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 [Science of Coercion]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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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二戰期間，美國開始進行心理戰項目，通俗說來，即：按既定計劃進行宣傳，主要目的在於影響對手的軍隊和人民，影響中立國和盟國民眾的觀點、情緒和辨識能力，以促使國傢的目標和任務順利地完成。此後，美國就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加強和深化這種心理戰手段。
2. 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有何關係？本書基於公開文獻與美國解密檔案，從知識考古的角度，梳理瞭1945年至1960年間美國大眾傳播學在“冷戰”背景下興起的過程。

內容簡介

《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基於公開文獻與美國解密檔案，從知識考古的角度，梳理瞭1945年至1960年間美國大眾傳播學在“冷戰”背景下興起的過程。
“二戰”後，為瞭滿足冷戰的需要，美國政府部門、軍方、情報機構和重要的基金會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推動傳播學者們從事說服技巧、民意測量、刑訊審問、政治與軍事動員、意識形態宣傳等課題的研究。這些以宣傳和脅迫為目的的研究項目不但在傳播學“奠基人”的選拔上發揮瞭重要作用，而且幫助確立瞭學科的核心問題與主導範式。

作者簡介

作者 剋裏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美利堅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教授，主要關注宣傳問題、民主問題，以及媒體理論與媒體實踐。他的主要著作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世界各地齣版，其中包括：《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反彈：冷戰時期美國對納粹黨的招募》（Blowback: America's Recruitment of Nazi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Cold War）、《炫麗的金發野獸：二十世紀的金錢、法律與大屠殺》（The Splendid Blonde Beast: Money, Law,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裏根與布什時期的國傢安全指令：美國政治軍事的解密史（1981-1991）》（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The Declassified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licy, 1981-1991）、《大學與帝國：冷戰社會科學的金錢與政治》（Universities and empire :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等。

譯者 王維佳，博士，200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當前主要關注戰略傳播史、宣傳機製與手段、媒體化政治、媒體批評等領域的問題。齣版專著《作為勞動的傳播：中國新聞記者勞動狀況研究》，獲得多項省部級以上科研奬勵，發錶研究論文數十篇。
譯者 劉揚，博士，201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為人民網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嚮為網絡對外傳播和中國新聞史，發錶研究文章五十餘篇。
譯者 李傑瓊，博士，201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工商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經濟新聞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嚮為新聞傳播史論研究、經濟信息傳播。研究成果曾獲“北京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第二屆“全國新聞學青年學者優秀學術成果”、第二屆新聞傳播學學會奬之方漢奇奬二等奬等。現主持國傢課題與北京市課題。

精彩書評

本書展現瞭國傢權力與知識分子團體之關係的有趣圖景。
——Noam Chomsky（麻省理工學院）

一本原創且有重要貢獻的書。
——Science

目錄

中譯本序言（王維佳）

第一章 定義心理戰
第二章 世界大戰與早期的現代傳播研究
第三章 “社會科學者們做齣瞭巨大貢獻”
第四章 學界的倡導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難的夥伴”
第七章 主導研究範式的國際化和強化
第八章 心理戰的遺産

附錄：斯圖亞特·多德“裏維爾相關論文”係列清單
研究文獻概覽

精彩書摘

軍方對“擴散”研究的資助

美國新聞署和“美國之音”的心理戰項目基本上都是公開的，中央情報局的心理戰項目大都是秘密的，而美國軍方開展的項目則介於兩者之間。1950年代最有名氣和最有影響力的傳播研究項目中，不少都是在美國軍事機構的支持下進行的，隻不過後者很少公開承認。
裏維爾項目（Project Revere）是其中一個生動鮮活的例子。該項目是美國空軍資助的一項關於信息擴散的、高成本的係列研究，由斯圖亞特·多德（Stuart Dodd）和梅爾文·德福勒（Melvin DeFleur)等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傢執行。洛厄裏（Shearon A. Lowery）和德弗勒在迴顧傳播研究曆史的教科書中，將此研究視為該新興領域裏幾個主要的“裏程碑”之一。簡單來說，裏維爾項目的科學傢通過美國空軍的飛機，嚮（華盛頓州、愛達荷、濛大拿、猶他州和阿拉巴馬州）幾個選定城鎮空投瞭上百萬包含國防宣傳或商業廣告的傳單。然後他們對目標人群進行調查，對當地居民接觸到的樣本信息的擴散情況進行詳細記錄。空軍對此項目的贊助當時被視為機密，多德發錶在《公共輿論季刊》上的早期項目報告對此也未作承認。相比之下，多德、德福勒和其他研究者晚些時候的描述則更坦誠一些。洛厄裏和德福勒後來指齣，空軍為此項研究投入瞭大約30多萬美元（按20世紀50年代的價值計算），這是二戰結束至20世紀50年代中期對傳播研究最大的一筆投資。
裏維爾項目體現瞭心理戰研究時期固有的復雜睏境與妥協。對多德和他的同事而言，這筆錢對“傳播領域基本問題的研究”意味著“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局限是研究不得不聚焦於空投傳單，並將之作為一種傳播手段。空投傳單對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宣傳、對中央情報局在東歐的宣傳以及對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核作戰策略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媒介，但它沒有任何必要的“民用”價值。
多德和他的團隊主張，傳單可以被視為一種試驗刺激物，通過它瞭解傳播的各種屬性。研究成果不僅僅局限於傳單本身，也適用於通常意義上各種媒介。他們開發瞭復雜的數學模型描述這一新刺激物的衝擊力、速度以及對該刺激的削平（leveling）現象。他們對傳單與人口之間的最佳投放比率、重復投放傳單對受眾迴憶信息的效果、投放時間與投放效果的變化等資助者最感興趣的數據給予瞭重點研究。德福勒稱，從該項目推導齣的具有普適性的重要經驗或許是，任何訊息在個體之間的擴散（即“兩級”社會網絡中的第二級）都會失真，即使最簡單的訊息也是如此。
該項目催生瞭數十篇刊載於學術期刊和書籍中的文章與論文。德福勒、奧托·拉爾森（Otto Larsen）、奧爾加·奧恩（Orjar Oyen)、約翰·G·肖（John G. Shaw)、理查德·希尓（Richard Hill)和威廉·卡頓（William Catton)等人以裏維爾項目的數據作為論文的基礎。1958年，《公共輿論季刊》刊登瞭多德製作的一份稱作“裏維爾相關論文” 的參考資料列錶（見附錄）。大略瀏覽這份列錶中的標題和期刊，便可清楚瞭解接受政府秘密閤約的研究成果進入主流大眾傳播研究的方式及其滲透程度。


圖2

多德的這個項目既是一項關於宣傳的研究，項目本身也是一次宣傳活動。如圖2所示的這條樣本信息，在“轟炸機差距”論的鼎盛時期很明顯刺激瞭公眾對蘇聯轟炸機實施核襲擊的恐懼。事實上，多德研究中的不少目標社區在那時遠離美國的商業航綫，遑論蘇聯的轟炸機瞭。美國空軍製造所謂的“轟炸機差距”論，是為瞭在艾森豪威爾政府內部有關戰略核政策的討論中鞏固自己的地位，現今絕大多數曆史學傢已對此點達成共識。
迄今為止，多德團隊中的學者沒有人對該研究成果的實際或潛在應用錶示反對。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情報局於1956年突然取消瞭原定在歐洲空投傳單的計劃，原因是一架捷剋民用客機在飛行過程中，受到在捷剋上空發放傳單的飛行氣球的影響而發生墜機。美國政府公開聲明對此次墜機事件不承擔任何責任，更不會在正式文件中錶明要對不存在的傳單宣傳項目負責。

前言/序言

中譯本序言

知識的積纍與演進是現代性進行自我確證的關鍵依據。與此緊密相關，知識分子對真理的真誠追求、科學研究的獨立性和客觀性都早已成為現代學術事業的道德準則。作為一種自我約束的科學精神，這些專業倫理有著令人崇敬的品質，並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做齣瞭很多卓越貢獻。然而，當人們片麵強調現代知識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於對知識生産過程中的權力因素視而不見時，這些崇高的倫理卻可能淪為矯飾霸權的意識形態，走嚮“學術自由”的反麵。
《脅迫之術》給我們展現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正如此書的副標題所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和傳播學科的構建離不開冷戰時期國傢心理戰工程的資助和引導。本書作者，美利堅大學傳播學院教授辛普森通過對大量檔案材料的研究為我們展示瞭二戰後幾十年間，為瞭滿足冷戰的需要，美國軍方、情報機構、政府部門、重要的基金會組織等如何推動傳播學者們從事說服技巧、民意測量、刑訊審問、政治與軍事動員、意識形態宣傳等課題的研究。這些以宣傳和脅迫為目的的研究項目不但在傳播學“奠基人”的選拔上發揮瞭重要作用，而且幫助確立瞭學科的核心問題與主導範式。
在辛普森的著作中，傳播學領域眾多耳熟能詳的頂級學者和研究機構紛紛以服務於“帝國統治技術”的工具性角色齣場，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在知識分子的學術圈中展現獨立、客觀、科學、進步的麵貌。在核心學術刊物和重要的學術會議上，他們隻需要把心理戰項目的研究報告裁剪打磨成科學研究論文，就可以樹立一座座傳播研究的裏程碑。正是這些研究成果，不但奠定瞭美國傳播學的主流方嚮，而且成為日後發展中國傢社會科學現代化的標杆。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權力對學科的規製還不僅僅體現在引導、資助等正嚮手段上。在冷戰高潮時期，警察製度、同行壓力和學院政治聯袂配閤，“積極壓製那些站在反對立場上的傳播學觀念，特彆是那些他們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批判思想”（見本書第9頁）。當年遊離於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傳播學者都曾經曆過這段艱辛歲月，恰如作者所言“對傳播與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非正統分析可能會招緻職業共同體的學術驅逐、聯邦調查局的惡意審查、媒體的攻擊，甚至是暴力襲擊”(見本書第9頁)。
在同情這些學者尷尬處境的同時，我們也該警醒，主流傳播觀念的形成，並非綫性進化的結果，它離不開這段外部權力對多樣性思想進行選擇和壓製的曆史。這一點，恐怕正是那些長期將美國傳播學研究曆史當成正統的科學學術史、思想史來研讀的學者們的盲點。
當然，建構學科正統性和學術獨立性的神話本身就是權力規製的內在需要。如果缺少瞭正統性和獨立性的認定，不僅眾多發展中國傢的傳播學者不會輕易將這些心理戰成果奉為真經，恐怕美國主流傳播學界內部也會麵臨嚴重的道德閤法性危機。那麼，當時傳播學科的領軍人物是如何將“冷戰鬥士”和“進步學人”的雙重麵目縫閤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這個任務，所需的不僅是體製的提拔和學術包裝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確證的觀念裝置，是那種處於文明秩序製高點的迷之自信，那種宗教熱忱一般的普世責任感，那種帶領人類社會由濛昧走嚮現代的自詡進步意識。要理解冷戰時期美國學術精英的行為動機，這套觀念裝置可能比國傢資助所塑造的錶麵風光和單純而抽象的“愛國熱情”更為重要。它是主流傳播學者為自己學術事業創造閤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國很多冷戰政策的研究成果雖然為我們展示瞭重要的曆史事實，但是對於上述意識形態因素的挖掘還顯得比較薄弱，多數也不太涉及這些政策與重要國際曆史背景的關聯。《脅迫之術》一書更多聚焦於心理戰與傳播研究之間的關係上，大量的證據材料有助於我們廓清傳播學興起的具體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這些關係和情境，並不能停留在人道主義的層麵上進行指責和質問，還須對這套國傢戰略傳播體係形成的曆史和政治邏輯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們可以將冷戰社會科學的興起看成是有數百年統治經驗的帝國主義麵對新的曆史條件所做齣的一種迴應。帝國體係的危機是二戰之後老牌殖民國傢麵臨的最大挑戰。這種挑戰不僅源於共産黨在中國的勝利、朝鮮戰爭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眾多新興國傢脫離殖民體係等政治事件，更主要來自西方文明等級秩序這個全球治理法則背後的“道統”所麵臨的質疑。從聯閤國人權宣言到經濟領域、信息傳播領域等一係列的“新秩序”倡議；從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發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陣營內外的興起到“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所代錶的獨立自主意識，一個煥發著勃勃文化生機，同時又給不平等秩序的維護者帶來嚴重威脅的新世界呼之欲齣。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萊辛格稱為“至關重要的核心”（TheVitalCenter）的美國文化政治精英們承擔的不僅是“國傢”的使命，而是所謂“文明”的使命。他們一方麵要在暗中施行強力手段挫敗世界範圍內的激進運動；另一方麵又要重塑對第三世界的文化領導權和全球文明等級秩序。而曆史已經證明，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在這兩個方麵都做齣瞭卓有成效的貢獻。
為瞭在伊朗、埃及、朝鮮、菲律賓、危地馬拉和越南等眾多地區遏製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國傢冷戰機器對各種顛覆手段和“統治技術”的需求不斷擴張。心理戰工程及其資助下的眾多傳播學項目聚焦於說服效果、軍隊士氣、態度改變、刑訊審問等“脅迫技術”的研究正是對這種需求的迴應和滿足。
與此相伴隨，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傳播研究在“發展”和“現代化”領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瞭基礎。冷戰社會科學所推行的發展主義和現代化理念在政治內涵上並不是20世紀的創造發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運”（manifestdestiny）和帝國主義文明等級論的延續和改良。這些觀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機時以現代科學的麵貌重新登場，與各種革命理論奮力抗爭，並在之後的曆史中取得瞭顯著的優勢。
就這樣，美國社會科學傢把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謀和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完美地結閤在一起。前者是後者實現的必要手段，而後者又給前者創造瞭不可或缺的道德閤法性。離開這種認知一緻性的構造，我們就無法理解冷戰時期的傳播學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從事“脅迫之術”的研究，並將其當成一項科學進步事業來看待。
迴到這段冷戰的曆史背景中，我們更能體會，當“科學是無國界的，科學傢是有祖國的”這句名言從一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的口中說齣，它所錶達的真實政治含義是什麼。與披著主權國傢外衣，行使維護“帝國文明秩序”強權的“軍事—科技”機器剛好相反，這裏的“祖國”恰是對一種反霸權集體意識的召喚，是追求平等的知識分子們對精神傢園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種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據地。“科學傢有祖國”不是對民族身份和國傢主權歸屬的靜態承認，而是對脅迫性學術秩序的告彆與否定！
當這個意義上的“祖國”退化為“國傢利益”、“國際一流”、“國際高水平”等被挖空瞭政治含義的概念空殼，當發展中國傢社會科學的研究問題和研究範式唯歐美主流學術圈馬首是瞻，當各種冷戰社會科學核心刊物上的文章發錶數量成為認定學術成果質量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那種對知識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遺憾地中斷瞭。如今，壓製與反抗的年代終究遠去，全球學術政治的等級體係得以重建，並在後危機時代掩蓋瞭曾經的猙獰麵目，展現著它一定程度上的溫和與包容。
帶著對美國戰略傳播工程研究的共同興趣和揭示主流傳播學正統性神話的探索意願，劉揚、李傑瓊和我三人閤作完成瞭本書的翻譯。作為後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學人，我們幾位譯者都經曆過主流社會科學範式的洗禮，由此也期待《脅迫之術》的齣版能夠給更多中國傳播學界的朋友提供一個反思學術自主性的機緣。在本書翻譯和校譯的過程中，加拿大傳播學者趙月枝老師、華東師範大學的吳暢暢老師、北京大學的研究生翟秀鳳、方曉恬和人民日報社的殷鵬等朋友都提供瞭熱心的幫助，在此一並錶示感謝！

王維佳
2016年1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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