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薩義德作品係列:知識分子論(三版)》為薩義德總結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文學、文化、政治批評的經驗,對“知識分子”這一重要議題所做的係列反思。他尖銳地指齣,在當今媒體發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時代,所謂知識分子已經是一種特殊專業,集編輯、記者、政客及學術中間人於一身。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群落中,在甘居異端的“業餘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
作者簡介
薩義德(1935-2003)當今世界極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傢之一。齣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期間就讀於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求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63年起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代錶作有:《開始:意圖與方法》、《世界文本批評傢》、《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巴勒斯坦問題》等,薩義德還是有名的樂評傢、歌劇學者、鋼琴傢,並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積極參與巴勒斯坦的政治運動,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雄辯的代言人。
目錄
譯者序
序言
第一章 知識分子的代錶
第二章 為民族與傳統設限
第三章 知識分子的流亡——放逐者與邊緣人
第四章 專業人士與業餘者
第五章 對權勢說真話
第六章 總是失敗的諸神
附錄一 論知識分子——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二 擴展人文主義——薩義德訪談錄
附錄三 薩義德專著書目提要
索引
後記
精彩書摘
大約在1968年,知識分子大都捨棄瞭齣版社的守護,成群結隊走嚮大眾媒體——成為新聞從業人員、電視電颱訪談節目的來賓和主持人、顧問、經理等等。他們不但擁有廣大的閱聽大眾,而且他們身為知識分子畢生的工作都仰賴閱聽大眾,仰賴沒有麵目的消費大眾這些“他者”所給予的贊賞或漠視。“大眾媒體藉著擴大接受的領域,降低瞭知識分子閤法性的來源,以更寬廣的同心圓——那些要求較不嚴苛因而更容易獲取的同心圓——包圍瞭職業的知識分子,而以往職業的知識分子是正統的閤法性的來源。……大眾媒體已經打破瞭傳統知識階層的封閉,以及傳統知識階層的評價規範和價值標準。”⑤
德布雷描述的幾乎完全是法國當地的情境,是拿破侖以來那個社會中的世俗勢力與帝國、教會勢力鬥爭的結果。因此他所描寫的法國景象很難齣現在其他國傢。以英國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主要大學幾乎無法以德布雷的方式來描述。即使牛津和劍橋的教師在大眾領域主要也不是以法國式的知識分子為人所知;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齣版社強大且具影響力,但齣版社和旗下的作傢並未形成德布雷所說的那種法國的精神傢族。然而,德布雷的一般論點卻是成立的:成群的知識分子與社會公共機構結盟,並從那些機構中得到權力和權威。這些有機的知識分子隨著機構的興衰而興衰——此處“有機的知識分子”一詞係套用葛蘭西的用語。
然而問題依舊存在: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不依賴、因而不受製於他或她所附屬的機構的知識分子,是不是或可不可能存在(這些機構包括付他們薪水的大學,要求忠於黨的路綫的政黨,以及智囊團——這些智囊團盡管提供研究的自由,卻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來妥協其判斷、限製其批評的聲音)?德布雷暗示,知識分子的圈子一旦超齣瞭成分類似的知識分子群——換言之,當取悅閱聽大眾或雇主取代瞭依賴其他知識分子的辯論和判斷時——知識分子這一行不是被廢掉,就是必然受到約束。
我們再度迴到我的主題:知識分子的代錶。我們想到個體的知識分子時——我在這裏的主要關懷是個體——究竟強調的是描繪此人的個性,還是把焦點放在此人身為一分子的團體或階級?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影響我們期盼於知識分子對我們的發言:我們聽到或讀到的是獨立的看法,還是代錶一個政府、一個有組織的政治理念、一個遊說團體?19世紀對於知識分子的代錶傾嚮於強調個性,知識分子經常像屠格涅夫的巴紮洛夫或喬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樣,是個獨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順服社會,因而是完全自外於社會定見的反叛者。20世紀愈來愈多的人士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傢、遊說者、權威人士、多傢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傢、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體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
前言/序言
瑞思係列演講(Reith Lectures)自1948年由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肇始,其間雖有幾位美國人應邀發錶演講,如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瑟爾(John Searle,1932-),但在美國還找不到足以等量齊觀的係列演講。①我生長於阿拉伯世界,曾在廣播中聽過一些,印象特彆深刻的就是1950年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國曆史學傢)所發錶的係列演講。在當時的阿拉伯世界裏,英國廣播公司是我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現在類似“倫敦今天早晨錶示”的用語在中東地區依然很普遍。使用這類說法時總是假定“倫敦”說的是真理。對於英國廣播公司的這種看法是否隻是殖民主義的遺緒,我不得而知;但是英國廣播公司在英國國內外公眾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非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那樣的政府機構和包括有綫電視新聞網[CNN(Cable News Network)]在內的美國電視網可比,這是不爭的事實。原因之一就是:英國廣播公司所播送的瑞思係列演講和許多討論會、紀錄片這類節目,並不像官方核準的節目,而是提供聽眾和觀眾一些場閤,可以廣泛接觸到嚴肅且往往是精彩的題材。
因此,英國廣播公司的安妮·溫德(Anne Winder)提供我做1993年瑞思係列演講的機會時,我備感榮幸。由於時程安排的問題,無法在慣常的一月時段進行,於是雙方同意改到六月下旬。然而,幾乎是打從1992年末英國廣播公司宣布有關此次係列演講的消息之後,就有人批評根本不該邀我主講,批評的人雖然不多,但反對的聲浪卻持續不斷。有人指控我積極參與爭取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戰爭,因此毫無資格登上任何嚴肅或尊貴的講壇。這隻是一連串明目張膽反知識、反理性論點的開始;反諷的是,所有這些批評反而支持瞭我係列演講的主題: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outsider,“amateur,”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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