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教学案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主要内容和逻辑结构为蓝本,紧紧同绕各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各个章节的教学主题进行选材,通过先确立案例点,再按照从“案例”到“教学案例”再到“思政课教学案例”的编写思路,精心设计了60个核心教学案例,立意新颖,撷择精当,内容丰实。每篇案例都设置了“入选理由”、“案例呈现”、“思考讨论”和“教学提示”四个模块。
目录
内容导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核心教学案例
案例1 雅虎落幕:创造了一个时代,却落后了两个时代
案例2 李军:从漂泊的农民工到在校的博士生
案例3 李国桥:临床验证青蒿素有效的第一人
案例4 寻找“上帝粒子”
案例5 暗物质:隐形的大多数
案例6 计划生育政策的“前世今生”
案例7 中国农村改革: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
案例8 “滥用”“无知”之殇
案例9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案例10 石油为何卖出“白菜价”?
案例11 股市沉浮启示录
案例12 蜕变中的西方民主
案例13 入世15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被承认?
案例14 中国道路成就“中国方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核心教学案例
案例1 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梦想: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案例2 被毛泽东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
案例3 十八洞村:中国“精准扶贫”第一村
案例4 滚石上山:负增长下的辽宁经济
案例5 在希望的田野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鹊山模式”
案例6 深圳:转型创新不停步
案例7 全球织网:伊利引领民族企业“走出去”
案例8 从“腹地”到“高地”:重庆两江新区的华丽转身
案例9 网约车“合法化”:让出行回到市场主导模式
案例10 钢的城:河北钢企去产能的“痛与断”
案例11 格力电器:以自主创新树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杆
案例12 贵州大数据:一个落后省份“弯道取直”赶超的砝码
案例13 “网红”和网络直播:守住底线才有未来
案例14 泉林集团:造纸业的循环经济典范
案例15 习马会:手握“九”了,心就“近”了
案例16 亚投行:中国的“和”赢了美国的“斗”
案例17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绑住“任性的权力”
案例18 全面从严治党: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核心教学案例
案例1 赫德:执掌中国海关48年的英国人
案例2 叶名琛:唱着虚骄、懵懂的时代悲歌
案例3 “马车铁路”出炉记
案例4 摇晃的民国
案例5 南杨北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案例6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
案例7 两场漫长的跨国诉讼案
案例8 “最轰动的抵抗”
案例9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行:不一样的世界
案例10 闻一多的政治之路与血色归途
案例11 搅乱民国政坛的“美金公债舞弊案”
案例12 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转折
案例13 改变中国的36天
案例14 汶川:见证“中国力量”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核心教学案例
案例1 防范电信诈骗:大学新生“第一课”
案例2 “本科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半是学霸,一半是情怀
案例3 我感受到一种信仰的力量
案例4 生而为国:无机材料大师严东生
案例5 刘自鸿:“柔性显示”的造梦人
案例6 “白帽黑客”陈良:信息时代的“甘道夫”
案例7 想做一家比苹果还“辣”的公司
案例8 抬望航天梦 俯刻匠人心——记“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
案例9 习仲勋家风:没有财富,只留个好名声
案例10 聂树斌案:个案纠错能否树立制度样本?
案例11 校园贷疯狂来袭,你准备好了吗?
案例12 数字世界里的阴影:大学生“网络犯罪”面面观
案例13 “快播案”:“互联网+”必须先加上法治
案例14 为法者应为法治之表率——周世锋等颠覆国家政权案警示录
主要参考文献
大连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研究中心成果一览
后记
精彩书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教学案例》:
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15人,是全县有名“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和穷困村,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1978年秋天,安徽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全省受灾农田达6000多万亩,不少农户又开始准备出门讨饭。面对旱灾,安徽省委及时实施了具有对农村问题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借地度荒”: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鼓励社员在开荒地和“四旁”空闲地种粮种菜,收益一律归己并不计征购。这一重大政策的出台,为小岗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78年11月24日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在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集体经济“人民公社”体制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尽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坐牢,但穷极了的小岗农民已经顾不了太多,在一张皱巴巴的字据上,18位农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内容非常简单:“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由于当时气氛紧张,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契约”写得歪歪扭扭,而且还有错别字。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而在1979年,中央四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区面前,政治风险之下,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抉择,并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默许和支持。
小岗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震惊四邻。这一变化不仅结束了小岗村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当时,在凤阳流传着一首《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然而,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0年1月下旬,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安徽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状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大部分人对安徽的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业委员会的领导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办,“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这次会议之后,出现了对安徽推行包产到户的公开批判,给安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引起了省内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分歧。1980年3月,万里调中央工作后,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安徽又出现了一次全省范围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有的人叹息:包产到户导致农村“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正当全省围绕包产到户、大包干进行争论,很多人对生产责任制何去何从感到迷惘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对“大包干”责任制作了明确的肯定。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自此,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遍及安徽,风靡全国。1978年到1984年短短7年间,安徽粮食总产由148.25亿公斤增加到220.25亿公斤,增长48.6%;棉花总产由229.88万担增加到467.87万担,增长103.5%;油料总产由3.25亿公斤增加到9..7亿公斤,增长198.5%;麻、蔬菜、茶、蚕、果、肉、蛋、水产品等产量也都大幅度增长,长期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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