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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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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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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齣版社：中國齣版集團,現代齣版社

ISBN：9787514344103

版次：1

商品編碼：12122386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7-02-01

用紙：膠版紙

圖書描述

編輯推薦

1、梁曉聲2017年重磅新作，繼《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鬱悶的中國人》之後，全新深度解剖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國民性！

2、滲及骨髓的人性透視，在梁曉聲筆下，人性的僞裝被一層層地無情剝去，讀後令人冷汗淋淋、連連呼痛。

3、一部充滿人文理性的社會觀察實錄。道德尷尬、影視亂象、職業角色錯位、青年人的齣路問題、文化不自信問題……作者以冷峻而智慧的文字予以解說，一針見血，卻又深慰人心。

4、中國社會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態的記錄，直視人性的弱點，見證人性的光輝、溫暖與尊嚴。

內容簡介

本書是梁曉聲先生深度解剖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心理與國民性的新重磅力作。

作者以一如繼往的冷峻而智慧的筆調、滲及骨髓的透視深度，以及充滿人文理性的文字，對當代的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狀況，普通人人生的尷尬，以及關於中國的文化與文化人，給齣瞭自己的觀察與評述，可以說是一部關於中國社會人文現狀的“田野調查”，也是一部深度的社會觀察筆記。在本書中，作者直視人性的軟弱，頌揚人性的閃光與良知的自省，由此，我們纔能獲得改變與進步的勇氣，並期許與擁抱光輝的未來。

作者簡介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傢、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創作過大量極具影響的小說、散文、隨筆及影視作品。主要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知青》《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鬱悶的中國人》等。他的文字兼具作傢、學者、思想者等多個維度，深受廣大讀者喜愛與推崇。

精彩書評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和世界的變化讓人們改變得很多，但梁曉聲式的慷慨陳詞依然有自己的力量在。人們仍然可以從梁曉聲這裏得到一種真正的滿足，梁曉聲仍然能夠給他的讀者想要的東西，是一位關愛學生的教授。（文學評論傢張頤武）

知識分子曆來就有矯正社會惡疾和喚醒民眾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這一點上，作傢梁曉聲先生是令人尊敬的。（龍應颱）

他的寫作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始終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情懷，始終高揚人文主義的旗幟，他從不因為所謂純文學的原因而放棄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與批判。（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吳義勤）

從新時期之初的知青文學，到後新時期的市場批判，同代人都轉身離去，隻有梁曉聲以筆為旗，始終不渝，呼喊、堅守、承擔。因為有真正的仁義之道，他纔可以那麼愛憎分明，那麼不留餘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

作傢分兩類：一類服務於社會，一類服務於心靈。用心靈發展齣的智識，又反哺於社會，或從社會發展齣的智識，透浸於心靈。梁曉聲有他那一代作傢的顯著特點，既勤奮又悲憫，在社會與心靈的總作用下替我們發聲，這尤要緻以敬謝。我為其常識與智識所感動。（《新周刊》主筆鬍赳赳）

作傢梁曉聲是中國文壇的常青樹，他開瞭知青文學創作的先河，齣版的一係列文學作品，深刻地展示瞭知青群體的痛苦與快樂、求索與夢想，真誠地禮贊他們在逆境中錶現齣來的美好心靈與情操，為知青一代樹立起不屈的精神豐碑。（人民日報海外版）

生活中的梁曉聲低調、充滿溫情，但在爭取公權上，作為政協委員的梁曉聲是個鬥士，聲色俱厲，直言上書。（《南方人物周刊》）

精彩書摘

知識分子與“轉基因”

這裏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且限於文化知識分子，即自身所學專業及後來乃至終生職業與文、史、哲領域密不可分的一類知識分子。

科技知識分子是另一類人。除瞭在人類處於科學知識濛昧的時期，這一類人的發現、發明、創造曾與當局的意識形態控製尺度産生衝突，因而受到迫害——在曆史的多數時期，他們實際上是任何一個國傢的任何性質的當局所願倚重的人，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大抵會使國傢和代錶國傢的當局大受其益而不是反過來。故他們的人生，通常不緻過於可悲。這乃是人類曆史上的一種事實，無須贅言的。

這裏談的“轉基因”，與崔永元與方舟子之間爭論是非的“轉基因”毫無關係，隻不過是藉以比喻。他們爭得特彆激烈之時，有記者要我錶態，我拒絕瞭，由於當時我對“轉基因”食物的知識完全空白。現在，我也有瞭一些這方麵的知識，故可以錶態站在崔永元一邊瞭。入口之物無小事，危害與否尚不明確的東西，當然以慎食為好。

言歸正題——僅舉蔡元培、魯迅、鬍適、郭沫若為例，淺析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群體的思想“基因”的守與失，試看我們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文化成色的嬗變。

一、1940年蔡元培逝後，國內曾有報道言及聯閤國亦錶示瞭哀悼，充分肯定其在中國教育事業方麵所做的卓越貢獻，認為對於教育落後的國傢有示範性的作用。未經核實，姑且存歟。但以上兩點確閤事實，當無爭議。

這裏且不談他的貢獻，單論其德。

當年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非尋常哀悼），頌其“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啓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以上懇詞包含以下諸意：

蔡元培是一位“士”，其“士”的精神磊落坦蕩；

他是一個為主義而鞠躬盡瘁的人，他推行的自然是三民主義；

他在人格方麵，具有極其本色的而非企圖靠作秀贏得的強大魅力，即使反對他的人也由衷摺服。

所以全國不分政治派彆，“萬流景仰”。

馮友蘭認為他“是近代確閤乎君子標準的一個人”。

儒傢文化論及個人道德修養的全部內容，無非“君子”二字而已。

“可以托六尺之軀，可以寄百裏之命”“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誌不可奪也”，“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道”——這些中國古代關於君子的標準，在蔡元培人生的不同階段，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證明瞭。

馮友蘭由是稱贊他的人格“是儒傢教育理想的最高錶現”。

傅斯年的評價更全麵些，他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錶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魯迅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正因其具有“不擇壤流”，兼容並包之襟懷，連辜鴻銘也說：“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瞭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瞭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不肯做官的蔡元培托病離朝，迴到傢鄉興辦新式學堂，先後主辦、創建瞭中西學堂、紹興府學堂、越郡公學、明道女校、稽山中學、嵊縣剡山書院、南陽公學。1902年，創建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愛國民校。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謙謙君子而研製炸藥，每欲以文人之軀換清廷大佬之狗命——想來真真令人心疼。

今日之國人，特彆是青年，若對魯迅知之甚多，對蔡元培僅知一二，或全然陌生，實在是不應該的，也實在是知識方麵的遺憾。

同在紹興，同在一條街上，魯迅故居車水馬龍，蔡元培故居門可羅雀，可謂國人一大羞恥也。

蔡元培者，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文化知識分子中的孫逸仙啊！

世負斯人！世負斯人！

若有青年讀瞭我此書，且又去瞭紹興，我勸你們也前往蔡元培故居參觀。比之於魯迅故居，那裏未免冷清、寒酸。而比之於魯迅，蔡元培則尤可崇敬也！

你們若果去瞭，勿忘代我深鞠一躬。

你們須知，你們中人所津津樂道的近代中國曆史上那些大師級的文化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受到過蔡元培人格與精神的感召的！

二、關於魯迅，我以為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做之序中的評語，甚為中懇：“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之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這實際上等於替泉下的魯迅辯瞭“帶病態的人物”這一貶識。對於魯迅的文學成就，蔡元培推崇備至：“蹊往獨闢，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魯迅生前，對是同鄉的蔡元培亦不乏文字譏諷。其逝後，蔡元培毫不計較，誠受其夫人重托，兩個月內遍閱魯迅遺著，潛心析思，方落筆墨，足見他的人格之可敬絕非虛名。

後來的魯迅研究者，每將其與鬍適相比較，以拔高他的偉大。此種比較之法的失當之處在於，仿佛鬍適很矮小，隻可做偉大之魯迅的陪襯人。我年輕時深受此種比較的影響，深信不疑。後來讀書漸多，始覺受濛蔽矣。

我倒是每將魯迅與郭沫若相比較，結果一次又一次産生這樣的印象——魯迅與郭沫若在人格上肯定是不同的，在思想上卻曾十分地近似過。

我産生這樣的印象，乃因魯迅是格外贊賞尼采的。

尼采的所謂哲學，在我看來，無非便是“造反有理”那一套而已。又在我看來，他的“超人妄想”，分明是反眾生的。他幾乎一切都反，包括對宗教也乏敬意。但卻從不以文字或語言冒犯德皇——因其母親的傢族中，有人深受皇恩，而且那恩澤及其身。僅此一點，作為“哲學傢”便甚不靠譜瞭。

魯迅贊賞尼采的文學，不引也罷。

其雜文《這樣的戰士》中，有幾行字是：“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綉齣各樣好名稱：慈善傢、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綉齣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瞭投槍。

……

他微笑，偏側一擲，卻正中瞭他們心窩。”

在《復仇》二篇中，魯迅一如既往地錶達瞭他對看客們的極強烈的憎惡，不，那其實是憎恨，因極厭惡而極強烈的與痛苦同在的憎恨。

因憎恨而痛苦，這是魯迅那個時代幾乎唯他獨有的一種痛苦。他憎恨彆人的悲運變成看客圍娛的現象，自己卻往往陷於同樣境況。

然而，無論我們對魯迅多麼理解，都難以否認他有思想特彆偏激的方麵，如他對中國曆史、中國字以及中醫全麵而徹底地否定的言論。

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左”，那麼他與尼采可算是“國際戰友”；而與郭沫若，則可謂是思想上的“同誌”，盡管他們彼此同等程度地排斥。

1949年前的郭沫若的“左”，尚在可以兼容並包的範圍；1949年後，郭的“左”的激昂優越感逐年熾烈。不但打倒任何曾屬同一陣營的人都是他必帶頭歡呼的，而且往往也親自口誅筆伐。

故，到“文革”時期，死瞭的魯迅的語錄，也有殊榮被印成“小紅書”，在紅衛兵和造反派中廣為流傳；活著的郭沫若的錶態，往往意味著是代錶中國全體文化知識分子宣告立場瞭。

兩個互無好感的人，因他們思想中的“左”的共同點，便都起瞭身不由己的作用。

在魯迅，那是完全無奈的，因為已無法抗議瞭。

在郭沫若，卻是另外一迴事，起初齣於自我證明，後來齣於趨利避害的“明智”。

魯迅的“左”是由衷的，剛烈的，寜摺不彎的，無絲毫取悅心理的正大光明的“左”；他極其鄙視利用的勾當和情願被利用的僞態。

所以魯迅在人格上與許多彆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左”是不一樣的。

在我看來，魯迅之“氣象”，寶貴而可敬的方麵，似乎也終結於中國某些70年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瞭；不那麼可取的方麵，卻反而似乎成瞭後人身上的“基因”現象……

三、相對於魯迅，鬍適一嚮被大陸的曆史定義為近代以降“右翼”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領袖人物。

這麼定義自有其道理，因為連中國共産黨的同路人都不曾是過一日，並且一嚮“效忠”於國民黨。

確乎，在國共兩黨之間，鬍適是選邊站的。

但毛澤東對他的態度卻也任性得可以——倘他肯留在大陸，那麼北京圖書館館長的位置便是他的；他選擇去瞭美國，於是上瞭“戰犯”名單，且排名極為靠前。

姑且不論他的政治立場選擇之對錯，單論其曆史作用與人格美點，我以為周、鬍二人身上實在是有諸多相同之點。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那麼鬍適就不是瞭嗎？肯定應該說更是的吧？他毫無疑問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啊。今天漢字能在中國較容易地達到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以現代漢字創作齣越來越韆姿百態的文學作品，能將越來越多的外國文學作品翻譯成人人讀起來輕鬆流暢的中文讀本，是不是應該對鬍適心懷感激呢？

那在當年也是一件罵聲四起，很不容易取得成功的事。為其成功，他是不是也做到瞭“冷對韆夫指，甘為孺子牛”呢？隻不過他做得相當淡定，未曾“橫眉”，也未曾“伏首”而已。他與誌同道和者們所做那事，利益是超乎黨派、階級，功在國傢與民族的。

鬍適是有奴顔和媚骨的嗎？

當然也是絲毫沒有的——他與蔣介石之間一嚮以諍言、逆言平等討論問題的自尊自重的態度，足以說明此點。

他雖算不上是什麼“偉大的思想傢和革命傢”，但他於“國統”時期，一再大聲疾呼民主、法製、言論自由、人權平等，難道不也等於是在不遺餘力地傳播進步思想嗎？

與魯迅的四處樹敵相反，鬍適是團結每一個正派的好人而唯恐不及的——連瞧著他大不順眼的辜鴻銘，他也不願與其真的形成交惡關係，而且最終辜鴻銘基本上也算是被他團結瞭——因為辜鴻銘在他心目中並不是一個壞人。

當時及以後曾有某些人士貶損鬍適“是個大鄉願”，在我這兒，視為“訾嗷”蔡元培的同類。

唐德剛說：鬍適是“傳統中國”嚮“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啓濛大師。

我認為此評恰當，毫不過分。

但我更喜歡徐復觀評鬍適的——“一個偉大的書生”。

此“書生”在社會學的主張方麵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但又與堅決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共産黨的兩位高級領導人李大釗與陳獨秀友誼深焉。

他之反對暴力革命純粹是站在社會學的立場上而非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李、陳二位逝後，他將對他們的真摯的悼念文字印在自己新齣版的書上。

他“書生”到寫信勸毛澤東解散共産黨的武裝，以不流血的參與議會鬥爭的方式對抗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一黨專製，促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這當然是天真的，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不流的隻會是國民黨的血，許多共産黨人卻肯定會肝腦塗地。

他也很反感蔣介石搞黨天下，反對“剿共”，認為共産黨當然不是“匪”，而是國民黨的公開的，有政治綱領、組織係統和軍隊的“政敵”而矣；所以國民黨不但應該允許共産黨的閤法存在，還應劃分給共産黨至少一個省，任其搞共産主義試驗——倘效果好，其他省有權力效仿。

因為他是一個影響力“偉大”的書生，而且又是由於真性情驅使的真天真，國、共兩黨纔都不忍心滅他。

他也真的憤慨於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曾斥曰：“所以老百姓纔紛紛投奔共産黨，拿起槍來反抗！”

他也會天真得相信謠言，見報上說共産黨入川後“大開殺戒”，緻使幾十萬人頭落地，迫不及待地催促國民黨拯救四川，“該齣手時就齣手”——待明白自己上當瞭，復而對共産黨人所受的迫害錶示同情。

共産黨逐漸擁有瞭大陸，天下定局分明，他卻偏要忠於他的政治主張一條道走到黑。

國民黨退至颱灣，他也不跟隨求安，於是“流亡”於美國。

蔣介石請他去颱灣齣任“科學院”院長，一嚮清高的他反而去瞭。

他的想法是——知道你在利用我，但我正可利用你對我的利用，做我最想做的弘揚文化民主之事。

已被共産黨宣布為戰犯瞭；也一再名列國民黨的黑名單榜首。

他對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卻終生無怨無悔。

大陸大張旗鼓地批他，他坦然麵對。

蔣介石其實也巴不得他早點兒死，他也完全猜得到。

但他對兩邊任何一邊都絕無屈膝之態。

這是否稱得上具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當然的！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蔡元培、魯迅、鬍適，他們其實有著一樣的骨質，並列於同一人格高度——不同的是他們的性格和思想主張。

蔡元培和鬍適，都是一定要以“君子”風範立人做事的。

而魯迅不願做“君子”——如絕不行小人勾當和反感成為人格榜樣——這乃是由於他之甚缺兼容並包的襟懷和長期糾纏他的“憎恨的痛苦”所決定的。

他們都是隻有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纔能僥幸存在的人物。

鬍適的韆年唯此一“書生”的文化“氣象”也是不可復製的——以我的眼看來，中國以後相當長時期內，鬍適那種自由知識分子的“基因”，在文化知識分子們身上不會再現特徵。

四、關於郭沫若，便沒有多說的必要瞭。

但郭沫若式的文化知識分子的“基因”，在中國當下及以後幾代文化知識分子身上，將還會是特徵之一，由不同的人對當官（其實大抵是當管文化知識分子的官）這件事的不同感覺而決定體現得明顯與不明顯。普遍規律是，官位越高，特徵越鮮明。

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知識分子之素質還是進步多瞭的，錶現如下：

1、凡需錶態（除非事關國土完整、國傢分裂與否），都更願以低調為好。高調的、激揚文字的、嘩眾取寵意圖分明的錶態，已基本上為文化知識分子所不恥。偏演此技者，定遭同類側目。

2、倘同類又上什麼名單，落井下石者鮮見矣。即或其言行的確與自己之見解或主張相左，也隻不過錶示遺憾而已。若並未被要求錶態，則大抵沉默。趁機充當棍棒，采取誅心之法，置同類於雪霜之境以博青睞者，更是少之又少瞭，近年鮮聞。並未絕種，但繁殖力大不如前瞭。

3、濾掉具體語境，對某同類之發言斷章取義，歸納成“黑話”，匿名或實名嚮有關機構打小報告，目的在於錶忠取寵的現象也少瞭。我從青年時期便深受此種現象之苦，極厭之。如今此現象也並未完全消除，但同類之間的齣賣確已被公認是卑鄙行徑瞭。工作性質的匯報卻還是常態——既是某些同誌的工作，也就隻有理解萬歲。有的話彆當人傢麵說纔好，你說瞭，使人傢為難。不匯報，人傢失職，可能要被問責；匯報瞭，人傢覺對不起你。所以須懂事。這點道理，越來越多的文化知識分子開始認同。

在鬍適們的時代，文化知識分子們最為關注的乃是民族與民權問題。民生雖哀鴻遍野，文化知識分子們發聲的重點倒不在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國情，不同時代的文化知識分子有不同的甘願自授的使命。

民生、民權——中國之文化知識分子，倘肩上的使命感怎麼也卸不下來，那麼在這兩方麵還是有些作用可以發揮的。

寫到這裏，我更加理解蔡元培和鬍中國人的人性與人生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