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江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書係:古文獻與學術史論稿》以係列論文的形式,對古文獻與學術史上的相關問題作瞭專題研究。
一、就方法論而言,《江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書係:古文獻與學術史論稿》以學術發生學的角度,提齣瞭在學術認知史基礎上進行“研究之研究”的必要,及對地上、地下文獻需同等對待等問題。
二、就古文獻的研究而言,既有對傳世文獻《詩經》等的研討,也有對清華簡《係年》、上博簡《孔子詩論》等個案的分析。
三、就學術史研究而言,通過個案分析,既有對“周道”及儒、墨關係的討論,更有大量篇幅探討文化保守主義的相關問題,以及近代學人在“新史學”建構過程中,如何在順應時勢的基礎上,重接傳統學術資源的問題。
作者簡介
王剛,男,江西南昌人,現為江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師從謝維揚教授,1998至2004年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先後獲曆史學碩士、博士學位。長期以來從事於古文獻與學術史、先奏兩漢史、古代思想與文化等領域的研究,在海內外已發錶學術論文50餘篇,齣版有《學與政:漢代知識與政治互動關係之考察》、《秦漢史探微》等著作。
目錄
從清華簡《係年》看早期中國的曆史書寫
一 引言:從《係年》的體例之爭說起
二 從知識立場與時代關懷看《係年》的成書
三 從《係年》看早期史學的紀年方式
四 《係年》體例與早期史學中的“行事本事”問題
五 結論
“邦風”問題再探:從上博簡《孔子詩論》看《風》詩的早期形態
一 引言
二 漢諱與經學文本:“邦風”避諱問題再論——以高祖之諱為核心
三 “邦國”之詩與《風》詩之名:從兩周政治中的“邦國”語義流變看“邦風國風”的基本意義指嚮.
四 “風邦風國風”:春鞦戰國的《風》詩結集與稱名問題
五 “國人”之風與“觀詩”之禮:對“邦風國風”的一種文化審視
六 結論
從墨子《詩經》學看儒、墨的文化分際
一 引言:墨之子重《詩經》與儒、墨爭衡
二 “先王之書”與“先質後文”:墨子《詩經》文本及相關問題考辨
三 “蔽於用而不知文”:墨子用《詩》中的“非樂”問題與“曆史主義”走嚮
四 不同的“詩言誌”:孔、墨詩學中關育主義與宗教主義的對立
五 結論
墨學與周道:先秦儒墨關係的一種文化審視
一 引言:從墨子“背周道”說起
二 關於“周道”:儒墨視野下的文化審視
三 “不在古服與古言”:從夏、周關係看墨學的“周道”精神
四 “取捨不同”:從堯舜到周公——孔、墨的先聖譜係及其意義
五 “非儒而不非周”:墨學棄魯用齊說
六 結論
立場與路徑: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內在理路問題探論
一 學術認知與學術認知史的審視:走嚮以學術為中心的近代學術史研究
二 斷裂與承繼:近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古今打通與中西交融問題
三 同情之同情、瞭解之瞭解:近代學人的心路與學路
四 結語
王國維經學路嚮與新史學之構建
一 從“不喜《十三經注疏》”到“發溫經之興”:王國維學術轉嚮中的經學麵貌
二 深入乾嘉開“羅王”:從“條駁”俞樾到程、段之學
三 “學術之必變”與“取宋學途徑”
四 從經學到新史學:“新材料”與“新問題”視野下的學術轉型
五 結語
呂思勉學術體係中的經學問題
一 呂氏的知識結構與經學關係
二 從今文餘緒到今古貫通:現代學術視野下的經學轉換
三 從“經世”到“材料”:作為史料學的經學
時勢與理路:“整理國故”運動與呂思勉的史學道路
一 新史傢的成立:“由舊入新”與“整理國故”運動
二 從“國粹”到“國故”:呂思勉史學方法建構的內在理路
三 “不溫故而求知新”與“大器晚成”:從“井田辨”看鬍、呂的學術分際
四 “國故”與接續“新史學”:呂思勉對“整理國故”運動的省思及其史學走嚮
五 結論
晚清民初“小說界革命”與呂思勉文學活動考論
一 引言:“小說界革命”影響下的呂思勉小說創作與研究
二 呂俠與俠人:呂思勉筆名問題
三 跨越梁啓超與小說本體之確立:晚清民初小說“深入期”中的呂思勉
四 結論
“二鬍論戰”與《學衡》時代的鬍先騎
一 “二鬍論戰”的前奏:從《文學改良芻議》到《中國文學改良論》
二 “喝倒彩”與“反對黨破産”:《評(嘗試集)》的命運與文化保守主義的陣地問題
三 從文學論戰看鬍先輔在學衡派中的地位及作用
四 是“復古”還是“糾偏”:“新文學運動”中的學衡派價值
文化危機與知識應對:從鬍先□的知識結構看《學衡》的文化保守主義
一 知識轉型與知識人的結構調整:晚清到民國的士裂變
二 “西與西鬥”中的鬍先□:留學背景與話語權問題
三 “理緻”與“時代”:新文學視野下的舊詩文與新學術
四 不同的“科學”:鬍適與鬍先□
嚴熊書劄”研究三題
一 “嚴熊書劄”的流布狀況及研究價值
二 由“誌同”到“道閤”:從“嚴熊書劄”看嚴復與康有為的晚年思想交往
三 《嚴復集》相關錯訛舉要
四 結語
後記
精彩書摘
《江西師範大學中國社會轉型研究書係:古文獻與學術史論稿》:
在墨子看來,“禮樂”就是這樣一種事物。因為它不提供任何具體的物質産品,且“虧奪民衣食之財”,浪費社會財富,對於社會治理更是毫無價值。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所謂“禮樂”形式及精神皆來自西周宗法社會,據說由周公所創製。從某種角度來看,此種“製禮作樂”是作為宗教化的對立麵而齣現的,反映的是人際關係的調整,它錶明社會開始由“神治”走嚮“人治”。楊尚奎指齣,宗周禮樂文明實質上“從‘天人之際’轉到瞭‘人人之際’,逐漸拋棄瞭天而走嚮人”。毋庸置疑,它與墨子的“天誌”實難相容,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同是堯舜”的儒傢極力推崇周公,而在《墨子》頻繁稱道的“堯舜禹湯文武”聖王序列中,則沒有瞭周公的位置。質言之,在墨傢看來,由周公製作,又被儒傢推揚的“禮樂”,既偏離“天誌”,又不能創造具體的物質財富,所謂“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實在是上“不中聖王之道”,下“不中國傢百姓之利”,是“以文害用”的典型。故而墨子特提齣“非樂”理論加以貶斥,並在《墨子·非樂》篇中以決絕態度宣稱:“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然而,詩與歌舞音樂,有著天然的聯係,它們很早就結為一體,難以分離。硃光潛指齣:“詩歌與音樂、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種三位一體的混閤藝術。”西周禮樂文化的建立,更是從形式到精神上,將詩與禮樂緊緊地連接在一起,從而呈現齣一種“鬱鬱乎文哉”的境況。在墨子時代,雖然由於“禮崩樂壞”,詩義與禮樂開始呈現齣若乾分離的傾嚮,但總體上還是“《詩》《書》、禮樂”並存。尤為重要的是,在孔子及儒傢的推揚下,《詩》與禮樂的結閤不僅獲得相當程度的恢復,還日漸得到瞭社會的承認,它們更由此成為瞭儒傢重要的學術文化資源。所以在《墨子·公孟》中,纔有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從而可以“為天子”的說辭。基於功利主義的學派立場,一方麵,墨子本就以從《詩》學中驅除禮樂為己任;另一方麵,既然孔子及儒傢將禮樂與《詩》這麼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由此贏得瞭高度的社會承認,那麼,“非儒”的墨子能不憤而反擊,並反其道而行之嗎?故而在《公孟》篇中,墨子反詰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毫無疑義,墨子對於“誦詩”“弦詩”“歌詩”“舞詩”之舉是毫無保留地反對,甚至是憂慮和厭惡。有學者據此說:“他對儒傢的思想是持鄙棄的態度,所以連儒傢所整理的要籍《詩》也受到瞭一定程度的攻擊。”但如果準確地說,墨子所攻擊的並不是《詩》,而是與《詩》密不可分的禮樂歌舞,他的工作是將“有用”的《詩》與“無用”甚至有害的“樂”分離開去,這是墨子《詩經》學中的一大核心任務。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墨子將《詩》與禮樂進行分割,就是將儒傢之《詩》轉為“,先王之書”的過程。因為隻有“非樂”,纔可真正地拋棄儒傢色彩,《詩》也纔可為我所用,從而進一步成為自己的理論利器。那麼,從禮樂文化中切割齣來的《詩經》有什麼作用呢?按照墨學的邏輯理路,自然是要將其打造為能“中聖王之道”,並可求得“古者聖王之事”所“本”的文獻資料。基於這樣的趨嚮性,在墨學中,《詩經》就不再需要吟唱涵泳,它隻要證明“先王”之行事,並進而認定墨學理論的正確性。這樣的話,《詩經》就實質上成為瞭一種為墨學量身定做的曆史文本,基於此點,學界已越來越注意到墨子《詩經》學中所具有的曆史主義氣息。有學者說:“墨子確實具有‘以《詩》為史’的《詩》學觀念。”並認為:“戰國儒傢《詩》學屬於孔子開創的‘詩教《詩》學係統’,而墨傢《詩》學應屬於傳統的‘曆史《詩》學係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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