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評判一個國傢,不是看它如何對待zui尊貴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樣對待zui卑微的那群人。
1. 美國記者貝茲?卓辛格探訪九個國傢的監獄,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公平正義。多數人一生都沒有看見和接觸過監獄,卻隱隱約約將之視為正確和正義的象徵——這本書會為我們揭開正義的真正模樣。
2. 這是一部人性記錄。盧旺達、南非、烏乾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挪威,在這九個國傢的監獄之旅中,我們跟隨作者尋迴幾乎被每個國傢、整個地球遺忘的那群人——這也是作者著大量筆墨的地方。在這個被美化的監獄裏麵,我們常常忘瞭生活在裏麵的,是仍會呼吸的人類,誰對他們的尊嚴和死活負責?
3. 貝茲?卓辛格是記者、司法學院教授,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這項計劃旨在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在本書中,作者讓我們看到,在懲罰之外,我們應該有更多道德、救贖、寬恕和機會的可能。貝茲?卓辛格與犯人見麵,與他們一道進行角色扮演練習,參與創意寫作課和戲劇講習班。
我們以各種詞藻美化監獄,仿佛那和醫院一樣是個純淨無菌的空間:“隔離”“矯正”“治療”“行為管理”,住進監獄的人叫做“獄友”,他們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員”協助。經過美化,很容易忽視監獄的實際環境,忘掉在那裏夜以繼日、年復一年,乃至於度過數十年或後半生的,是活生生仍會呼吸的人類。
貝茲?卓辛格以美國刑罰學傢和記者的身份,走訪瞭盧旺達、南非、烏乾達、牙買加、泰國、巴西、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挪威九個國傢的監獄,嚮我們揭開我們以為的正義是什麼模樣。
“把他們關起來”是我們麵對的現實,“然後呢”是我們要繼續深思的問題。
貝茲?卓辛格
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也是美國知名 Prison-to-College 計劃的創辦人,目的在於提供囚犯齣獄後上大學的機會。
卓辛格同時是一位記者,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NPR 等媒體寫關於流行音樂、加勒比海地區、世界音樂以及種族議題的文章,還製作過幾部紀錄片。因為工作機會,卓辛格得以實地探訪世界各地的監獄。
目 錄
前言1
1 報復與和解|盧旺達
2 對不起|南非
3 牢籠裏的藝術|烏乾達與牙買加
4 女性和戲劇|泰國
5 單人禁閉與超高度安全級彆監獄|巴西
6 民營監獄|澳大利亞
7 社會復歸|新加坡
8 什麼是正義?|挪威
緻謝
1 報復與和解
盧旺達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和那殺人犯做朋友,就彆與我們有牽連。
——受害人對修女海倫·培貞所言,齣自《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
看看仇恨招緻何等苦難,上天竟以愛情斷除喜樂。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硃麗葉》
布魯塞爾航空1027號班機在夜色中緩緩降落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國際機場,入境隊伍短,美國籍旅客無須簽證,齣去後立刻看見我的行李箱安穩地躺在那裏。佩戴高爾夫山丘飯店識彆證的男子一下子就找到我,把行李塞進車子以後,車子駛上幾乎沒有車輛來往的道路,朝市區前進。
飯店如其名位於山丘。涅盧提拉瑪(Nyarutirama)區內有七座丘陵,基加利市屬高級地段。飯店的住房外觀頗具郊區公寓風味,以黃褐色係為主調,但不知是否為瞭彌補過分單調的景觀,許多地方都加上瞭非洲特有色彩,例如走廊上的長頸鹿和部落傳統壁畫,房間鑰匙綁在非洲大陸形狀的皮革上。我要在這裏度過六周。
有些人可能以為我之所以挑選盧旺達作為監獄之旅的第一站,是因為非洲國傢的獄政特彆糟: 27個國傢平均之後,超過收容量達141%,全非洲大陸超過三分之一的監獄人口(至少100萬人)尚未受審,換言之,某些國傢牢獄內的人可能九成根本無罪。非洲各國政府不夠重視司法,賄賂、吸毒、賣淫、強奸十分泛濫。1996年,各國代錶團曾在烏乾達集會,起草非洲監獄報告書,內容指齣監獄對於遏製犯罪幾無功效,其後又發錶針對監獄環境的“坎帕拉宣言”,明言非洲監獄“不人道”、“管理人員行徑惡劣”,結論指齣,過度依賴監獄“對司法無正麵意義,未保護公眾,稀少的公共資源沒有好好利用”。
但我來到這裏不是要繼續感傷,而是希望找到能透進曙光的裂縫。正因為非洲各國司法係統問題嚴重,所以存在積極改革的空間。危機就是轉機。
而我選擇盧旺達,其實是因為其他國傢聽見盧旺達三個字,腦袋裏就聯想到: 種族屠殺。
被害者的國度
1994年盧旺達發生百日大屠殺,鬍圖族殺害約100萬名圖西族,手段多為利刃或鈍器,這小小東非國傢因此在世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盧旺達最近因和平和政治、社會及經濟繁榮收獲聲譽,但人們想起盧旺達,腦子裏還是大屠殺。其實事件過後20年,盧旺達已是非洲新生的模範,在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領導下,商業競爭力為全非第三,改革幅度連續六年在世界銀行經商環境報告中名列全球第二。2001年起,GDP每年增長都達7個百分點,識字率飛躍提升,國民衛生每人每年負擔低於100美元。
盧旺達之所以成績斐然,部分原因就在於大規模種族和解。文獻指齣,該國在屠殺事件後設立瞭“蓋卡卡法庭”(gacaca)
“gacaca”一詞源於金亞盧旺達語(Kinyarwanda),意為“草地上的司法正義”,也就是由部落成員充當裁判者,是一種傳統式小區審判體係。——編者注
,屬傳統聚落的司法製度,由小區居民集結並整理加害與受害者名單,但最終目的並非施以懲罰,而是裁決如何補償。我也聽說盧旺達的司法途徑大概是迴歸瞭文化根源,鼓勵的不是懲罰,而是寬恕與補償。屠殺事件促使這個國傢思考其社會支柱,審視監獄係統,甚至司法本質。
這裏有幾十萬、幾百萬彼此存在弒親之仇的受害者與加害者,但他們比鄰而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相互體諒。以盧旺達為旅程的起點深具意義,因為關於犯罪的對話不應從犯下罪惡行徑的人開始,雖然我們總是這樣談論刑事司法: 是誰犯案?如何懲治?卻忘記將心力放在受害者身上。無論如何關切加害者,都不該淹沒我們對於受害者的重視。因此,踏入監獄這個犯罪者的領域前,我必須先浸淫於被害者的國度,踏上其中巔峰,也因此首選盧旺達。
決定以後,第一步是調查盧旺達有哪些非政府組織與我目的一緻,能夠帶我進入監獄。可以尋求的閤作對象很多,因為和平、和解及重建是該國當前的精神指標,許多非營利活動以此為主要訴求。瀏覽過諸多使命宣言後,我鎖定其中一個組織,他們的服務對象設定為大學學齡的屠殺幸存者,年紀在25歲以下,很多是孤兒。通過網絡與該組織創辦人聯係後,我很快得知這些幸存者也想探訪監獄,因為獄內八成囚犯的罪名與屠殺事件相關。年輕人原本就想發起探視活動,不過遲遲沒有實現,眼前有人支持,自然大大歡迎。
前來基加利,我的動機是與年輕幸存者閤作,一同進入都是屠殺者的監獄一探究竟。探訪行程為何,能有什麼作為,甚至如何剋服語言障礙等等問題,在旅程之初毫無頭緒,但我還是來瞭,因為首次讀到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名字,我就深感震撼: “噩夢到此為止,盧旺達”(Never Again Rwanda, NAR)。
若說有一句話像咒語般貫穿我的童年,貫穿經曆大屠殺的猶太人社群,就是這同樣一句話: 噩夢到此為止。我的族譜上近乎所有先人都在二戰屠殺中喪生,或許這是個適閤的切入點。
為仇恨埋下和平的種子
“在卡西盧大樓,美國大使館前麵那條路上,一個路口右轉。”
為我說明地址的詹姆斯是當地人,身材矮壯,英文說得和盧旺達語一樣好,因此成為基加利最多人雇用的齣租車司機。
齣門之前,旅館經理塞瞭一把傘至我手中,奇怪的是外頭明明晴空萬裏。“相信我。”她這麼說。
詹姆斯播放著牙買加歌手“良知”(Konshens)的專輯,他在牙買加的舞廳很紅,歌詞走粗鄙路綫。
“盧旺達人喜歡情歌喜歡得過頭瞭,”詹姆斯笑道,“太多愛來愛去,打開電颱我就受不瞭。”
很快我們就找到瞭目的地。對麵有間掛著紅色燈管招牌的美容院,但其實就是一個混凝土箱以蕾絲布做門麵,旁邊牆壁上用噴漆噴瞭些圖案。我找到NAR組織的招牌,穿過光亮鐵柵門走進去。辦公室裏空空的,四麵是褪色的米黃壁紙,隻有一兩張木桌子和幾颱過時的計算機,不見任何人影,“良知”的歌聲從美容院那頭傳來。直到走進後麵房間,我纔找到執行總監艾瑞剋·馬荷羅,他穿著乾淨的白襯衫,還係上領帶,窩在座位上。見我進來,他靦腆地握瞭手並開口歡迎。
“要不要見一下計劃負責人?”艾瑞剋帶我迴到前麵辦公室,阿爾伯特·杜庫祖穆瑞米已經站在那裏。他的外號叫桑托斯,身高一米八,25歲,體型瘦長,動作顯得慵懶,與那雙銳利的眼睛不相襯。
我們找瞭張空桌子坐下後,立刻切入正題,不過討論很吃力,桑托斯英文程度有限,我法文也不靈光,勉強能溝通。盧旺達在1994年以後纔將英文課程納入基本教育,因此屠殺後的世代英文能力參差不齊。有趣的是,盧旺達本身為非洲大陸上少數語言統一的國傢,鬍圖族和圖西族使用同種語言,不像鄰國肯尼亞數十民族語言各異。
桑托斯和我聊到盧旺達監獄的源流。當年德國殖民者引進監禁製度,1916年比利時接管後拘留所數量大增,形態則有所不同,當地稱為單人囚室: 非正式但用於拘留的小屋,裏頭有客廳、客房,甚至廚房,頗具隱私。1962年,盧旺達獨立,鬍圖族政權以流氓或遊民的罪名大量逮捕圖西族後,將之關進囚室。
換言之,大屠殺事件以後,盧旺達沒有足夠的基礎建設能安置超量的殺人犯,全得將他們塞進有限的空間裏。到瞭1995年,囚犯人數超齣容納量5倍,擁擠的環境帶來可怕的結果,數韆人感染肺結核與痢疾,犯人真的必須一個疊一個,堆起好幾層,他們又渴又餓隻能活活等死。1994年的最後六周,基加利中央監獄死瞭166人。1995年,平均每天死亡7人。盧旺達中部大城吉塔拉馬(Gitarama)監獄也在八個月之內死亡900人。犯人多到必須睡廁所,還齣現所謂“僵屍”(komeza,原意為“持續”)族群,意指找不到睡覺的地方,入夜後隻能走來走去的囚犯。
危機重大,卡加梅總統展現驚人氣魄。“讓犯人齣去。”他直接這麼下令。1998年,首先釋放年邁的囚犯。2003年,一口氣釋放瞭2.4萬人,包括重癥者、參與政府推動認罪計劃者、屠殺事件時未滿14歲者。2005年,第二撥釋放2.2萬人。釋放以後,人犯不拘禁在監獄,仍舊要麵對控訴,法律依據為1996年針對屠殺行為進行分級認定的立法。
麵對慘況,司法正義如何實現?聯閤國安理會設置瞭盧旺達國際刑事法庭,找齣要為事件背負最多責任的嫌疑犯加以起訴,程序直到2014年纔告一段落,75名被告中65名有罪。盧旺達的法院係統也起訴逾萬人,盡管2007年廢除死刑,但之前已處決22人。
其餘多數人則進入瞭盧旺達的偉大實驗,也就是迴歸當地傳統的司法模式。“蓋卡卡”原意為“草”,也就是在大草坪上進行審判和公聽,過程完全公開,由社區選齣的法官進行審查。聽桑托斯描述時我還是難以想象: 2006~2012年間,1.2萬個“蓋卡卡法庭”審判超過120萬個案件,除瞭做齣判決,更可以對悔意充分、想復歸社會的人提供減刑。
殖民時代之前,“蓋卡卡”裁決的多半就是補償方案,補償形式可以是物質,也可以是肉體懲罰或死亡。屠殺事件之後,“蓋卡卡”的裁判主要是將犯人納入2005年成立的40個巡迴式“公共服務營”(Travaux d'Intérêts Généraux camps, TIG)。大約有5.3萬人被送入TIG成為公共服務人員(tigiste),他們以勞動服務作為彌補,造橋鋪路、興建校捨、蓋房給無傢可歸的人,其中當然也包括屠殺的幸存者。公共服務人員每周工作三天,有些必須從傢中往返,也必須讀書識字,接受建築技能訓練、公民教育、認字學習盧旺達曆史,並瞭解政府政策。TIG為盧旺達政府節省瞭數百萬美元,又減少監獄人口達53%,囚犯人數減少到5.8萬人左右,相較之前已經很低,然而人均受刑人數在全球依舊排名第七。盧旺達矯治署繼續努力,並大膽提齣將監獄由14座減少到9座。
通過與桑托斯深入對談,我瞭解到這麼多背景信息。他還錶示NAR組織中的年輕人一年前曾經拜訪公共服務營,可惜沒有成為固定行程,希望他和我閤作的監獄探訪計劃這次能夠持續下去。我打量著他那副堅定神情,脫口而齣: “桑托斯,你為什麼想做這些事情?”
“我想,”他輕聲以法語迴應,不過很快又改成英語: “你們怎麼說的?為盧旺達埋下和平種子。”
若非親眼見證那誠懇至極的態度,我一定會以為是在演戲。
那天迴飯店前,我請詹姆斯帶我到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堅強些,”他笑著送我下車,“彆哭哦。”這麼說的同時他似乎笑瞭起來。
他們的罪行,我們的恥辱
我確實哭得好慘。“盧旺達是個湖光山色、綠意盎然,又充滿孩童笑靨的國度。市集裏除瞭熙來攘往的客人,還有鼓手與舞者錶演,工匠們手藝精湛。”導覽的開場介紹完以後,就進入1994年慘絕人寰大悲劇的細節。雖然不像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那樣揪心,但同樣精準到位。大屠殺之前已有許多小規模的迫害事件,1959年一連串針對圖西族的攻擊,迫使數韆人遷居鄰國布隆迪、剛果、烏乾達;35年後婦孺也成為目標,母親們遭到強暴,還被強迫殺害親生骨肉,或惡意傳染艾滋病毒,也有鐵鏈捆綁和活埋等等。走進兒童室,裏麵紀念“本該成就未來”的孩子,然而死因令人腸胃翻騰,例如“在母親懷中被刀砍死”。
走齣博物館,飯店經理預言成真,艷陽高照的天氣轉為傾盆大雨。路旁牌子寫著“請勿踩踏墳墓”,我看瞭又一陣啜泣。有個十幾歲男孩麵帶笑容,正在為墳墓上鋪蓋的藍色帆布清除積水。
“哈囉!你結婚瞭嗎?”他竟然這麼大聲問。我不知所措,搖瞭搖頭。“從哪裏來的呢?”他繼續笑著問,心不在焉地繼續清理墳墓。
“紐約。”我囁嚅迴答。
“美國人啊!那你應該蠻有錢的。”男孩這麼叫道,掀開帆布一角: “你是來看墳墓的吧!”
我耗盡全力忍著沒嘔吐。底下是個坑洞,裏麵塞滿顱骨,幾乎要滿齣來瞭。數萬顆骷髏頭像棒球一樣堆在裏麵,一個個人頭,一條條生命。
茫然離開以後,我心緒混亂。剛纔的少年是鬍圖族人,還是圖西族人?如果我要對我見到的每個人都猜測其種族,這公平嗎?桑托斯忍受的是什麼處境?
我究竟該如何麵對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人?
也許該讓他們被關在監獄裏發黴腐爛纔對。
我晃進紀念品店,買瞭兩本書。一本是英文、盧旺達文和斯瓦希裏文三語對照的語言學習書,另一本是《我們幸存於盧旺達大屠殺: 28位見證者》。
“你穿黑色!”為我包裝書本的男店員微笑道,“好奇怪,女人不是都喜歡粉紅色。”
走齣大門,詹姆斯看見我買的書,叫道: “選得好!”接著他說瞭自己的故事。他也在1994年失去雙親,然後逃到南非,進入肯尼亞醫學院,到銀行上班,但覺得上班族生活無趣,於是迴到盧旺達做齣租車司機。我一下子反應不過來,沒想到看上去這麼樂天的人也是大屠殺受難者,我暗忖哪裏還需要手上這本書,史料俯拾即是。
周末我交到一些朋友,通過紐約的人脈認識艾迪,他是演員也是社會運動人士,穿著剪裁閤身的黑色牛仔褲、皮夾剋,戴瞭墨鏡,來到高爾夫山丘飯店。“歡迎,”他立刻伸手,“你應該認得我吧?”
“認得你?”
“電影啊!”艾迪擺瞭姿勢,雙臂交叉,一臉剽悍,之後忽然爆笑。
啊,沒錯,他在我朋友拍攝的電影《所有盧旺達人》(Kin-yarwanda,肯亞旺達,盧旺達的舊名)中飾演獄卒。那是第一部就大屠殺所拍攝的紀錄片。
我們開車繞進市區,周邊風景有三個主色調: 橙紅大地,翠綠山巒,奶油色房屋。下過小雨,空氣清新,路麵還很粗糙,沒有多少汽車,隻有計程摩托車來迴穿梭,險象環生。
艾迪有些事情要辦,我就一路跟著,拜訪瞭一個促進和平的社運組織,一個標誌上寫著“和平、善行、愛國”的年輕人社團和一所學校。他搬瞭些捐贈書籍進入校園。
“貝茲,你有沒有領薪水?”迴程時他問起。艾迪有個令人摸不著頭腦的習慣,就是思緒變換太快,前一分鍾嘻嘻哈哈,突然間就神情凝重態度嚴肅。我迴答有。
“我沒有,每天就是奉獻與捐獻。我本職是作傢,但是也挺愛演戲的,除瞭我老婆,我就最愛這兩件事。”艾迪寫瞭一本書,是詩集,書名叫做《他們的罪行是我的恥辱》(Their Sin Is My Shame)。艾迪是鬍圖族。
“很多人為屠殺幸存者寫書。”他解釋,“不過遲遲沒人為犯罪者發聲,為沒有殺人但因此染上汙點的人發聲。我們活在恥辱中。”
這番話很深刻,我想起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上課時也會給學生看一部名為《判決之後》(Beyond Conviction)的紀錄片,劇情講述三個犯罪受害者選擇與犯人對話。其中一位女子遭到吸食迷幻藥的兄長強暴,兩人會晤過程令人糾結。她逐步揭開心上瘡疤,哥哥也慚愧得忍不住啜泣,根本無法直視妹妹。最後,在妹妹請求下,他終於抬起頭。妹妹過去給他一個擁抱。我視綫被淚水模糊,畫麵上那難以想象的大和解太過震撼。妹妹說她已經原諒哥哥,隻有寬恕能夠治愈傷口,幫她好好活下去,而她希望哥哥能學著原諒自己。
我嚮學生提齣一個殘忍但沒有真正答案的問題: 如果必須選擇,你希望是這案子裏的哪一邊,被害者還是加害者?大傢直覺錶示,當然是加害者,誰願意被害?我追問,大傢真的確定嗎?願意一輩子背著那個十字架,永遠記得自己犯下令人作嘔的罪?
承認自己的罪,以餘生來背負,這非常沉重,也是自然存在的正義,不假人手的監獄。被害人經曆夢魘,但在夢魘中仍能肯定自己的良善;相較之下,有自覺的犯人要終生麵對恥辱。
我來盧旺達的時候也帶上瞭一本《判決之後》,以及許多關於被害者、加害者彼此交流的書籍,原本以為參訪監獄時能派上用場,卻決定下車以後全部送給艾迪。
給他們重生的機會
“你願意談談大屠殺嗎?”
今天與監獄參訪團體會晤,問題清單上,第一條就列著這個問題。其他包括: “為什麼參與?”“對於刑罰有何見解?”我很緊張,當然緊張,因為自己是個白人。盡管以前的工作接觸過監獄或年輕族群,但畢竟局限在美國。這裏是盧旺達,一個經曆種族屠殺曆史的國傢。
我抵達NAR組織辦公室時,學生們尚未露麵,櫃颱有位秘書叫格蕾絲,20歲,每周值班三天。我想和她聊聊天,但顯然YouTube比較有吸引力,還好我說齣關鍵詞。
“你是作傢啊。我也好想當作傢。”
很快就敲定瞭由她為我寫幾篇短文,一方麵她要練習英語寫作,另一方麵我請她談談自己的世代。
“這個世代?”她反問,幾秒鍾後反應過來,“喔,你是說大屠殺對不對?”格蕾絲的語氣像是沒當成一迴事: “我父母也死瞭。”
即使語氣如此平淡,那句話仍可謂擲地有聲。後來我從團體裏15個青年口中都得到同樣迴答,父母雙亡這幾個字不斷翻攪我的思緒。
開始自我介紹。有位NAR人員協助翻譯,但聽起來五個字變一個字,總覺得自己是不是錯過大半內容。我交代瞭自己在約翰·傑伊學院和“監獄直升班”項目的工作曆程,也提到每個月帶一批大學生進入監獄裏麵,與受刑人共處一室上課。這種學習交流活動對雙方都造成很大衝擊,受刑人開始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普通 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 [Incarceration Nations: A Journey to]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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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不錯的一本書,能夠引人深思
評分書籍印刷很不錯,內頁十分的清晰,孩子很喜歡,趕上京東活動,真的很不錯??。很贊!
評分挺不錯的!
評分囤點書看
評分評判一個國傢,不是看它如何對待最尊貴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樣對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評分很喜歡,書的質量不錯,一直在京東買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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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又購瞭一批書,傢裏沒什麼可放的地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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