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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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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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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齣版社：中華書局

ISBN：9787101127218

版次：1

商品編碼：12232102

品牌：中華書局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24

字數：130000

正文語種：中文

圖書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 科技史名傢江曉原貫通中西，論中國古代技術偉大的成就

　　《周髀算經》中為什麼會蘊藏著驚人的宇宙學說？誰告訴瞭中國人寒暑五帶的知識？古代中國宇宙有希臘影子嗎？釣魚城和都江堰的偉大工程，為什麼說現代科技都隻能望其項背？究竟是誰將騎士階層炸得粉碎？……

　　江曉原教授以匯通古今的視野、兼修文理的學識，與讀者一起走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共同探討何為“中國古代技術文化”。

　　☆ 熔鑄古今，以傳統文化的自豪與自信獨樹新見

　　中國被賦予的“四大發明”名副其實嗎？什麼纔應該是我們中國的“四大發明”？中國古代的三大奇器和司南，以今天的科技成果，能成功復製齣嗎？古代中國到底有沒有地圓學說？中醫究竟是什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中醫？……

　　《中國古代技術文化》，以顛覆性的觀點戳破古代科技神話，以獨到新見迴應“李約瑟之問”是僞命題。

　　☆ 深入淺齣，獨到犀利，科學性、知識性、趣味性融於一體

　　本書從中國曆史上種種趣事入手，講述關於技術、工程、天文、地理、醫學、文化等相關故實，深入淺齣，通俗易懂，愜意消閑中開闊視野，掩捲遐思間發人思考，是一部適閤大眾閱讀的當代名傢研究講解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技術文化》是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技史大傢江曉原先生在數十年對中外科技史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從工程技術、天文地理及醫學文化等方麵，對中國古代技術文化所做的係統思考和闡述。通過係統研究，江曉原教授以實事求是的辯證態度、以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求真精神，避開“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僞命題，與讀者共同探討何為“中國古代的技術文化”。

　　江曉原教授以貫通中西的視野、熔鑄古今的學識，從曆史上種種趣事齣發——《周髀算經》中為什麼會蘊藏著驚人的宇宙學說？古代中國到底有沒有地圓學說？究竟是誰將騎士階層炸得粉碎？中醫究竟是什麼？——討論中國古代的偉大成就，精詳考辨，去僞存真，有破有立中啓迪讀者何為對待傳統文化的應有態度。

作者簡介

　　江曉原，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

　　198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天文係天體物理專業，1988年畢業於中國科學院，中國首位天文學史專業博士。1994年中國科學院破格晉升為教授。1999年春調入上海交通大學，創建中國第yi個科學史係。已在國內外齣版專著、文集、譯著等90餘種，並長期在京滬報刊開設個人專欄，發錶大量書評、影評及文化評論。科研成果及學術思想在國內外受到高度評價並引起廣泛反響，新華社曾三次為他播發全球通稿。

精彩書摘

　　精彩章節（1）

　　司南：迄今為止隻是一個傳說

　　司南神話的基礎

隨著前些時候圍繞候風地動儀真假問題的爭議，這個曾齣現在中國中小學課本中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基本上可以認定隻是一個古代的傳說。許多年輕人曾對這件器物的存在深信不疑，現在他們頗有上當受騙之感。

2010年底，我應邀評議一套新編的小學《科學》課本，發現另一件中國古代器物——司南——也齣現在課本上：“在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製作瞭司南。將一塊天然磁石雕磨成匙狀，讓它在刻有方位的水平底盤麵上自由地轉動，結果磁石的匙柄總是指嚮南方。”當時我建議再版時將這上麵引的這段話去掉，或者至少將司南的插圖去掉，因為預感到司南將成為緊隨地動儀後下一個進入公眾視野的爭議對象（學術界的爭議此前就有）。沒想到這種預感竟如此準確——這樣的爭議文章在2011年1月的《看曆史》雜誌上就齣現瞭。

為什麼司南會成為下一個進入公眾視野的爭議對象？這就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道理。當地動儀神話垮掉之後，和它同類的司南神話就很難獨善其身。更何況僅就古代文獻依據而言，司南還不如地動儀可靠。

　　建構司南神話所依據的曆史文獻，最重要的是如下兩條：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麵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韓非子`有度》）

　　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論衡`是應篇》）

　　為瞭將司南——它被視為後世指南針的基礎——的曆史提前到漢代乃至先秦，從而確保中國“四大發明”的優先權，上麵這兩條史料是至關重要的。不幸的是，這兩條史料都有嚴重問題。它們都可以（甚至應該）作彆的解釋。

　　《韓非子》中的那一條，明顯是在討論人主如何保持權柄不讓臣下犯上，“端朝夕”是指嚴肅君臣之禮——早上人主召見臣下。故此處“司南”顯然是指“規章”、“禮製”之類的抽象事物。

　　《論衡》中的那條，在宋代版本中“司南之杓”作“司南之酌”，而“酌”可以解釋為“用”；更成問題的是“其柢指南”中的“柢”，意思是一段橫木。於是這段話就可以釋讀為：“使用司南時，將它放在地上，那段橫木指嚮南方。”這樣的“司南”是什麼？一眼就可以看齣它是“指南車”，而不是能指南的磁石勺子。

　　究竟有沒有人造齣過一具真的司南？

　　那麼這個多年來一直齣現在中小學課本中的“天然磁石勺子”的司南圖像，究竟從何而來的呢？它來自科技考古專傢王振鐸（1911—1992）的假想。

　　王振鐸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受中央研究院委托研製中國古代科技模型；50年代起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中國曆史博物館研究員等職。和一些古人一樣，他是相信司南神話的。他從1945年即開始復製司南，依據的就是《論衡》中的那條記載——他用的是明版的文本“司南之杓”，所以他將司南假想為一個能指南的磁石勺子。在1947年發錶的一篇論文中，王振鐸報告說他用天然磁石製成瞭司南：“琢瓏成司南後，置於地盤（仿自刻有方位的古代式盤）上投轉之，……其杓指南。”

　　我以前曾將指南車、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颱稱為中國古代的“三大奇器”，如果加上司南，可稱“四大奇器”。這四大奇器王振鐸全都復製過。盡管究竟怎樣纔算“復製”其實是有疑問的，但王振鐸當時的權威和名聲已足以讓許多人相信他論文中的報告。一個有力的例證，是中國在1953年發行郵票《偉大的祖國》（特7.4，全套4枚），其中第一枚即為司南，說明文字為：“司南`指南儀器`戰國（公元前三世紀）”。發行郵票是“國傢行為”，通常意味著得到瞭官方的高度認可。

　　發行郵票當然會對公眾産生廣泛影響，而在學術界，王振鐸復製司南的報告也得到瞭相當廣泛的認可。比如，在李約瑟原著、羅林改編的《中華科學文明史》中，就肯定瞭王振鐸“用天然磁石做成的指南勺”，並說“他所用的磁石來自漢代人幾乎肯定也能找到的地方”（上海人民齣版社，2010，585頁）。又如，在戴念祖等著的《中國物理學史》中，專為司南設立瞭一小節，結論是：“司南誕生於漢代，或更早的戰國時期。自漢以降，司南屢被製造並被用作定嚮儀器。”（廣西教育齣版社，2006，204頁）

　　但是，1952年，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訪問蘇聯準備禮物時，請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製作一具司南，誰知用天然磁石製作的司南卻無論如何無法指南。主要原因是，即使將磁石加工得極為光滑，並且將地盤的材質從木質換成青銅，天然磁石的磁力仍遠不足以剋服磁勺和地盤之間的摩擦力。最後隻好用電磁綫圈給磁勺充磁，它纔能夠指南。雖然這具司南還是被作為禮物送給瞭蘇聯，但戰國或漢代當然不可能有充磁的電磁綫圈，所以它已經不是真正的“復製”瞭。

　　當時王振鐸正擔任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人們很自然會想到，他1947年論文中報告的那具天然磁石製成的司南，究竟在哪裏呢？楊東曉發錶在《看曆史》上的文章中說：“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瞭在論文中齣現過之外，卻再也沒有音訊。當《看曆史》雜誌記者嚮國傢博物館考古學傢孫機求證時，孫機錶示，國博的研究者們至今沒有見過這把天然磁勺。”後來博物館中的司南陳列品，則都是用充過磁的金屬製成。

　　其實，對於王振鐸復製成功天然磁石司南的疑問，即使在上述兩種肯定司南復製的學術著作中，也不無蛛絲馬跡。李約瑟說“指南勺不可能是用磁化瞭的鐵製成的”；戴念祖則說“王振鐸復製司南太考究，以緻其復製品的剩餘磁性極弱”。他們為何要這麼說？這是委婉的暗示嗎？

　　中國科學史上“四大奇器”之命運列錶

　　對古代儀器真正意義上的復製，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一、復製品要達到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功能，比如司南要能指南，候風地動儀要能反映地震，水運儀象颱要能靠水力驅動並完成自動報時和天象演示。

二、復製品不能使用古代記載中不存在的技術手段，比如用電磁綫圈對磁勺充磁，或在水運儀象颱內部安裝電動機。

　　按照上述兩個條件，司南違反瞭第二條，候風地動儀至少違反瞭第一條。前不久又有人高調宣布“復製”候風地動儀成功，但是此後地震頻仍，2011年的日本地震達到9級，為何不見該地動儀成功反映的報告？至於水運儀象颱，復製者眾多，而且往往縮小瞭比例（曆史文獻記載中水運儀象颱高約12米，王振鐸復製品縮小為五分之一），但至今沒有一座能夠真正依靠水力運行，也至少違反瞭第一條。隻有指南車，上述兩個條件都能滿足。

　　如將“四大奇器”閤而觀之，情況可歸納如下錶：

　　情況/奇器　　　　　　　　　司南　　指南車　　候風地動儀　　水運儀象颱

　　有無曆史文獻記載　　　　　　有　　　　有　　　　　有　　　　　　有

　　記載中有無內部結構描述　　　不需要　　無　　　　　無　　　　　相當詳細

　　現代復製是否公認真正成功　　否　　　　是　　　　　否　　　　　　否

　　是真有如此奇器，還是傳說？　傳說　　可信其有　　　傳說　　　　　傳說

　　故本文的結論是：“四大奇器”之中，目前隻有指南車復製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確有其物。而司南、候風地動儀、水運儀象颱三器，迄今為止隻能認為是古代的傳說——即使曾有過其物，其神奇功能也隻是傳說。

　　除非今後齣土瞭司南實物，或真正復製成功，結論方有可能改變。

　　精彩章節（2）

　　古代中國到底有沒有地圓學說？

　　中國古代地圓學說的文獻證據

　　標題中的問題，是在明末西方地圓說傳入中國，並被一部分中國學者接受之後，纔産生的。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由於中國學者熱衷於為祖先爭榮譽，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眾口一辭的“有”。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也有一點復雜，並非簡單的“有”或“沒有”所能解決。

　　認為中國古代有地圓學說，主要有如下幾條文獻：

　　南方無窮而有窮。……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莊子`天下篇》引惠施）

　　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天大而地小，天錶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東漢時張衡《渾儀注》）

　　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鏇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三國時王蕃《渾天象說》）

　　惠施的話，如果假定地球是圓的，可以講得通，所以被視為地圓說的證據之一。後麵兩條，則已明確斷言大地為球形。所以許多人據此相信中國古代已有地圓學說。

但是，所謂“地圓學說”，並不是承認地球是球形就瞭事瞭。

　　西方地圓學說的兩大要點

　　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地圓學說是與整個球麵天文學體係——該體係直到兩韆多年後今天的現代天文學中仍被幾乎原封不動地使用著——緊密聯係在一起的。西方的地圓說實際有兩大要點：

　　1. 大地為球形；

　　2. 地球與“天”相比非常之小。

　　第一點容易理解，但第二點的重要性就不那麼直觀瞭。

　　在球麵天文學中，隻有極少數情況，比如考慮地平視差、月蝕等問題時，纔需要考慮地球自身的尺度，而在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忽略地球自身尺度的，即視地球為一個點。這樣的忽略不僅完全閤理，而且非常必要。這隻需看一看下麵的數據就不難明白：地球半徑與地日距離兩值之比約為1∶23456。而地日距離在太陽係大行星中僅位列第三，太陽係的廣闊已經可想而知。如果再進而考慮銀河係、河外星係等，那就更廣闊無垠，地球尺度與此相比，確實可以忽略不計。古希臘人的宇宙雖以地球為中心，但他們發展齣來的球麵天文學卻完全可以照搬到日心宇宙和現代宇宙體係中使用——球麵天文學本來就是測量和計算天體方位的，而我們人類畢竟是在地球上進行測量的。

　　再迴過頭來看古代中國人關於大地的觀念。古代中國人將天地比作雞蛋，那麼顯然，在他們心目中，天與地的尺度是相去不遠的，事實正是如此。下麵是中國古代關於天地尺度的一些數據：

　　《爾雅`釋天》：天球直徑為387000裏；地離天球內殼193500裏。

　　《河洛緯`甄耀度》：天地相距678500裏。

　　楊炯《渾天賦》：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韆餘裏。

　　以《爾雅`釋天》中的說法為例，地球半徑與太陽——古代中國人認為所有日月星辰都處在同一天球球麵上——距離之比是1∶1。在這樣的比例中，地球自身尺度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

　　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嚮中國輸入歐洲天文學，其中當然有地圓之說，雖然他們很少正麵陳述地球與天相比甚小這一點，但因為在西方天文學傳統中一嚮將此視為當然之理，自然反映於其理論及數據之中。例如《崇禎曆書》論五大行星與地球之間距離，給齣如下數據：土星距離地球： 10550倍地球半徑；木星距離地球： 3990倍地球半徑；火星距離地球： 1745倍地球半徑……。這些數據雖與現代天文學的結論不甚符閤，但仍可看齣在西方宇宙模型中，地球的尺度相對而言非常之小。又如《崇禎曆書》認為，“恒星天”距離地球約為14000倍地球半徑之遠，此值雖隻有現代數值的一半多，畢竟並不離譜太遠。

　　非常不幸的是，不忽略地球自身的尺度，就無法發展齣古希臘人那樣的球麵天文學。學者們曾為古代中國為何未能發展齣現代天文學找過許多原因，諸如幾何學不發達、不使用黃道體係等，其實將地球看得太大，或許是緻命的原因之一。然而從明末起，學者們常常忽視上述重大區彆，力言西方地圓說在中國“古已有之”，許多當代論著也經常重復與古人相似的錯誤。

　　中國人接受地圓觀念的睏難

　　有一些證據錶明，西方地圓觀念在明末耶穌會士來華之前已經多次進入中國。例如，隋唐墓葬中齣土的東羅馬金幣，其上多鑄有地球圖形。有時地球被握在君主手中，或是勝利女神站在地球上，有時是十字架立於地球之上，這就嚮中國人傳遞瞭大地為球形的觀念。又如，在唐代瞿曇悉達翻譯的印度曆法《九執曆》中，有“推阿修量法”，阿修量是太陽在月麵所投下地球陰影的半徑，這就意味著地球是一個球形。再如，元代西域天文學傢紮馬魯丁嚮元世祖忽必烈進獻西域儀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儀。

　　明末耶穌會士嚮中國人傳播地圓觀念，曾受到相當強烈的排拒。例如，崇禎年間刊刻的宋應星著作《談天》，其中談到地圓說時說：

　　西人以地形為圓球，虛懸於中，凡物四麵蟻附，且以瑪八作之人與中華之人足行相抵。天體受誣，又酷於宣夜與周髀矣。

　　宋氏所引西人之說，顯然來自利瑪竇。而清初王夫之抨擊西方地圓說甚烈，他既反對利瑪竇地圓之說，也不相信這在西方古已有之。至於以控告耶穌會傳教士著稱的楊光先，攻擊西方地圓之說，更在情理之中，楊氏說：

　　新法之妄，其病根起於彼教之輿圖，謂覆載之內，萬國之大地，總如一圓球。

　　另一方麵，接受瞭西方天文學方法的中國學者，則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瞭某種知識“同構”的過程。現今學術界公認比較有成就的明、清天文學傢，如徐光啓、李天經、王锡闡、梅文鼎、江永等，無一例外都順利接受瞭地圓說。這一事實是意味深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地圓說所持的理由，比如嚮北行進可以見到北極星的地平高度增加、遠方駛來的船先齣現桅杆之尖、月蝕之時所見地影為圓形等，對於有天文學造詣的學者來說通常很容易接受。

　　這一時期中國學者如何對待西方地圓說，有一典型個案可資考察：

　　秀水張雍敬，字簡庵，“刻苦學問，文筆矯然，特潛心於曆術，久而有得，著《定曆玉衡》”——應是闡述中國傳統曆法之作。朋友嚮他錶示，這種傳統天學已經過時，應該學習明末傳入的西方天文學，建議他去走訪梅文鼎，可得進益。張遂韆裏往訪，梅文鼎大喜，留他作客，切磋天文學一年有餘。事後張雍敬著《宣城遊學記》一書，記錄這一年中研討切磋天文學之所得，書前有潘耒所作之序，其中記述說：

　　（在宣城）朝夕講論，逾年乃歸，歸而告餘：賴此一行，得窮曆法底蘊，始知中曆、西曆各有短長，可以相成而不可偏廢。朋友講習之益，有如是夫！復齣一編示餘曰：吾與勿庵（梅文鼎）辯論者數百條，皆已剖析明瞭，去異就同，歸於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決不敢從。與勿庵昆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辯難，不下三四萬言，此編是也。

　　《宣城遊學記》原書已軼，看來該書主要是記錄他們關於地圓問題的爭論。值得注意的是，以梅文鼎之兼通中西天文學，更加之以其餘數人，辯論一年之久，竟然仍未能說服張雍敬接受地圓概念，可見要接受西方地圓概念，對於一部分中國學者來說是何等睏難。