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是首部研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国家财政体制与财政结构转变的专著。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制度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转变。《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依托大量的档案、官书、政书、方志等相关史料,从农业型财政的固化、战争与旧体制崩溃、重建新体系、财政改革、收支结构演变、财政与社会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揭示了捐输、加派等传统财政措施的失效,厘金、洋税、海关等新兴工商税作为财政收入主体的确立,以及清政府财政理念从“量人为出”到“量出为入”的转变过程。《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资料宏富,论证严谨,可堪参用。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适合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对清代历史感兴趣的人士也可阅读使用。
作者简介
倪玉平,1975年生于湖北汉川,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7年)、美国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1-2012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客座研究员(2015年)。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财政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1644-1911(Bri11,2016)等著作。目前从事明清史、尤其是经济史的研究。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农业型财政的固化
一、清前期财政制度
二、嘉庆道光年间的财政收支
第二章 战争与旧体制崩溃
一、战争与财政
二、旧体制失效
第三章 重建新体系
一、失败的创新
二、另辟蹊径
第四章 财政改革
一、减赋运动
二、漕粮海运
三、盐政改革
第五章 收支结构演变
一、奏销体制破产
二、支出大增
三、财政收支
第六章 财政与社会
一、社会思潮
二、财政与吏治
结论
附录
一、咸丰同治时期户部银库收支表
二、咸丰同治时期常关税征收概况
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税收统计补正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清代财政史四种: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 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关差停止办铜以后,此项水脚仍旧存留下来,作为正额的一部分。据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有铜斤水脚的关为崇文门7692两有奇(遇闰为8536两有奇),天津关、临清关(户关)、扬州关、西新关各为7692两有奇,江海关2500两,浒墅关22442两有奇,淮安关15384两有奇,凤阳关10320两有奇,芜湖关18423两有奇,九江关18392两有奇,赣关5346两有奇,闽海关7000两,浙海关3750两有奇,北新关15384两有奇,太平关5846两有奇,以上合计163247两有奇。又粤海关的铜斤水脚则包括在正税银内。随着考核渐严,清廷规定各榷关不但有正额,还报解盈余,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定为三年比较,即以当年收数与前三年收数最多的年份比较,若有短绌,由关员赔补。乾隆以后,每年解部关税,正盈合计户关为400余万两,多时达到500余万两;工关为40万两左右。
最后是杂赋。王庆云称:“凡地丁之外取于民者,皆为杂赋。”但在实际的征收过程中,杂赋有较为确定的对象。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杂赋》记载,杂赋一般分四类:一是课,如各省芦课、茶课、金银矿课、铜铁锡铅矿课、水银朱砂雄黄矿课、鱼课等。二是租,如直隶省对旗地征收的旗租,各省对学田、公田和官田征收的地租等。三是税,如各省州县的田房契税、当税、牙税、落地牛马猪羊等税、牲畜税、烟酒税等。四是贡,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实物贡赋,如马贡、狐皮贡、贝母贡、蜡贡等。杂赋征收的方式和用途多种多样,有的定额包征,有的尽收尽解;有的专充兵饷,有的起运户部,也有的存留本省地方。
……
前言/序言
成丰、同治年间(简称“成同年间”,1851-1874年),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发生了自传统社会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动。成同年间既是清朝统治者起死回生的阶段,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发生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关键之战,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传统迥异的道路。但中国社会的真正转型,却发生在稍后的成丰、同治年间。在中西交锋及太平天国运动的交互作用下,旧有的各种制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无法应付当时的各种临时性需要,连之前的一些功能也逐渐消失,只能任由新鲜事物萌芽、发展和壮大。
就财政体制和财政结构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中国,也经历了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经晚清和民国,而后达到高潮。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同时也是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运动,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清代财政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旧有的财政体制基本失效,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命运,清廷从上到下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自救运动。为应付危机,清朝统治者被迫抛弃了“不加赋”的祖制,动用一切常规和非常规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搜刮银钱、拼凑军费。
大致而言,咸丰、同治年间的财政,是从中央到各省全面挽救财政困难的自救过程,也可以说是从捐输和铸造大钱等传统政策失败,到厘金、洋税等新兴商税大幅度增加和确立的过程。此消彼长,传统的农业型租税收支结构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扭转,原有的财政制度全面崩溃并开始了向以工商业财政税收为主体的转型。虽然对统治者而言,这种转型是被迫的、无奈的。
这一时期,传统的中央集权格局也受到挑战。中央与地方、省份与省份之间的部门利益矛盾变得明朗起来,不再遮遮掩掩。尤其是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分野,格外引入注目。面对战火纷扰及战后凋敝的困难,中央或是通过权力频频强行指派、摊征,或是通过哀求希图地方各省顾全大局、设法救济中央;但另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的各种实际困难又往往充耳不闻、敷衍了事。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奏疏,要求朝廷体贴民情、推行减赋,但私下里又拼命加征厘金,截留财源,以图自便。
相较清前期较为整齐划一的中央高度集权财政体制而言,咸丰、同治时期的中央财政权力显得极为分散和力不从心。清朝统治者通过准许各省督抚自筹饷需,地方督抚得以控制部分税源,以供练兵、平叛灭匪,从而把清朝的寿命延长了数十年,但却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危害,直接为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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