配能力的税收政策(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关于这些计划,事后难道不应该迅速揭示,而不是掩饰其错误的后果?毫无疑问,最好的当然是面面俱到,但不能颠倒孰先孰后,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本书初版于“幸福的全球化”独霸主流思潮的时代,因此它的结论段落看来写得太具空想色彩,也就是说缺乏现实说服力。自那时以来,影响不一的若干事件或许可以说给了不久之前的这种盲目乐观症当头一棒。
首先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夏进一步扩大,致使俄罗斯经济步其后尘,陷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于是,我们发现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非但不能始终合理配置资源,而且可能孕育灾难。这样的警示是急切的,但不足以动摇原有信心:在这一体系中迅速注入几百亿美元,即可使它重新焕发活力(也许除了在亚洲特别是日本之外,但别有原因)。
随后出现了另类世界主义运动,自由化信徒们聚会之际,掀起了往往是暴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1998年的日内瓦,随后1999年在西雅图针对世贸组织会议的示威游行,2001年针对达沃斯论坛的示威游行,以及2001年8月针对G8日内瓦会议的示威游行。新闻人物荷西?博韦的形象,以及诸如要求对投机活动征税来资助南方国家“发展”的“征收金融活动税协助公民组织”(Attac)等组织的成功,令人难忘。这些同盟很好地重新组合了往往是矛盾的各方面的利益,也代表着某种希望,因为它们体现着面对“现代性困局”的一种意识觉醒。标榜“自由”的主角们,现今不得不把自己关闭在会议厅的小天地里,依靠警力——有时比挑战者更加炫耀暴力——的保护进行讨论,这岂非咄咄怪事。甚至肉体的暴力总是比引起它的符号暴力更加惊心动魄。
最后,怎么能不提到使整个美国沉浸于悲哀氛围中的发生在2001年秋天的恐怖主义的暴行呢?时至今日,还不可能确切知道是谁犯下了这样的罪行,他们行动的动机何在,他们得以渔利时可能的共谋犯是哪些人。他们的行动是不可原谅和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为什么不能把诸如此类的行动同样也解释为全球化的一个后果?难道它们不正是揭示了全球化隐蔽的可憎面目吗?“无国界主义”不仅仅是人道的,网络的全球化所实现的奇迹同样也可能变成噩梦。再者,怎么能在事出有因地进行反恐怖主义斗争之前,不问恐怖主义的根源问题呢?否则,我们实际上是徒劳地同一些抽象的概念——无论是贫困还是恐怖主义——进行斗争。但是,以假设的恐怖主义网络的首领藏身于阿富汗为借口,出兵这个国家,同样也是不能被允许和不可原谅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人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如果说他们中并非所有的都来自受害最深的底层,那么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在于试图捍卫这些阶层的生存,正如他们所选择的目标所证实的那样。应该憎恶一切狂热仇杀,但这并不能使狂热仇杀消失。它们是如此强烈的情结和如此严重的失望的产物,以至于任何生命,不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都已经无足轻重。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和强者的厚颜无耻使他们陷入绝望,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越来越多吗?
因此,这一危机是在普遍的经济动荡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危机只能进一步加深动荡。因此,美国总统最近的一系列声明表明,以就业、交易所的健康运转或者选举日期等的名义实施的一切手段,无不旨在“重振增长”。也许像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一样,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就中期而言,必将遇到另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增长与对环境的破坏之间的相容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与增长和“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效果相比,对环境的破坏只是不得已而必要的小恶。他们把这两种现象视为仿佛是不相干或者可以调和的东西来处理。但今天已经不再有这样的可能性。不仅是浪费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节约可使用的资源才能保障工业社会的生存——加剧着形形色色的污染,而且似乎“自然”灾害和气候反常(洪水、飓风、森林大火、沙化等)越来越有可能频繁和广泛侵袭我们这个世界,从而加剧工业社会的技术脆弱性,凡此种种正是人类活动的苦果。正因为如此,对于“发展”的信仰的必要的批判不再仅仅是因为它为社会不平等的异乎寻常的扩大辩护;它正在危及一切人的未来,因而变成危险的东西。即使不能及时摆脱这种观念,那么在它所加剧的灾害的压力下,也应该重新思考社会生活的方式和经济“科学”的基本原理。
这个新版本是一个契机,可以借以发布某些新的数据,特别是修正若干错误。这些错误大多是由帕特里克·卡米耶给笔者指出的。笔者因此要向他致敬,感谢他以其杰出的学术驾驭力和无微不至的悉心关注保证了本书英译本的品质。
吉尔贝·李斯特
2001年10月

《文明的熔炉:跨越千年的人类社会演进与思想变迁》 一部宏大叙事,追溯人类从早期聚落到现代社会的复杂历程,深入剖析社会结构、权力更迭与精神世界的塑造。 本书旨在构建一幅跨越数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全景图,聚焦于不同文明形态的兴衰、制度的演化以及驱动人类前行的核心思想动力。我们不满足于简单的年代罗列,而是力求揭示历史进程背后的深层逻辑与内在关联。 第一部分:早期文明的勃发与地域性秩序的建立 本部分将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说起,探讨人类定居生活如何催生了最初的社会分化与政治雏形。重点研究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独特发展路径。我们将细致考察早期王权、神权与法律体系的构建,例如汉谟拉比法典所体现的早期社会契约精神,以及埃及法老制度中神性统治的巩固。 随后,我们将转向东方的早期帝国——早期中华文明的夏商周更迭。不同于两河流域的城市国家模式,中华文明早期表现出的对宗法制度和中央集权的早期萌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结构。我们将分析“天命观”如何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了基础,并审视早期青铜器与礼仪对社会阶层的固化作用。 第二部分:古典时代的思想觉醒与帝国扩张的张力 古典时代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空前的“轴心时代”。本卷将深入探讨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精妙与局限。雅典的民主实践不仅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关于公民权、公共领域和理性思辨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哲学,如何共同奠定了西方政治哲学与科学思维的基石。 紧接着,我们将考察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带来的文化融合(希腊化时代)。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扩散,如何激活了地中海东岸与中亚地区的知识流动,为后来的世界性宗教的传播奠定了地理和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转向南亚的孔雀王朝及其后的贵霜帝国。重点分析婆罗门教的社会分层体系(种姓制度)如何深入地嵌入社会结构,并探讨早期佛教思想(如阿育王的“法”)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寻求调和与超越。 在东方,秦汉帝国的统一与制度化达到了古代集权国家的新高度。我们详细剖析郡县制、中央官僚机构的成熟,以及儒家思想如何被提炼、改造并最终成为维系帝国数千年的指导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地方的文化多样性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与互动。 第三部分:转型与冲突:世界性信仰的兴起与中世纪的重塑 随着古典帝国的衰落,旧有的政治框架瓦解,为超越地域、诉诸普世精神的宗教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本部分将聚焦于公元初至中世纪早期,三大一神教(犹太教的延续、基督教的兴起与伊斯兰教的诞生)如何塑造了新的社会认同和道德秩序。 基督教在罗马世界的传播与最终的官方化,以及其对世俗权力的长期影响,将作为核心议题。我们将考察教会制度(教皇制)的形成,以及其在西欧政治权力真空中的填补作用。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唐宋时期的中华帝国展现出高度的成熟与开放性。我们将分析科举制度对社会阶层的流动产生了何种结构性影响,以及宋代商业革命、技术创新(如活字印刷、指南针的成熟应用)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 此外,对拜占庭帝国和早期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比较研究将揭示,在罗马遗产的基础上,不同文明如何发展出不同的知识传承模式与治理结构。伊斯兰教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基于其对贸易网络、法律体系(沙里亚法)和知识体系(对希腊化哲学的继承与发展)的有效整合。 第四部分:全球连接的序曲:知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萌芽 本部分探讨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期间,人类认知框架的根本性转变。欧洲的“黑暗时代”并非知识的断绝,而是知识的重新定向。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如何为后来的科学革命积累了必要的组织和学术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对古典人文精神的重新发掘,标志着对神性中心的挑战和对人性潜能的重新肯定。随后,宗教改革不仅是神学上的分裂,更是对既有权威结构(罗马教会)的根本性动摇,它促进了民族语言的普及,并深刻影响了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 最后,我们将考察地理大发现对世界格局的颠覆性影响。这不是简单的航海史,而是权力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初步建立。这种连接虽然带来了财富的重新分配,但同时也播下了殖民主义和不平等的种子,为接下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埋下了伏笔。 总结与展望 本书力图展现,人类历史并非线性进步,而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权力体系下,围绕着秩序、自由、信仰与知识的永恒冲突与相互塑造中,艰难前行的过程。我们关注的是结构的力量,而非偶然的英雄事迹,旨在为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一个坚实的、跨越传统的历史坐标系。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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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起源”到“全球信仰”,这个跨度本身就提出了巨大的比较学难题。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构建了一套强调主体性、理性与个体自由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面对非西方的、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或强调神秘体验的信仰体系时,往往会产生审视与隔阂。我强烈希望这本书能展现出一种高超的“翻译”能力,即不是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而是尝试理解不同文化逻辑下的信仰体系是如何自洽运作的。例如,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或者佛教在东亚的本土化过程,这些都需要一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这本书如果能成功地搭建起不同文明间关于“超越性”体验的对话桥梁,而不是简单地将非西方信仰视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或“落后阶段”,那么它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就具有了非凡的现实意义。它应该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探求终极意义时,那些共通的渴望与殊异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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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笔触”是否能让人产生持续的智力上的刺激与情感上的共鸣。这本书的书名听起来严谨、学术,但我更期待的是一种如同侦探小说般层层剥茧、引人入胜的叙事节奏。历史的魅力在于“未竟之谜”和“被遗忘的真相”。我希望作者能够大胆地提出一些挑战传统看法的论点,并用无可辩驳的逻辑链条将我们引向新的理解。比如,某个被认为对现代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西方哲学思潮,是否在东方某些思想流派中早有雏形,只是因传播路径受阻而被掩盖了?这种跨文化、跨时空的对比和连接,需要极高的洞察力和叙事技巧。如果这本书的文字能够兼具学术的严谨和文学的张力,让人在合上书卷时,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感受到智力被拓展的愉悦,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而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思想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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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著作,光是“第四次修订增补版”这个标签就暗示了其内容的深度和历经时间考验的权威性。我特别关注那些“增补”的部分,因为它们通常代表着学术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是对既有论点进行了更具批判性的反思和修正。历史的叙事总是在不断被重写和精炼的,尤其是涉及到“起源”这种宏大命题时,新的考古发现或文本解读往往能带来颠覆性的视角。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整合这些新材料,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到已经成熟的整体框架中去的。那种在经典论述上不断精益求精的打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精神的体现。我期待看到对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扩张中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入剖析,以及中世纪晚期教会权力结构瓦解的微观研究。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像一个技艺精湛的雕塑家,在保留主体结构完整性的前提下,不断用凿子修正那些模糊不清的棱角,让历史的肌理更加清晰、有力。这本书若能做到这点,它就不仅仅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部不断生长的思想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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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本书的名字,我就忍不住想知道,它到底是如何梳理那条从遥远的西方文明曙光,一直延伸到今日纷繁复杂的全球性信仰体系的长河的。我猜想,作者必然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构建一个宏大的时间框架,将那些早期哲学思想的萌芽,与后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现代思潮的交织碰撞,编织成一张既有清晰脉络又不失细腻纹理的史诗画卷。我特别期待看到它如何处理那些关键转折点——比如轴心时代思想的涌现,或是不同文化区域间信仰体系的接触与冲突。这本书绝不是简单的事件罗列,它必然深入探讨了文化环境、社会结构乃至技术变迁是如何一步步塑形了人类对“神圣”的理解与表达方式。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种超越单一视角的审视,既能体会到西方理性精神的强大驱动力,又能公正地评估那些非西方信仰体系在全球扩散中所蕴含的深刻人文价值。如果能提供详实的史料佐证,并辅以精妙的论述结构,那么这本书无疑将成为理解人类精神图谱变迁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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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探讨“信仰”的演变,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平衡宏观的历史进程与微观的个体体验。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避免陷入那种纯粹的宏大叙事陷阱,即把信仰简化为政治或经济的附庸品。真正的信仰,往往根植于人们面对死亡、苦难和意义缺失时的最深层焦虑。因此,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挖掘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声音——农民、工匠、边缘群体,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如何实践、曲解或重新诠释他们所处的宗教框架的?比如,在某个特定时代,一种新的宗教修辞是如何在市井之间流传开来的?这种微观视角的引入,能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全球信仰”这一概念的理解。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抽象的定理,而是千千万万具体生命经验的叠加。如果这本书能提供一些基于一手资料的生动案例,哪怕只是寥寥数笔,也足以让那段遥远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充满人性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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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购买书还是很划算了 大量采购中 好书先买来以后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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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迷思 的一个新版本,增加了一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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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 很实用 希望京东能够多搞一些图书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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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绝对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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